文/谭桂林
聂茂历时12年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王船山》最近由团结出版社出版了，这在湖南文学史上将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我认真拜读了相关新闻和评论，也看到一些专家学者、包括作家们对聂茂这部作品的评价，好评如潮，可以说是一个恰如其分的形容。尤其是唐浩明先生在新书发布座谈会的评价，赞扬这部小说充满人文情怀和思想洞见，对王船山心灵世界的理解很深刻。能够得到这样一个在当代历史小说创作方面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家的高度评价，可见小说之精彩非凡。
（2025年4月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以《历史小说的文学品格》为题刊发本文，略有删减。）
之所以将聂茂《王船山》的写作视为湖南当代文学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首先是因为这部小说有力地弘扬了新文学致敬乡贤的文化传统。这种弘扬，一方面表现在用小说来展现地方文化，或者说非正统的文化，来增强民族文化的根基和创造力，另一方面，也表现在对湖南文学传统的赓续与拓进。湖南文学传统中，有乡土写作的维度，也有历史写作的维度，这两个维度在全国当代文学界，应该说都有它高端、前沿的地位。作为乡土小说，从《边城》到《山乡巨变》、再到“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芙蓉镇》，可以说都是百年来乡土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贡献。而在历史写作方面，从改革开放初期任光椿的戊戌变法史书写，再到唐浩明《曾国藩》等湘军史书写的横空出世，几代人共同建构起了湖南历史写作的史诗式、纪念碑式、生活百科全书式的传统。比较而言，谭嗣同也好，曾国藩也好，他们都是近代人物，生活背景与精神背景都比较清晰。历史人物的书写越往上走，时代背景就越模糊，生活细节甚至精神动向对作者而言也就越加陌生，需要的学识和想象力也更重要。《王船山》的背景是在明清之间，所以从文献整理、日常想象到人物构型，应该说这种写作的难度更大。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梁启超在梳理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时指出，船山的思想虽然经过曾国藩他们的整理已经复活，但光是整理的复活还不够，真正的复活是精神的符合，而“精神的符合只怕还在今日之后”。梁启超的这一断语已是百年前的事情了，百年之后，王船山的精神复活不仅表现在湖南学者对于王船山学问的研究，而且也应该表现在用文学手段来塑造王船山的形象，来揭示王船山的精神世界。聂茂的《王船山》的出版无疑正好印证了梁启超在百年前所做的预言。通过形象书写复活王船山的精神世界，既是当代历史小说发展的必然，也是民族复兴伟业的时代需要。
怎么写历史小说？百年来的文学史争议不断。从现代文学的传统来看，有新编演义、博考文献据实求真两大类，总体来说，《王船山》属于后者。但是，历史的叙事不应该简单地局限在解释文献和确定文献的真伪，以及表现价值方面。历史叙事要确定文献的内涵和制订文献，正如福柯所言，要依靠作家的知识素养和理性认知，使历史由文献这样一种无生气的材料，重新获得对自己的过去事情的新鲜感，用我们现在常说的话，就是用自己的思想去照亮历史原始的资料。《王船山》在这方面有其擅长之处。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思考，因为聂茂所写的这部作品的时代背景应该是明亡清兴的大时代。明清叙事，一百多年来是非常繁荣的，尤其是清王朝的宫廷叙事和明末题材小说都达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巅峰，因为明清鼎革之际，社会矛盾和文化纠葛非常尖锐而复杂。这样一种大时代，和当下中国社会的大变革、大转型有很多脉息呼应之处。所以在这样一个大时代中，这部小说的主题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启示：大时代中的个人如何选择？
王船山是岳麓书院的学生，对岳麓书院发扬光大者张载非常崇敬。张载曾经有过所谓的“横渠四句”，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儒家知识分子毕生所追崇的信仰。在明清鼎革的大时代中，王船山曾经试图要“为万世开太平”，要“为生民立命”，但后来他发现“事不可为”。许多王船山传记里都曾经记载过这一点。既然“事不可为”，那怎么办？儒家知识分子往往就选择“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在异族入侵的特定历史环境中，儒家知识分子首先面对的就是一种文化的灭绝感。后来曾国藩湘军的兴起，与其说是救一个王朝，不如说是救一种文化，因为太平天国把天主教文化和中国文化融合起来，这对传统的儒家文化完全是一种抑制的作用。王船山知道“事不可为”，退隐著书，他对儒家文化超绝的集大成式的发扬，也是一种文化拯救，具有悲壮性与崇高性。王船山的学术贡献，近一百多年来已有很深的研究，这是众所周知的，所以，这种贡献虽然在小说里面是略写，但它是叙事发展的终点，也是王船山这个人物性格走向的趋势。王船山的人生抉择，展现了从立功到立言、从为生民立命到为往圣继绝学的儒家人格发展的全过程。
当然，除了塑造了一个真正悲壮性的儒家知识分子之外，这部小说也赓续了中国新文学的启蒙精神。当代历史小说的写作，风格与笔触各有特点。例如唐浩明的《曾国藩》，比较擅长写官场文化、政治文化，而聂茂的《王船山》则重点在于写文化之力，写民性之恶，文化之力是正写，而民性之恶是反思。乱世之中同胞之间的互相残杀，以及张献忠这些农民起义军在杀戮方面的残忍，小说中都有深刻的描写。鲁迅曾经在他的杂文里批判过张献忠的残暴与酷虐，在这方面，《王船山》与鲁迅的批判颇有相通之处，《王船山》在对张献忠农民起义军的描写方面，既突破了过去的成见，也把握了历史分寸，体现出了新文学国民批判性的精神特征。
梁启超曾经说过，明末有一场大公案在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说特说，这就是欧洲历算学的输入。它完成了历法改革的业绩，而且中外学者合译书籍不下百种。梁启超甚至认为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小说《王船山》也写到历算法改革的几个人物的遭遇，在乱世的描写中，小说以这样的世界交往作为一个时代特点的界定，这是小说眼光具有世界格局的体现。但我觉得小说稍微有点不足的也恰恰是在这个地方。因为梁启超曾经说过，在这个时间点上，以历算学作为一个重要的标志，这是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接触最为典型的一次。这两个知识线的交集造成了一种新环境，不管是生活空间还是学术空间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小说写到了明末清初这么一个世界格局特点，但有点遗憾的是没有真正地铺开。因为这样一个大的格局，同时也是文化交融错杂最典型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学界所谓中国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所以如果能够通过这个历史事件的描写，在小说整体的生活氛围和人物交往的氛围里体现出明末时期资本主义的萌芽，体现出中西文化、满汉文化在社会中的融合交汇，这样就更加可能在更高的层面上提升这篇小说的文化意义。
聂茂是一位很勤奋的学者型作家，也可以说是一位作家型的学者。他的学术著作、小说、诗歌都很好，我关注过，他也给我寄过，我看到以后都感到很高兴。但是收到这部著作，我不仅仅是高兴，而且有点震惊。他锲而不舍，抱着“功成在我”的气概，完成了这样一部煌煌大著，这是非常值得欣喜的。不仅为他欣喜，也为湖南的文学创作感到欣喜。《王船山》这部小说出来之后，以后无论是谁来写湖南的当代文学史，不管写得多厚，一两万字还是二三十万字，这部小说肯定都会占有一席之地的。
（作者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博士生导师）
编辑：徐珂
二审：唐天喜
三审：邓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