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全兴摄于甘肃省陇西县。
在奔小康的路上，一些人正在为贫困所困扰，尤其是欠发达的西部地区，还有许许多多尚未脱离贫困的母亲。她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为家庭的生计而奔波劳累，她们忍受着贫困、疾病以及自然灾害的侵袭，承受着难以想象的生活重负。
3月下旬，记者来到三峡库区，走进黄土高原，寻访那些仍在贫困线上苦苦支撑的母亲们。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贫困已不仅仅是物质上的绝对贫困，更有因疾病而带来的沉重的债务负担。
面对贫困和疾病，贫困母亲们无能为力，只有默默承受。
周世琼，重庆市忠县涂井乡龙潭村二组村民，今年45岁，一家种有7分水田，6分旱地。为供儿子上学，周世琼和丈夫敖明忠2005年双双去深圳打工，在公园搞绿化，挣得虽然不多，但一月下来，也有2000多元的收入，敖明忠还有修钟表的手艺。两年前，儿子考上山东大学，一家人本来和和美美。可天有不测风云，2008年10月，丈夫敖明忠突发脑溢血，周世琼向亲戚朋友借了10多万元治病，总算保住了丈夫的性命。但丈夫从此一病不起。两个多月后，公公去世了，又借了不少钱。丈夫卧床不起，儿子上大学，加上巨额债务，全家的重担一下子全部压在了周世琼一个人身上。在周世琼家采访，时不时会传来敖明忠在床上的哭吼声。周世琼说，他神志有时清醒，有时就像呆子一样，更麻烦的就是他肢体功能全部丧失，不能下地，生活不能自理。现在已到了春耕时节，她一个女人家根本干不了重体力农活，家里就连买肥料的钱也没有。由于没有一点生活来源，儿子上学的生活费一分钱也给不了。说着说着，周世琼伤心地哭了起来。
在东溪镇天堑村五组，记者采访了44岁的康和兰。康和兰一家有1.2亩水田，三四分旱地，但一家三口人人有病，都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丈夫曾光荣患有肝炎、贫血、痔疮等病，长年吃药，不能干重体力活；康和兰自己又得了乳腺癌，做手术借了2万多元。19岁的儿子曾海军，读小学时，视力突然下降，因为家庭困难，没有及时医治，视力越来越差，连小学也没读完。出去打工，不是把碗盘打碎，就是把其他什么搞坏，多次被辞退，后来再也找不到工作。家里除了堆有一些农产品外，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和家用电器。
景亚丽，甘肃通渭县马营镇东关村大城社农民，2001年2月结婚，生有两个女孩。2005年9月7日，一场无情的车祸夺去了丈夫年轻的生命。当时年仅27岁的景亚丽，面对的是两个年幼的女儿和年迈的公婆以及两个上大学的妹妹、一个读高中的弟弟。有人劝她趁早改嫁，但她没有这样做，依然照顾着老人，养育着孩子，尽力供弟妹们读书。屋里屋外全靠她一个人把持。生活的重担，精神的压力，她都全部承担。在街坊邻居的眼里，她是一个女强人，但景亚丽偷偷流了多少眼泪，又有谁能知道呢？
由于天气和交通的原因，记者所到还都是交通稍微方便的地方。当地同志对记者说，在大山深处，比周世琼、康和兰、景亚丽更为贫困的母亲还有很多很多。而据有关方面提供的数据，目前我国低收入线以下扶贫对象4320万人，绝对贫困人口1479万人，其中贫困母亲数量900多万人。这只是数字上的表述，她们的生存环境与贫困状况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李秉菊、彭玉华是幸运的。“幸福工程”改变了她们的命运，让她们走上了致富路和幸福路，并成为当地脱贫致富的带头人。
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打柴沟镇大庄村李秉菊是独生子女领证户，儿子患紫癜性肾炎，为给儿子治病，欠债4万多元，家庭生活十分艰难。最困难的时候她都想让孩子辍学了，但又不忍心。懂事的儿子知道家里没钱治病，自己就把输液管拔了下来，回想起当时几乎走投无路的窘境，李秉菊不禁垂泪。
2007年，李秉菊受助于“幸福工程”，拿到了3000元救助款，县里又投入了一部分资金，她与丈夫一起搭建了蔬菜大棚，在“幸福工程”聘请的专业种植技术人员的培训和帮助下，李秉菊在短短的一年内有了1.2万元的收益。如今这位勤劳的母亲一脸微笑地告诉我们：“现在看病的钱有了，孩子上学的钱也有了。儿子说他一定要好好学习，以后要当一名医生，为贫困的人们治病。谢谢"幸福工程"对我们的帮助。不管多苦多累，我都要让孩子继续上学，这是我作为一个母亲的心愿和责任。”随同采访的甘肃省计生协会的同志感慨地说：“"幸福工程"救助的不仅仅是一个母亲，更是一个家庭，乃至后代子孙，对一个家庭走上幸福之路有深远的意义。”
重庆市忠县官坝镇关心村五组彭玉华，今年45岁，27岁与丈夫结婚时，只有父母分给的一间房屋，100多斤大米和一口锅，几个碗，再有就是承包的2亩多田地。这就是彭玉华起初的两口之家。女儿出生后，日子过得更加紧巴、寒酸，夫妻俩常因一些小事吵得不可开交。脱贫致富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愿望。2004年，彭玉华有幸成为忠县第一批得到“幸福工程”救助的贫困母亲。在签订“幸福工程”妇女发展项目合同后，彭玉华根据家庭情况和当时的市场需求，利用“幸福工程”救助的2.5万元资金，建起了12间猪舍，购买了2头母猪，60多头仔猪，还购买了1台粉碎机和2000多斤饲料。3个月后就初显效益，卖猪获利2000多元。这让彭玉华两口子看到了更大的希望。通过他们的努力，几年来，他们共出栏肥猪、仔猪100多头，收入近20万元。合同到期后，彭玉华如数交还了2.5万元救助款。现在，彭玉华家建起了一幢三层楼房，家里电视、电话、冰箱、电饭锅等家用电器一应俱全，还在家里办起了一个小型超市，基本过上了小康生活。谈起短短几年家里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彭玉华感慨地说：我们独生女家庭能迅速致富，全靠党和政府支持，我要感谢党的政策好，是“幸福工程”给了我胆量，给了我希望，使我走上了致富路。
彭玉华致富后不忘众乡亲，还帮助一些不算富裕的独生子女家庭，免费提供资金、技术，几年间，共赊销仔猪20多头，无偿送仔猪11头。彭玉华，一个曾经在贫困线上挣扎的母亲如今已成长为有一定觉悟的妇女干部，她得到了群众的赞誉和信任，被选为村委会委员和村计生协会理事、秘书长。
86%的贫困母亲希望“幸福工程”加大资助额度或延长资助时间；22%的贫困母亲希望扩大资助范围。
贫困面积大，资金规模小，严重制约“幸福工程”的发展
“幸福工程”是由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于1995年开始组织实施、以救助贫困母亲为主题的公益行动，其救助模式是：小额资助、直接到人、滚动运作、劳动致富。
14年来，“幸福工程”在全国417个县（市、区）设立了项目点，累计投入资金5.8亿元，救助贫困母亲家庭20.7万户，惠及人口95万人。照此计算，每个贫困母亲家庭平均救助额只有2800元，14年累计救助率只有2.3%。李秉菊、彭玉华们是幸运的，而渴望幸运降临的贫困母亲还有很多很多。
据了解，在14年累计投入的5.8亿元资金中，“幸福工程”全国组委会的本级投入1亿多元，其余为“幸福工程”省级组委会及相关投入。由于筹集的资金有限，导致救助规模不大，与贫困母亲的需求还有很大的差距。据清华大学NGO研究所2002年对“幸福工程”项目的评估报告显示，当问及贫困母亲“您对"幸福工程"有何意见或建议”时，有86%的贫困母亲希望“幸福工程”能够加大资助额度或延长资助时间；有22%的贫困母亲希望扩大资助范围，让更多的人得到救助。
这一结果表明，大多数群众已不满足于1000—3000元的资助额度和一年的救助期限，一些贫困母亲认为当前一户家庭依靠1000—3000元的救助较难脱贫，更谈不上致富，只能解决临时困难。救助结束后，仍有可能返贫。
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计生局包真英局长告诉记者，目前主要困难是资金量太少，天祝县平均每户贫困母亲拿到的项目资金是3000至5000元，但建一个温室大棚就要1万多元，单凭这点钱远远不够。项目实施中，当地政府大力支持，投入配套资金，才使得“幸福工程”项目得以顺利实施。“"幸福工程"只有扩大资金量，才能真正发挥效益。”包局长期望地说。
因此，在亟待增加救助善款规模、加大救助力度的同时，还需要创新救助模式。忠县老县委书记、计生协会会长黄登银对记者说，要把救助贫困母亲融入到地方经济发展、产业布局和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规划中去实施。这样，才能一方面降低资金风险，保证救助善款安全回笼，持续滚动运作；另一方面还能让受助贫困母亲快脱贫，能致富，不返贫。
“面临那么多的贫困母亲需要救助，而受助者又希望加大资金额度，这是一个两难情况，我们只能在相对提高资金额的同时救助更多的贫困母亲。因为"幸福工程"毕竟是脱贫项目，而不是致富项目。”“幸福工程”全国组委会的同志这样倾诉他们的难处。
记者在各地计划生育协会采访时还了解到，一些地方政府对救助贫困母亲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支持力度不够。按照惯例，在确定救助项目后，地方政府应当按照救助资金的同等规模予以配套。但一些地方政府在配套资金的提供上还不够及时与到位。记者在有的县采访，有关数字看不出配套资金的踪影。许多地方至今没有设立“幸福工程”项目，除了救助资金规模有限以外，地方政府重视不够也是一个方面的原因。
由于工作经费的缺乏，导致“幸福工程”的宣传力度不大，知名度不高。据有关调查，“幸福工程”的社会认知度只在38%左右。对外宣传不足，筹资数额较低，工作经费缺乏，严重制约着“幸福工程”的发展。
给贫困母亲一个撬起幸福的支点，让和谐幸福的阳光普照每一个贫困母亲的面庞
从三峡库区到黄土高原，从每一个贫困母亲的眼睛里，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哀怨的眼泪，更有一种对苦难的坚忍和对幸福的翘盼。
著名社会学者、天津师范大学教授于全兴，自2001年开始，16次只身前往西部贫困地区，跋山涉水，顶风冒雪，足迹遍布中国西部11个省市，走访了70个国家级贫困县、123个乡镇、203个村寨，采访了720多位贫困母亲。他以一个摄影师的亲历，见证了中国西部贫困母亲的生存状态。他希望通过镜头，让更多的人关注这个特殊群体，关注“幸福工程”,帮助贫困母亲早日摆脱贫困，过上幸福的生活。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理事长、“幸福工程”组委会副主任赵炳礼对记者说：要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高度，从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认识和抓好“幸福工程”，切实把开展“幸福工程”作为新时期推动人口计生事业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人口计生系统践行科学发展观的一项实际举措、为构建和谐社会做贡献的一项慈善事业，坚持不懈地开展下去。
母亲的贫困，一定意义上就是民族的贫困。贫困母亲需要社会的关注，救助贫困母亲需要人人献出爱心。给她们一个支点吧！有了你我的热情与关爱，她们一定能够撬起幸福的彼端，让我们的社会普照和谐幸福的阳光！
附：“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捐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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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困母亲幸福未来（记者手记）
6天采访，我们走了西部两省一市7个县，见了二十几位贫困母亲，她们困苦、挣扎、呼唤……一切历历在目，心绪久久难平。
我们目击了贫困，阅读了坚韧，也见证了成功；所见所闻，让我们忧心，也让我们感动，更让我们有了呐喊的冲动。
贫困母亲，一个特殊的群体。
采访中，我们忧心。每当走到一户贫困母亲的家，我们的心里都会觉得酸楚。
贫困，不是因为她们懒惰，不是因为她们没有责任感；是她们脚下的土地太贫瘠，是她们的命运太多舛。祖辈留下的只是故纸堆里的荣耀，亲人带给她们的多是病痛的呻吟。
贫困，也不是因为她们懦弱。恰恰相反，在她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坚毅，是勤劳，瘦弱的肩膀上，压着家庭的重担。她们艰难地生存着，几乎是凭着原始的本能和落后的技能与命运抗衡，但改变命运的进程是那样迟缓。
采访，也带给我们欣喜。那是因为，我们看到了贫困母亲摆脱困顿后灿烂的笑容。
就是靠“幸福工程”两三千元的救助款起步，昔日“不知道一百元钱是啥样”的贫困母亲，盖起了新房，建起大棚，养起了牲畜家禽，买上了编织机，生活开始红火起来。
采访中，还有欣慰和感动。因为，我们看到了脱贫的母亲精神上的欢欣。
拥有22个大棚的沈海丽说：“3000元贷款对我精神上的支持是巨大的，把这笔钱投给我就说明我行，我被信任和肯定。贫困地区妇女地位很低，要想在社会和家里有地位，就要有经济地位才行。”还有一位以前的贫困母亲、养着80多头猪的王金芝，现在是家里主事儿的，丈夫是个瓦工，以前全家靠他手艺过活，现在丈夫给她“打工”。丈夫说，虽然出去做活儿也能赚钱，但要离家在外，现在好了，一家人在一起。贫困母亲宋彩英说，最难忘的是接受救助款的那一天。前一晚她就没咋合眼，想着穿啥衣裳。当天她更是紧张兴奋得不得了，她说做梦也没想到，这么多的钱是要她签字才能领到手，她觉得腰都挺直了。领了钱就急着往回跑，丈夫、孩子还有公婆都等着呢。那种感觉真好。
“命运不公平，但我们要尽力”，受救助的贫困母亲的话，语调柔和，却铿锵有力。给她们一缕阳光，她们就会灿烂。而一位母亲的灿烂，可以给一个家带来春天。让孩子过好日子、读好书，这是每位贫困母亲脱贫的动力和目标，孩子们是懂事的：王金芝的女儿在全年级336人中排名第六；窦淑英的孩子7岁，现在已经上三年级，因为成绩突出跳了级；李秉菊的儿子虽患有血液病，但成绩出类拔萃，目标是考上医科大学……
我们更想呼喊，向全社会呼喊。“命运不公平，但我们要尽力”，贫困母亲的话，是激励自己的，但也应该是对社会的警醒。
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解决贫困群体的困难，固然是政府的责任，通过构筑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制实现社会公平；但是，慈善事业、救助工程也是重要而宝贵的力量。而且愈是市场经济发达、社会保障健全，慈善事业愈是蓬勃兴盛。毕竟，经过30年改革开放，富裕起来和过上小康生活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了，许多人有条件、不少人也有愿望献出爱心。当目睹了贫困母亲的哀愁、感受到被救助母亲的欢欣，我们强烈地期盼，热切地呼唤，更多的人行动起来，为幸福工程添一块砖，加一片瓦，出一点力！人们的每一份爱心，都如同一缕温暖的阳光，有了这缕阳光，贫困母亲原本暗淡的生活——无论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就会变得灿烂！有了幸福的母亲，就有了幸福的未来！
幸福工程
1994年，我国政府出台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当时全国的贫困人口为8000万,而贫困母亲数量大约为1500万。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经过探讨与论证发现，部分实行了计划生育的农村家庭贫困状况突出，而贫困家庭的母亲又是遭受贫穷折磨最重的一个成员。于是，1995年，由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与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中国人口报社共同创立实施的幸福工程诞生，并组成了由王光美任主任的幸福工程组织工作委员会。该项目主要以贫困地区计划生育家庭的贫困母亲为救助对象，围绕“治穷、治愚、治病”，采取“小额资助、直接到人、滚动运作、劳动脱贫”的救助模式，帮助她们发展家庭经济，脱贫致富。目前，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是顾秀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