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一年一度的中国作家富豪榜发布。郑渊洁、郭敬明等人上榜。其中郑渊洁以2000万高居榜首，入榜的于丹以100万居第二十五位。在连续四年的榜单中，从无一位纯粹的诗人上榜。 (11月30日《成都商报》)
有道是，“国家不幸诗家幸”、“愤怒才能出诗人！ ”而今中国正值太平盛世，罕有愤怒，多的是恬适宁静，诗人自然也就不能蔚然成风。不过，中国作家富豪榜单选择在年终岁尾发布，还是会给诗人们带来冬天里的春天的错觉，让他们有幸透过凋零寂寞的文坛栅栏，领略几眼浮华的、貌似盎然的文坛生机。因为，眼下的中国作家富豪榜很像一道乱炖大菜，无论是诗人、小说家，还是散文家，抑或是跟着感觉写《月子》系列的，都可以被划拉在一起，用猛火咕嘟咕嘟。
中国作家富豪榜于2006年12月16日首次发布。其时，对中国作家而言，正值多事之秋，先是韩白论战、先锋作家洪峰挂牌乞讨，接着诗人叶匡政在网上炮轰“中国作家死了”。一切表明，传统的以创作为本的集体正被时代大潮搁浅在价值的浅滩。向左走，向右走？作家们陷入了集体的茫然。此时，中国作家富豪榜破土而出，像一丝曙光，给价值迷失、频问“山长水阔知何处”的作家们带来希望，他们似乎摸到了时代的价值脉搏——现代人已开始用资产的多寡来评价作家的成就，那么，转变观念就势在必行。
所以，在连续四年的作家富豪榜中，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作家成就排名，而见识到了更多的价值规律产物：王蒙、余秋雨、贾平凹等潜心写作的真正作家，渐次风光不再，就连作协主席铁凝也显得暗淡无光，他们一年衰似一年地被拍向榜底，甚至惨遭 “末位淘汰”。取而代之的则是气势逼人的现代、后现代作家，后者被视为汹涌的“后浪”，善于以迎合的口味、颠覆性的思维驾驭文字、操纵键盘，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雷人和煽情影响着公众的视听，所以与其说他们是作家，倒不如说他们是超男超女更为恰当。
而超男作家、超女作家的兴起，一方面给寂寞的文坛带来令人刮目以观的巨变，一方面也颠覆着作家潜心笔耕的传统，它逼迫人们不得不以全新的视角来看待作家的含义和价值——作家不仅是世事洞明的文字巨匠，更重要的必须是人情练达的社会达人，像于丹、王立群、钱文忠、郭敬明，作家的学养可以稀里糊涂，但社会活动家的素质绝对举足轻重，毕竟作家只能博得声名，但未必能够得利。但做一个谙熟社会套路的作家就不一样，是绝对能够名利双收的。这可能也正是作家富豪榜的设立初衷，就如制榜人吴怀尧所说，“希望更多的作家先富起来，作家们都能过上体面的生活，不必活得那么卑贱又没安全感。 ”
笔者当然不反对一部分作家先富起来，甚至觉得美国作家福克纳那句“对一个写作者而言，太穷和太富，都不太妙。 ”是对作家价值的偏狭定位。市场经济之下，作家只要能写出名作，有朝一日弄个诺贝尔文学奖回来，既挣人民币又捞外币，有何不可？不过，纵览目下榜单里的富豪作家们，希望总不免被失望所取代，它让人担忧的是，如果作家的价值仅靠一串数字钞票来衡量，那么“中国作家就真的要死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