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英，质疑白酒标签第一人。
她曾三上法庭，向国家有关部门建议，在酒标签上标示“过度饮酒有害健康”等警示语，历时八年，最终胜利了，那年，她当选全国“十大法制人物”。
时隔3年，王英又将矛头指向烟草，状告同事吸烟影响她的健康，同时将学校和烟厂推上被告席。
事件
被动吸烟，她把烟瘾同事告了
12月2日下午3时，河南许昌市广播电视大学，学院主要领导调整通报会正在召开。一位穿粉红色棉袄的女教师，徘徊在会议室外。
她就是王英。
王英不关注谁接替新院长，她只关注新老院长交接是否顺利。这关系到她是否要在此时将一位同事和学校推上被告席。
王英选择这个时期，是考虑老院长成功退居二线时，不想让老院长在走之前留有遗憾。
陈跃峰，王英共事9年的同事，以后应再加上这句话——“王英的第一被告”。
谈起原因，王英介绍，自己反对有人在办公室吸烟，最初，陈跃峰基本不怎么吸烟，自从有了瘾后，他在办公室吸烟的次数逐渐增多，王英多次抗议，甚至在办公室门上贴上“吸烟莫进门”，“无烟办公室，请您自觉”的提醒语，然而，这些都无济于事。
“我不得不常在烟雾中工作，烟雾引起过敏、咳嗽、胸闷，工作效率也大打折扣。”王英说，有时，实在受不了了，就躲在室外透透气。
至于告学校的原因，王英认为，受到“被动闻烟侵害”，学校逃脱不掉干系客观上，学校没有提供一个好的工作环境。
以上被告，她索赔100元。“钱不多，只是象征性地赔偿，希望引起同事和单位的重视。”王英说。
目的
烟厂应加注更多的警示语
在陈跃峰看来，王英将他和学校作为被告，属于“醉翁之意”，他也很愿意成就王英的最终目的——状告烟厂。
1997年，王英的丈夫因过量饮用“富平春”酒引发胰腺炎而死亡。从那天起，她把白酒厂家推上被告席，要求酒厂赔偿丈夫死亡造成的损失，并在生产的白酒标签上标示“饮酒有害健康”等内容。
其间，她曾三上法庭，历时八年向最高法院、最高检、全国人大及白酒行业主管部门递交材料。
最终，国家质检总局采纳了她的建议：从2006年10月1日起，在酒标签上标示“过度饮酒有害健康”、“孕妇和儿童不宜饮酒”等健康劝说语。
如今，王英又将矛头指向当地生产“帝豪牌”香烟的烟厂。
“有些人不顾及别人的存在，公然在公共场所抽烟的另一主要原因是烟厂没负到一定的社会责任。”
王英的观点是，作为一个企业，不仅仅要赚钱，它还有很多社会责任，尤其是对烟草这样一个和人们健康关系密切的企业来说，仅仅在烟盒上注有“吸烟有害健康”是不够的。
“烟草的主动吸和被动闻是根本不同的，只警示‘吸烟有害健康’不警示‘闻烟有害健康’，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王英说，一人吸烟，十人受害，烟厂应在烟盒上注有：“闻烟有害健康”、“不得在公共场所吸烟”、“吸烟和闻烟使人成瘾”等警示语，这是她将烟厂送上被告席的原因。这次，王英索赔9800元。
提到诉讼的最终目的，她说：不是作秀，算是一个由头。
法院
抽烟属“道德”范畴不予立案
事实上，王英早在去年2月27日曾到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要求立案，而对方称：吸烟是道德范畴而不是法律问题，不属于受理范围。
当天下午，王英考虑到许昌帝豪烟厂已经划归中烟集团，而中烟集团驻地在郑州，她又赶到郑州市金水区法院，等来的是：被告在许昌，他们不立案，我们怎么立？
当时，记者曾随她一起，见证了法院不立案的事实。
针对法院不予立案的理由，学法律出身的王英不能理解。她随手打开《民法通则》，翻开第五条大声诵读着：
“‘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第九十八条：‘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第一百零六条：‘公民、法人不履行义务、因过错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承担民事责任。’等等这些条款，足能证明法院应该受理。”
一年过去了，王英没有止步，她一直在寻求另一法律途径，最后，她想到了省高院。
“作为侵权行为属地、产品制造销售地区许昌和郑州两地都有立案的权利，如果两地基层法院不受理此案，就该向两地法院的共同上级法院起诉，而省高院就是两地法院的上级单位。”王英决定将此案起诉至省高级法院。
去年5月，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接着，8月份，北京举办奥运会，王英决定推迟起诉时间，理由是：不能在这时为国家添乱。
2日上午，王英又将起诉书以特快专递形式，寄给省高院张立勇院长，陈述起诉理由及两地法院都不受理的经过，希望得到省高院的支持。
建议
吸烟所致疾病列入职业病谱
在起诉的同时，王英又将“闻烟”一词进一步升级，她建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等部委，将烟草所致疾病列入职业病谱。
“目前，我国几乎所有工作场所，或多或少都有烟草的危害。‘闻烟’引起的多种疾病，应列入我国职业病疾病谱。”
在王英看来，“闻烟”受伤应列入工伤。
“目前，我国还不能在法律层面上实现工作场所全面禁烟，真正做到这一点，估计还有一段距离。”王英说，要么，应在工作和公共场所严格禁烟；要么，把在工作场所因闻烟所得疾病列入职业病疾病谱。
为能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昨日上午，王英将这份“吸烟所致疾病列入职业病谱建议”以特快专递的方式，寄往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
与此同时，由王英缔造的“家庭烟草暴力”一词进入人们视野。
王英的看法是，很多家庭成员在家，都处于被动闻烟和“家庭烟草暴力”之下，如果一家有一位抽烟者，家人劝解都无济于事，抽烟者往往处于“暴力”状态。
为此，她给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中国妇女联合会、中国消费者协会等3家单位也去信，希望得到支持。
专家
多一些“王英” 有助于推动法治化进程
事实上，王英不算是孤军在奋战，早在2007年12月，中国控烟与履约高层研讨会就在北京召开，与会的专家通过并签署题为“政府以身作则，共创无烟环境”倡议书，呼吁国家机关各部委带头禁烟，创建无烟办公场所。
最为尴尬的是，去年11月22日，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上，中国得了“烟灰缸奖”，“获奖”的原因是，“宁要漂亮的烟盒，不要公民的健康。”
据统计，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目前，约有烟民3.5亿，占全球烟民的1/3，每年死于烟草相关疾病的人数达100万。
有关数据表明，目前，我国有5.4亿不吸烟的人正在遭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15岁以下儿童有1.8亿。
谈到禁烟工作何时能付诸实施？一些专家认为，短期禁烟不很明朗，因为，我国烟草制造业每年上缴的利税约占全国税收的10%。
西北政法大学法学系教授杨建军认为，控烟在我国牵扯方方面面的问题，但在公共场所禁烟没有什么可讨论的，需要政府机关带头做起。
谈到王英的做法，杨建军说：“王英的行为虽有点过激，但也是促进国内禁烟工作尽快立法的有效手段，社会上如有更多像王英的人站出来，很大程度上会推动我国法治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