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日学生汪某机场刺母一度让他的亲属们非常愤怒，但令人意外的是，亲属们很快又推翻了之前的一些说法，改口称其是“勤勉、懂事，还知道要给家里分担压力”的好孩子。（《广州日报》4月13日）
这一幕很容易勾起药家鑫案件中的“好人论”。情感牌无疑成了施害一方的救命稻草，家人、亲戚、朋友、同学拼命粉饰药家鑫，将其打扮成品学兼优的好孩子，占领情感的制高点，来矮化道德和法治的威严。
唯一的不同，是两件案子的施害、受害关系的微妙变化。药家鑫演绎的只是错里错的《三岔口》，而汪某却是拿母亲练刀法。“犊子弑母”虽是对人伦理念的践踏，但从社会角度舆论围剿逾越了“家本位”底线，这也导致被害方与施害方在价值取向上的感性趋同，汪某及其亲属某种意义上以"施害方"的立场来参与民意互动，这也就不能理解汪某亲戚前后相左的说辞了。
立场不同丝毫不能让二者性质两相背离。“好人论”都沦为与民意博弈的“尚方宝剑”，而这个博弈过程，是对法律本身弃之不顾的，只关乎众口铄金的舆论和情感的群体泛化，借以实现“法外开恩”的现实可能。民意是具象的，法律是抽象的，但现实执行中，法律和民意有着盘根错节的交融，法不责众的同时，法律还需顾及民意走向，而民意走向偏情绪化，有时甚至是非理性的，这就让“好人论”攻破法律之墙不再是痴人说梦。
这种心态是值得警惕的。法律不以惩治为目标，但“好人论”是以情感为载体谋求惩处目标最大限度地宽泛化，有明确个体功利指向，但是漠视“法律行为纠偏”的根本内涵的，以感性替代理性，以个体替代整体，以优点掩盖缺点，制造“完美主义者一不小心地失足”的假象。
“好人论”接连上演，凸显的是我国法制威严的浅层化，易受制于民意情感研判，舆论与法理界限模糊不清。因此，有论者指出倘若“辛普森案件”发生在中国，辛普森是一定要死的。这或许是我们应从“好人论”中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