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秀莲，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2年至1989年任江苏省省长。
乌云其木格，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2001年至2003年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
在中国，女官员尤其是女高官仍处于稀缺状态。女性在中国正职省长中的比例，30年来维持在约3%的水平。至2009年，女性只占全国省部及以上级干部比例的11%。女官员正职少、副职多，且多在教科文卫部门。
全国妇联专家认为，目前女官员比例已不能代表中国妇女的整体发展水平。这一状况或会逐渐改变。20年来中国也在加强重视女干部培养，中组部曾多次发文强调增加女性参政比例。
2月15日李斌当选为安徽省省长。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四任女省长。
在她之前，分别是1982顾秀莲出任江苏省省长；2001年乌云其木格顶替车祸殉职的云布龙，出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以及2005年宋秀岩出任青海省省长。
对比四名女省长履历，有一些相似之处。她们大多有在党委宣传部门的工作经历，或曾出任过共青团干部，并且均有长期基层工作经验。
李斌与顾秀莲在履职省长前，都曾执掌过中国计划生育部门。
多年在女性高官领导下工作，并就此议题进行研究和观察，全国妇联研究所副研究员杜洁认为，这些女官员，“都具备高度的事业心和强烈的责任感，她们不仅敏锐、实在，而且怀着对基层深深的人文关怀，常有温馨的一面。”
不过，杜洁的研究也发现，在最高层与最基层，女性官员比例仍然较低。
【现状】
越到高层比例越低
李斌、宋秀岩、乌云其木格、顾秀莲，四人就任省级政府最高行政长官的时间相互错开，这意味着，从1982年至今，中国女性在省级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版图中维持近3%的水平。
来自中组部的数据显示，近10年来女性干部在各级领导干部中比例有所上升。2009年，全国省部及以上级干部中，女性为11%；地厅级干部中，女性占13.7%；县处级干部中，女性占16.6%。这个比例在2000年时，分别为8%、10.8%、15.1%。
同样来自中组部的数据，从2000年至2009年，女性在中共党员的比例由17.4%上升到21.7%。
2001年，中组部曾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培养选拔女干部、发展女党员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要求，中国省、市、县三级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中的女干部，应分别不少于10%、15%、20%。
2月20日，前《中国妇女报》总编助理，中国妇女状况观察员冯媛女士表示，并未感觉女性在中国政界、尤其在高层的比例有所上升。高官中女性仍然非常有限。
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中，女性13名，比例为6.4%；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女性只刘延东一人。在上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只吴仪一人。
宋秀岩，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2005年至2010年，任青海省省长。
李斌，安徽省省长，2012年2月15日当选。
【领域】
多担任副职
中组部的另一组数据显示，2009年，正职女干部在同级正职干部中的比例分别为：省部级以上7.3%、地市级10.4%、县处级14.8%。此前，2000年的数据，省、地、县、乡四级领导班子中，正职女干部分别占1.7%、6.15%、7.05%、3.4%。
杜洁副研究员认为，这些数据背后展示了女干部的“真实生态”，任副职多、正职少。
女性官员还普遍存在“副职升迁”现象。女性官员大多出任副职，提升路径也大多是从一个副职升任更高副职。以何鲁丽为例，1984年从政担任北京市西城区副区长，4年后升北京市副市长，后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再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这种状况或会逐渐改变。中组部2001年发布的《意见》中曾提到，“加大党政正职女干部的选拔力度，使地厅和县处两级领导班子中正职女干部的数量在现有基础上有所增加”。
目前女性官员通常任职一般性社会管理，如教科文卫，在党政“主干线”和重要领域，如经济、政法界任职的较少。
这可以从中组部的选拔任用女干部惯例中找到根源。中组部2001年的《意见》中还提到，“其中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计划生育、民政、司法、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领导班子要首先选配(女干部)”。
而在这些领域的女性较多，相对提高了女性在官员性别比例中的数据。
【位置】
比例在世界走低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曾就《2010年国际妇女参政主要状况》做为研究报告提交给全国妇联。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1月1日，中国政府部门26名正部长中仅3名女性，占11.5%，在此项排序中，中国位于世界第61名。
报告还显示，1997年至2011年间，中国女性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比例，与其他国家女性在议会中的位置相比，从世界第16位跌至第55位。杜洁说，这主要是因世界各国议会中的女性比例逐年上升，中国则提高不大。
杜洁说，女性参政已成为国家政治文明的标志之一。当女性官员占到一定比例时，社会管理才会渗透一些女性特点，如平和、和谐。截至2010年1月，有30个国家的女部长比例达到或超过30%。
女性天生体贴关怀，更有亲和力，“她们更喜欢和下属讨论，而不是简单地发号施令”。相比男性，女性更有耐心、平稳、关注细节，这些特点使女性在服务型政府中具备天然优势。杜洁介绍，北欧一些国家，事实上已形成了服务型政府。
杜洁认为，中国现有女性官员的比例，已无法代表中国妇女的整体发展水平。可以说，在中国官员的形象上，缺少了女性这一环。
【原因】
受限政治文化
造成女性官员比例较低的原因，杜洁与冯媛均认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为主要影响因素，“女强人”角色受到男权主义社会的本能排斥。
在中国，女性从政的社会成本比男性高，在努力程度、家庭、生育、退休、社会评价上都会付出更多。
此外，男性60岁、女性55岁退休的制度，也客观上使女官员在年富力强时就失去了机会。而一些中国官场亚文化，如喝酒等，也使女性很难融入。
“关键在于一些文化中的思维限制。”杜洁举例，200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社会文化观念对女性领导的偏见很严重。比如，在报道女部长时，会强调贤妻良母孝媳，而报道男部长时并不描写贤夫良父孝儿。在有些新闻报道中，男性官员三过家门而不入会被赞扬，而报道优秀女官员就是工作再忙都回家做饭。
“这实际上是对女性官员带有歧视的双重标准。”杜洁说。
女官员的“家庭背景”是政界难以回避的问题。吴仪在谈到自己的生活时曾说，“我不是独身主义者，只是生活没有赋予我这个机会。”
杜洁评价，女性的强项亲和力，在现有政治文化中也通常处于相对不重要位置，“女官员像男人那样执政，被视为‘狂妄’，而展现温柔和亲和，又被视为‘软弱’，逼得女官员左右为难。”
【改变】
同等条件“女士优先”
事实上，中国曾数次出台政策，增加女性干部在各级政府、机构中的比例。
1990年，中组部、全国妇联发布联合通知，要求在五年内解决县、乡两级领导班子无女干部的问题。
2001年，中组部发布《意见》，要求5年内在省、市级党政、人大、政协四套领导班子各配1名以上女干部，县级党政领导班子要配1名以上女干部，增加地市级以上党和国家机关中年轻厅局级、处级女干部在同级干部中的数量。
女性问题观察员冯媛介绍，到现在，四套班子都有一定比例的女性官员。不过她担心，女性配职比例，一定程度上可能成为女性参政比例上限。
杜洁对此持积极态度。她说，如果没有提出比例的要求，很多地方在女性参政的组织培养上会更消极，“当然，也有一些省份在推动女性参政，这主要取决于地方主要官员对女性干部的态度”。
2006年8月，中组部召开全国培养选拔女干部、发展女党员工作座谈会，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贺国强强调，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拔任用女干部。
中国也在持续开展对女官员的执政能力的培训。2011年5月，由中组部、全国妇联、国家行政学院共同举办的第二期“发展中的女性领导者高级研究班”开班，学员为中央、地方的省部级和厅局级女领导干部和国有骨干企业女性领导人。
中组部发布的《意见》中曾提出，“重视从国有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选拔女干部”，“要注意把那些年纪较轻、知识层次较高、发展潜力较大的女干部选拔上来”。
这意味着高学历、高职称，拥有更多从政经历者将会有更多机会。
杜洁透露，一个全国妇联旗下的课题组正在对中国女性政治、知识精英，以及女性村官领域开展课题研究。一些数据显示，在当今中国高校，女性精英的比例远远高于现在党政部门的比例。
杜洁认为，拥有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李斌当选省长，是一个良好的征兆。(吴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