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妈妈陆静康：汶川地震失子雅安地震丧女
人物介绍：陆静康，今年50岁。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她在成都打工，儿子在地震中去世；而这次雅安地震，她17岁的女儿又在家中被垮塌的房屋夺去生命！“我只希望她临死时还在梦乡，这样就没有痛苦”，晚年丧子，人生的悲痛，她却遇到两次。陆静康说，“老天太凶了，对我太凶了”。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中，她失去了年仅23岁的儿子陆林旭。在今天的四川雅安大地震中，她失去了年仅17岁的女儿岳宇珊。
50岁的她，仅有的一对儿女都被地震夺走。
晚上10点，芦山县城沉浸在完全的黑暗中，地震破坏了全城的电力供应。只有迎宾大道上川流不息的救援车辆的车灯，点亮了一条生命的道路，惊魂未定的市民开始在帐篷里蜷缩着度过地震后的第一夜。
50岁的陆静康完全没有睡意，她坐在广场的地板上，黑暗中传来她低低的泣声。五六个邻居围坐在她的周围，抚着她的背安慰：“你是家里的柱子，你不能垮。”
任何抚慰都无法再给这位母亲温暖，对于陆静康来说，黑发人送白发人的痛苦实在不能再经受一次了，“老天太凶了，对我太凶了”。
“5.12”时，她正在成都打工，感觉到地震后开始往家里打电话，一直不通，她坐着大巴车就往家里赶。进家门的时候，房子没有出现裂痕，一家人都平安。她松了一口气，却不知死神已经镊住了这个苦难的家庭。
晚上6点多，儿子陆林旭骑着摩托车下班回家，在一次强烈的余震中从车上颠落，撞击到马路牙子上。这却不是致命的。
摩托车在惯性下甩过来，砸在了陆林旭的胸口上，他的内脏被完全震碎。
陆静康从儿子同事的口里得到了他的死讯，她赶到现场，抱着他的遗体哭得撕心裂肺：儿子才结婚一年，留下了年仅两个月的孙女青青，“你让娃娃怎么办？”
接下来的5年，陆静康一直未从失去爱子的悲痛中走出来，她常在午夜梦见儿子回来，说好想妈妈和青青，起来后她就坐在床头和媳妇抱在一起哭。
而小女儿岳宇珊成了这个悲绝母亲的唯一安慰。“家里哭声太多了，我不能再哭。”岳宇珊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她太心疼母亲，她要成为妈妈的支柱。
岳宇珊在母亲眼里，是个“最最乖巧懂事的女子”，每天放学回家，她从来不出去和小伙伴玩，赶回家给家人做饭。她知道母亲喜欢吃茄子，就变换着学习茄子的各种做法，红烧的、清炒的、蒜蓉的，换着花样给妈妈做。
“她的学习好，是年级第14名。”陆静康说，今年正在读高二的女儿马上就要高三了，“她说要考上一个好大学，将来当英语老师”。
岳宇珊的梦想被生生阻断在雅安地震那一刻。当时陆静康正在照料自己的报刊摊位，起早的青青围着她打转转。突然大地开始摇晃，“我们想簸箕里头的稻谷，被颠来倒去，站都站不稳。”
房屋左右摇晃开裂，发出“咔咔”的声响。陆静康马上跑到楼下，朝二楼疯狂地喊：“地震了，媳妇！姗姗！”
媳妇穿着睡衣出现在二楼的窗口，她直接跳了下来，脚着地后屁股着地，然后摊在地上。青青哭着跑过去，扑在她身上喊着“妈妈，妈妈”，试图用小身体把母亲扶起来。媳妇被紧急送到了医院，因腰部骨折正在抢救，生死未卜。
岳宇珊却没有出现在窗口。几秒钟的时间，二楼完全塌陷，砸到了一楼，一阵黄灰色的烟尘腾起来，迷住了陆静康的眼睛，她感觉自己的心也塌陷了：“完了，姗姗没了”。
邻居们都涌过来，大家试图用手挖，但余震使房子继续塌陷，逼退了人群。陆静康几次想冲进去，都被邻居强行拉住。
直到上午10点，两位武警从废墟中找到了岳宇珊。她还穿着白色的背心和内裤，全身的土灰已看不清她的面容。
“没有流血，就像她哥哥一样。”陆静康说，女儿没有了呼吸，表情很平静，就像睡过去了，“我只希望她临死时还在梦乡，这样就没有痛苦”。
陆静康想给她换上一套漂亮衣服，“女娃娃爱美得很”，可是女儿所有的衣服都埋在了废墟里。
母亲只能眼看着女儿被武警抬走。连脸都没来得及给她擦干净。岳宇珊被抬到了后山上，就是当年下葬她哥哥的那个山头。
就在事发的前一天晚上，岳宇珊还给父母做一顿清炒土豆，“很脆很香”。晚上10点多的时候，她摇着母亲的手撒娇：“妈妈，明天是周末，别叫我，让我多睡一下嘛。”
陆静康嗔怪了一句：“懒娃娃。”
打工妈妈陈素琴：抛下女儿是心中抹不去的伤痛
陈素琴一家人。图/受访者提供
人物介绍：陈素琴，是纪录片《归途列车》中的主人公，是从四川到广东打工的普通农民工，也是在女儿不到一岁就不得不外出打工的妈妈。陈素琴和她的丈夫一路从广东到四川，再从四川到广东，夫妇俩用微薄的收入抚育家乡留守的一双儿女，期待孩子接受好的教育、改变命运，却事与愿违。每年一到春运，陈素琴就要和无数的农民工一起，集体经历各种艰辛返乡过年。而这也是陈素琴一年中唯一能感到幸福的时刻，与家人重聚、享受天伦，对这位打工妈妈来说，也是唯一赎罪的机会。
走进陈素琴所在工厂时，正是晚饭时间。因为只有半个小时休息，大多数工人都放下手里的活冲到楼对面的食堂，整个厂房，只剩下一男一女还在工作。
俩人看上去有四十岁，并排坐着，女人眉头紧锁，手腕纤细，穿着粗布深色衣裤，腰间裹着围裙，长发随便扎在脑后，一抬头，现出很长的抬头纹;男人的表情倒是平和得多，五官轮廓明显，两个人都安静地盯着手里的布和缝纫机的针。这个女人就是本文的主人公陈素琴，而男人是她的丈夫张昌华。
夫妇俩都是来自四川省广安市大安镇回龙村。1990年，他们扔下刚出生八个月的女儿给外公外婆，到广州打工。
“离开家，一心想着赶紧到城里找工作能赚钱养活孩子。那时候女儿不到一岁，我是掉着眼泪出去的，最后一次抱她是在我妈妈家。出来以后每次收到家里的来信我都会掉眼泪，饭都吃不下去。如果要看信的话，就得把饭吃了再看。”陈素琴是个老实人，不太会拒绝别人，有问必答，张昌华只是默默听着。两个人始终没停下手里的活。
赚钱为了让儿女好好读书
陈素琴和丈夫都生于1960年代末，两人相差一岁。因为穷，他们都只上完小学便辍学了。整个80年代，他们都在务农，这时，中国的南部地区正在崛起大片的工厂，急需大批工人去完成大量的外贸订单，于是，农村中有眼光的人开始迁移到南部经济发达地区，做起了产业工人。
陈素琴和丈夫便是最早被裹扶在这持续二十年的迁移潮流中的两个人。他们的家乡四川省广安市大安镇回龙村，地处四川东部，景色秀美，但交通不便，经济以农业为主，人均田地又很少。他们说，从当年到现在，不出门打工，在村子里会被人看不起，被骂“懒”。
抛下刚出生的女儿南下，对于陈素琴来说，是心中抹不去的伤痛，但支持他们的动力也很强大：赚了钱，让儿女好好读书，将来上大学，不再重复他们的命运。因此，陈素琴和大女儿张琴每周一次的通话中，陈素琴不变的嘱咐是：要好好读书。往往是这边重复唠叨着，电话那边的女儿便不答话了。
在电话另一头的老家回龙村，夕阳下，女儿张琴正熟练地挥动镰刀割草，割了整整一箩筐后才回家。这一年，张琴17岁，已长到一米六出头，和父母身高差不多了。
不远处一幢二层小楼，就是张琴家，这是用张昌华和陈素琴多年打工攒下的钱，最近两年盖成的。但也只有一幢楼房，三间卧室，一个客厅，除了一台很小的电视机、冰箱和几件简单的家具外，家徒四壁。
张琴蹲在门口，把刚背回来的菜叶切成段。村子里像他父母这么大的人都外出打工了，和她一样大的孩子，到了上高中的年纪也辍学打工去了。
终于，张琴决心要离开。她觉得这里“不好玩”，已经辍学打工的伙伴们，过年回来展示他们的新手机、新衣服，描述城里的生活，令张琴向往，她也并不认为，好好读书，能带来多好的机会，更不愿再依靠父母生活。
这一年给外公上坟时，她哭着说：我不想见到爸妈，你也知道，我和他们的关系一直不好……“这里一直是个伤心的地方”。
张琴说，“我要追求自由。自由就是幸福。”
战争般的春运
对于农民工来说，将打工与家乡连接起来的，便是春运。
十几年来，张家每年可以一家团聚的时光，就是春节。然而，春节回家，又是一场磨难。每到这时节，工人讨论的话题都离不开车票，什么时候、去哪能买到票。陈素琴和丈夫常常跑一个星期火车站，也买不到回家的票，好不容易搞到票了，那个兴奋劲儿，没别的表达方式，就是一个劲儿地笑。
即使买到了票，归途依然漫长。他们要先想办法到四川达州，再坐长途大巴到广安，再坐船，再坐大巴，才能回村。每年回老家过年，一下了车，村里人相见，问候语都是：“哟，你哪天回来的?”
这一年的春运，刚好经历了一场罕见的冰冻天气，冻雨落在中南大部分铁路列车的电线上，结成了冰，几乎全国的铁路客运都瘫痪了。在细雨中，广场里，站满了人。为了保证秩序稳定，人群被栏杆隔开，站前广场被分成几个区域，每块容纳几千人，每隔三四个小时，栏杆就会打开，人们便从一个区域跑到下一个。其实，根本没有车来，但人们都觉得，移动就意味着希望，事实上，他们不过是围着广场不停地打转。
被困了七八十个小时后，陈素琴一家人终于是上了火车，大家总算能平复一下连日焦躁的情绪。车上每个角落都站着人，包括洗手台和卫生间，大多数人都筋疲力尽，瘫成一团。
从广州到四川，火车要走三天两夜。乘客们一边谈论回家的迫切心情，一边抱怨今年赚得不多，越来越累，再这样下去，就不出来打工了，在家附近找个地方工作。但每年春节过后，这些人还是会一起回来。在城里打工虽然辛苦，然而留在农村，却是完全没有希望，既没有地可以种，也无法养活一大家人。
看不见的未来
没有想到，陈素琴和丈夫千辛万苦回家过春节，等待这个家庭的，却是积蓄了十几年矛盾的爆发。
陈素琴一进门，便拉着一年没见的张洋问长问短，然后说：妈妈辞了工，回来带你读书好不好?
张琴在一旁接话说，“张洋，放心吧，她不会回来带你的。”接着补充，“他们都是无心的，只是在有心地说。”
这激怒了脾气温和的张昌华，他大声质问女儿：“你告诉我，你到底想我们怎么做?”
“我晓不得。”张琴眼睛看着电视，大声顶回来。
父女俩开始你一句我一句地争吵，张昌华埋怨张琴辜负父母，荒废学业;张琴则埋怨父母从没给过她真正的关心;陈素琴只皱着眉劝：不要说了，不要说了，越说这些越难过。
“你只认钱。”张昌华说。
“我本来就只认钱不认人。”张琴回敬。
“你给我出去！”张昌华说。
“老子就出去！”
张昌华从椅子上跳起来，冲向女儿连扇几个巴掌，“老子！哪个是老子！”
张琴毫不示弱，与张昌华扭打在一起，边打边说，“是你们逼我的。是外公把我带大的，你就不是我老子。”
年夜饭桌上，很长一段时间没人说话，只有陈素琴和外婆一直在哭。没过几天，张琴就搬到舅舅家去住了，直到父母离开，她才回家。
临走前，陈素琴去当地的小庙拜菩萨，她点上几柱香，跪在菩萨面前，双手合十，嘴里念叨：“我也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希望您保佑她改邪归正，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要她明年听话，我一定来还愿。”
陈素琴夫妇俩最终放弃了对女儿的要求。陈素琴说，“现在活路这么多，她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就凭自己的本事了。”
春节过后，张昌华、陈素琴和张琴，再次踏上南下的列车，但他们的目的地，已然不同。
陈素琴后来说，2008年雪灾那年在广州火车站，女儿在人群里差点被挤倒，害怕得大喊了声“妈妈”，那是她印象中最后一次听女儿喊妈妈。
从此，一家五口，就这样四分五裂地各自生活着。
失独母亲笛妈：这几年的眼泪，一缸水都装不下
失独母亲迪妈来到女儿陵前祭奠。她的头发已花白，白发人祭黑发人的痛楚，她在余生的每年都会经历。图/吴家翔
人物介绍：笛妈,57岁。2008年5月，她唯一的孩子，25岁的女儿笛尔，在公派美国读博期间遭遇车祸，不幸去世。丧女之痛将笛妈击垮。她和老公搬离了原来居住的城市，断绝了和从前生活圈子的所有来往，开始与世隔绝的生活。笛妈说，中国的老百姓活的就是孩子，他们这个年纪的人，共同的话题也是孩子，没有孩子，什么都没有了。“埋葬我的孩子时，也埋葬了我自己。作为笛儿的妈妈，我已经死了。”
“我们这些年，就像在大雨里，雨不停，没太阳，裸露而无助。”
57岁的笛妈，说自己四年前就“死”了。
2008年5月，她唯一的孩子，女儿笛尔，在公派美国读博期间遭遇车祸，不幸去世，生命永远停在了25岁。
笛妈和丈夫随女儿一起“死”了：“埋葬了女儿，也埋葬了自己。”
他们成为了失独者。
失独者，一般是指失去独生子女的中老年父母。他们的年龄大多为50岁以上，几乎失去生育能力，人到中年，遭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间悲剧。
据专家推算，1975—2010年出生的2.18亿独生子女中，有超过1000万会在25岁之前死亡。这意味着有2000万名父母，在中老年时期失去唯一的子嗣，成为老无所依的失独老人。
笛妈和丈夫的命运，是这2000万失独者命运的缩影。
“永远在一起”
没有女儿的消息，足足有三天了。
自从女儿去美国读博，每一天，不管多晚，母女俩都要聊上几句。听到女儿的声音，笛妈觉得安心。
2008年5月初，女儿的第一个学期刚结束，改好的论文传回了国内，就相约和几个同学去大峡谷玩，放松一下。
电话里，女儿的声音透着一股高兴劲儿：“妈，你也来吧，我带你去，大峡谷可是自然奇观哦。”
笛妈拒绝了。丈夫身体不太好，女儿很快就回国，去一趟美国得费不少钱，笛妈心里这样打算着。
这个决定让她至今追悔莫及。
第二天，女儿没打电话来。笛妈给女儿老师打电话。老师宽慰她，别想那么多，兴许年轻人玩高兴了，忘了呢。
“心慌。”笛妈不知道干什么好。
她记起在首都机场告别时，女儿抱着她，说，妈妈，别担心，以后家里有我呢。
压住打转儿的泪珠儿，笛妈抱着女儿，说，妈等你。
想起这些，笛妈的心，稍稍安稳了些。
电话终于等来了。
美国警方的电话，直接打到了家里。笛妈不敢接电话，丈夫也不敢接。丈夫的表妹接了电话——笛尔遭遇车祸，去世了，需父母来处理后事。
笛妈一下子“掉到了十八层地狱”：“完了。”
丈夫身体不好，笛妈一人去了美国。
大约两周后，笛妈从美国回到了沈阳的家。她“抱回”了女儿：一盒骨灰。
起初，笛妈想把女儿“留”在家里。她怕女儿孤单，怕自己孤单。入土为安的传统，最终让笛妈放弃了这个念头。
北京八达岭陵园，笛妈要把女儿埋在这里。
女儿出国前，笛妈陪女儿来北京，正是来八达岭陵园看姥爷。女儿打小儿跟姥爷亲，在姥爷碑前，女儿轻轻地说，姥爷啊，我要出国了，去美国读博士，您外孙女争气吧，等我回来再来看您。
从女儿的墓，走到姥爷的墓，只需要十多分钟。
“八达岭，寓意四通八达，不管从哪个方向回家，都方便，她会喜欢。”笛妈抽泣起来。女儿离姥爷近了，可是离家远了。
这个位于北京延庆的公墓，距离沈阳约有700公里，开车需要约8个小时，坐火车需要4小时44分，最快的是坐飞机，也需要1小时25分钟。
笛妈没有车，坐不起飞机，每次来看女儿，选择的都是火车。
第一次来看女儿，她拼命记住一路的地名、站名和公交路线。到墓前，她把这些一个不落地说给女儿，生怕落了一点儿。
“女儿聪明，回家的路肯定记住了。”她望着墓碑说。
这是一块没有照片的墓碑。
黑色大理石泛着冷光，从左到右，并排着丈夫、女儿和笛妈三个人的名字，右上角有一行小字：“永远在一起。”
丈夫和自己的名字，是笛妈要执意刻上去的。她甚至坚持要把三个人的名字，都描上金字——在北方风俗里，这意味着一个人真正地告别世界。
她没能如愿。
“那就一定得在碑上刻上‘永远在一起’。”她如愿了。
两年前，她和丈夫卖掉房子，搬离了居住了几十年的沈阳，去到一个陌生的辽东半岛西北部小城。
搬家两三天后，笛妈就坐火车赶到北京，奔到女儿墓碑前。
她说，女儿，我和你爸搬家了，我来告诉你一声啊……你别找不到回家的路啊，我们把咱们家里的家具什么的，都搬过去了，你的床也搬过去了，怕你不习惯，就是位置朝向改了，因为房子格局变了，你别怪妈啊……
“概率中的一个”
女儿是笛妈和丈夫唯一的人生寄托。
笛妈和丈夫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学历是小学四年级，只背“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他们希望孩子能多读点书。
1983年，他们的女儿出生。
三年前，国家以公开信的形式，“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独生子女时代的序幕由此拉开。
生完女儿十个月后，笛妈必须向工厂交一份已经在体内装上节育环的医院证明，否则就不能上班。一旦发现怀孕，会有人陪着去医院，强制堕胎。
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最严格的时候，一旦违规即被开除公职，而那个时候，几乎所有企业都是国家的。
生第二个孩子，在当时的笛妈看来“不可能出现”。准生证、出生证明、户口……违规的孩子，什么证也办不下，“没有证就不许你生。”
“就是偷摸生了，你这么长时间不工作，你去哪里了？不给你发工资，不给你涨工资，你怎么活？”笛妈自问自答，“不能活！”
厂里的书记，有一个女儿，女儿被开水烫了胳膊，并不严重，书记去开了一张伤残证明，得以再生一胎，男孩。笛妈当时不理解：书记怎么能这样呢？不响应计划生育政策，怎么不求上进呢？
“人家就是高，要不然怎么当书记呢！”现在，笛妈懂了。
笛妈从年轻时，就一直尽量理解国家。她还记得，当时有专家说计划生育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两害相权取其轻。”
“不计划生育，对国家有害，对民族有害；计划生育，对一部分家庭有害，”笛妈抬起了双手，像一个天秤的两端，上下浮动，“它是有风险的，一个千分之五点四的风险，说不定就落在谁的身上，可这个概率是存在的。”
笛妈的双手陡然垂下，“我就是概率中的一个。”
女儿上高中之前，笛妈和丈夫都在本溪工作，为了让女儿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他们就把女儿放到沈阳，让爷爷奶奶照顾。这样一来，他们只能两个星期见一次女儿。
女儿问他们，为什么别的小孩都住在父母家，我要住在爷爷奶奶家？笛妈说，跟着爸爸妈妈只能上职工子弟学校，学习就会落后。
笛妈和丈夫回沈阳，女儿就特别高兴，走的时候，女儿特别难受，可从来不说。后来，笛妈在女儿的日记里，看到女儿这样写：“爸爸妈妈每次走的时候，越走越远，最后成了一个小黑点，看不到了。我特别想他们。”
2001年，女儿考入了大连理工大学，数学专业。
女儿和笛妈聊自己的专业，说，妈，数学是严谨的学科，是基础也是尖端，前人留下来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学好不容易。
“嗯，得好好学。”笛妈有一搭没一搭地回话。
“本科四年就是一入门，根本不能算学数学，妈，我要读博士。”
笛妈的声调提高了一些：“这才是我女儿！”
小学、中学、高中、每一次升学考试，女儿都是想考哪个就考哪个。可是笛妈的脸上几乎不会流露出任何的兴奋，“压着，哪怕是孩子考上大连理工，怕孩子骄傲。”
她想等女儿学成博士归来，把这么多年攒着的表扬一下倒出来。
她再也没有机会了。
“没了脊梁骨”
笛妈和丈夫的生活，被完全摧毁了。
笛妈不敢跟邻居说话。下楼前，先悄悄打开房门，竖起耳朵仔细听楼道里有没有人，没动静时，飞一样跑到楼下，买完菜，再赶紧跑回来，像做贼一样。
大街上，遇到一个年轻时同一工厂的工友，对方热切地和她拉家常。聊到孩子，笛妈一下子就蒙了，胡乱嘟囔了几声，甩开工友，掉头就走。
超市里，遇到一熟人带着女儿，人家远远地冲她打招呼。笛妈看到了熟人扬起的手，没等手放下，笛妈转过身去，逃开了。
“没了孩子，就没了脊梁骨，”笛妈惧怕接触原来生活里的一切人，“我现在看人不敢看别人脸，只看别人下半截。”
她换了家里电话号码，换了手机号码，几乎切断了之前所有认识人的联系。
她觉得自己已经“死”了，跟孩子一起死了，没有了灵魂，“现在是一个行尸走肉。生活是孤立无援的，心态是苟且偷生。”
2010年，笛妈和丈夫以一种决绝的姿态，与过去告别——卖掉房子，搬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
她感觉别人看自己的眼光不一样，究竟哪里不一样，笛妈说不出。
有时，她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心态“不健康”，可她确信这会给自己“带来一些保护”。上海一个失独者的团队相约一起吃年夜饭，去酒店订桌，老板知道了他们的情况，拒绝了这群抱团取暖的人，“触霉头，断子绝孙的人，影响生意。”
断－子－绝－孙，这几个字，像刀子一样扎进笛妈的心里，血流出来，生疼，她却不能喊出一字一句。
“死了算了。”笛妈不止一次地想要死。
坐在屋子里，看着熟悉的家具，她想起女儿。到女儿睡过的床上，躺一会儿，她想起女儿。偶尔看电视，不小心碰上一个娱乐节目，她在心里骂自己：你怎么能看娱乐节目呢？怎么能看招笑的节目呢？你应该去死！
“说死就死。”她站起来，冲到阳台，推开窗户，头探了出去。六层楼高，并不能给她多大的恐惧感，可她还是缩回了头。
“懦弱！贪生！”她骂自己。
一次，她去银行存钱。柜台姑娘扔出一单子，笛妈抓过来就填，有一栏是个人工作，最后一个选项是“其他”。笛妈直接在上面划了勾。
“不行。”柜台姑娘说。“怎么不行了？我就是没有工作啊。”笛妈解释。
“不行就是不行。”姑娘继续说。笛妈的火腾一下就上来了，近乎歇斯底里：“怎么不行了？我没工作就是没工作！”
姑娘被吓傻了。保安冲了过来。
笛妈的脑袋里涌出了奇怪的念头：“这是银行，保安有枪，使劲闹，保安一枪崩了我？恩，一枪崩了我得了！”
她更加“疯了”。
枪没响。
弟弟冲了进来，和保安一起把笛妈架了出去。
“我才出去三分钟，怎么就闹成这样！”弟弟恼了。
“哇”的一声，笛妈哭出来。
“一水缸都装不下”
“我差点死了。”电话里，丈夫哭出声来。
笛妈去美国处理女儿后事时，接到了丈夫从沈阳家里打来的电话。
一天，独自在家的丈夫突然就晕过去了，不知什么时候醒了，全身都是汗。他挪到沙发上，躺下，又昏过去了。醒过来，丈夫发觉浑身上下水拉拉的，“不知道是尿了还是怎么了。”丈夫去卫生间，想擦洗一下，再次昏倒了。丈夫这次昏过去的时间更长，再醒来，已经不知道过去了多长时间。
笛妈一下子觉得特别恐惧：“无助，一个是老无所依，精神上的，还有一个是生活上的，人得活啊。”
丈夫以前很少做家务。现在，笛妈有意地让丈夫买菜、做饭、洗衣服。她得预备着那一天，防着那一天冷不丁地到来。
“你在今天，不知来的是明天，还是无常，”她往后捋了一下滑下来的头发，露出一额头的白色发根。
自从女儿去世，笛妈的头发有四分之三已经变白了。丈夫的头发，已经全白。
她放不下丈夫。丈夫的身子弱一些，笛妈生怕自己走得早，留下丈夫一人。
每次说到这儿，丈夫就梗起头来：“你死了，一分钟之内，我也死！”
她觉得自己比丈夫坚强，有责任照顾好丈夫。丈夫曾经对她说：“这几年，我们俩的眼泪，能用缸装了，一水缸都装不下。”
她听说过，有些失独者家庭，母亲丧失了生育能力，丈夫不想无后，就撇下了妻子，组建了新的家庭。
“我们永远在一起。”笛妈说。
自女儿走后，过年时，笛妈和丈夫从不吃饺子，炒个大头菜或者大白菜就过去了。
第一个春节，笛妈在美国处理女儿的后事，丈夫一个人在沈阳，两人忘了还有过年这回事儿。第二个春节，临近年关，鞭炮声渐渐多起来，笛妈听着鞭炮声，“像炸自己的心一样”，看着别人家欢天喜地，“真的要疯了”。
仿佛是被鞭炮惊着了的动物，她和丈夫需要一个地方躲起来。
他们去了城郊一个小山沟，山沟里只剩下两家营业的温泉农户，顾不得主人疑惑的目光，他们一呆就是几乎一个正月。
“鞭炮少，”她一边感谢农户的“收留”，一边忍不住咒骂，“我们恨这个年啊，节啊，怎么现在节越来越多了？”
“没有希望的愿望”
经别人介绍，笛妈知道了有这样一个QQ群，都是和自己遭遇一样的家长。
死亡，是这个群里并不避讳的话题。
“不怕死，”一个75岁的失独者，怕的是死不痛快，“生病让人伺候，没人啊！我祈求和儿子得一样的病，一下没了。”40岁的儿子在他70岁那年因为心脏病猝然离世。响应国家晚婚晚育政策的潘教授，35岁才有了唯一的儿子。
笛妈则想把自己饿死在床上。
“失独家庭的问题，就像身体长的瘤子，越掩盖，越腐烂，你要给它治疗，开刀手术，”笛妈担心自杀对国家形象影响不好，“它落一个疤，但是它不会侵害到你别的健康肌体。”
在《计划生育法》第四章第二十七条里，写着：“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这条法律，自2002年9月1日正式施行。
笛妈几乎脱口而出二十七条的具体内容。“‘帮助’不是责任和义务，可以帮也可以不帮，帮你是人情，不帮你是道理。”
她又提高了声调：“政府不帮我们，谁帮我们？”
包括笛妈在内的失独者，最怕的是老无所养。
笛妈每个月有2000多的养老金，丈夫还没退休，一个月有四五百块钱的收入，钱加起来，能够维持两个人在那个辽北小城的基本生活。
不过，笛妈说，失去了一个孩子，就等于失去了一群孩子，他们的养老成本要比普通人高。“女儿在，她就会有工作单位的同事，有同学，以后她还会找对象，结婚，她给我们带来的人脉资源，会给我们带来帮助，”笛妈说，“看个病，只有钱不认识人也不行啊！”
在失独者QQ群里，有家长说，全国的独生子女家庭都在走钢丝，就看谁掉下来，我们就是从钢丝上掉下来的人。
此话一出，活络的群聊，顿时静下来。
他们通过网络商议，希望得到来自国家的帮助。
最近一次寻求帮助是在6月5日，全国各地的失独者，从各省市联合来京，向国家计生委申请补偿。
两天一夜的等待，换来包括笛妈在内的五名父母代表与国家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的一次不公开座谈。计生委承诺，三四个月内，研究出一个“制度框架”。
笛妈从来没有得到过实质性的答复，他们的愿望，也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丝真切的希望。
“希望国家为我们建一个统一的养老院，我们拿出工资和退休金的80%作为经费，剩下20%零花。”
“国家要把‘常回家看看’列入法律，可是对于失独老人来说，‘谁回家看看’是政府的责任，我们不能被当做空气一样。”
“作为公民，我们对国家问心无愧，做到了国家要求做的一切，我们建议建廉租房，也是替政府着想，住在一起我们可以互相帮助，不给政府添麻烦。”
“最主要的，我们希望相关部门出台相应的制度和法规，明确管理失独群体的机构，让我们知道出了问题该去找谁，我们没了孩子，不能让我们再成为没有妈妈的孩子……”
在跟计生委领导座谈时，一个年纪最大的失独者父亲说：“我71岁时就来找你们谈过这个问题，你们没有解决；现在我又来谈，我不想三年后这个事情还是没解决，到那时候我可能就是一张相片了……”
一些人显然等不到那天了。哈尔滨一对夫妻，妻子住在医院普通病房，丈夫住在传染病医院；重庆一名失独母亲的生命已进入了倒计时，生病的老公自顾不暇……
“要是女儿在，该有多好啊！”每次听到这些消息，她总忍不住这样想。
她很少梦到女儿，四年多时间里，“梦到过三四次”。
一次是2010年5月22日，第二天，她就要和全国各地的失独者代表去国家计生委。梦里，女儿还是高中时的模样，参加体操比赛拿了冠军。女儿一手举着奖牌，一手握拳，冲她喊“妈妈，加油！”
她一下子就醒了，黑暗里，瞪着眼睛，泪淌下来。
7月10日这天傍晚，北京的天，泼下了大雨，砸在地上，激起一阵水烟儿。赶去和失独者朋友聚会的笛妈，撑一把白底蓝花的伞，一个人立在马路边上。
一辆、两辆、三辆、四辆……一个多小时里，二十多辆出租车呼啸而过，笛妈的手，抬起，又落下。雨水几乎打湿了整条裤子。她一手举着雨伞，半蹲着，挽起裤腿，一阵风带着雨，直接浇到了她的半边身子上。
她不放弃这次聚会，继续在雨里等车：“只有和他们在一起，我才会感到快乐。”
一辆出租车再次呼啸而过。“我们这些年，就像在大雨里，车不停，雨不停，没太阳，”笛妈的话，盖过了雨声，“裸露又无助。”
马跃妈妈孟朝红：我一定会坚持直到真相到来
人物介绍：孟朝红，《中国化工报》高级记者，北京8.23大学生鼓楼地铁死亡事件中死者马跃的母亲。2010年8月，她的独子马跃在北京地铁坠下站台身亡。针对马跃究竟因何坠亡地铁站台，以及北京交通委和地铁公司为何不能出示相关视频，孟朝红提出了一系列质疑，并独立展开艰难的调查。三年过去了，孟朝红的调查仍在继续。她说：“我现在走下去的每一天都是在寻找真相，也是这个寻求在支撑着我走。”
距21周岁生日仅三个月大学生马跃命丧地铁
2010年8月23日22时39分，孟朝红清晰地记得这个北京地铁鼓楼站“吃掉”儿子的时刻。
当天下午，在内蒙古出差的孟朝红还和儿子马跃高高兴兴地聊过天。21岁的马跃身材高大，在孟朝红的家人和朋友眼里，儿子和妈妈不像母子，更像是朋友。24日凌晨1时许，孟朝红被手机铃声惊醒。当看到是儿子的号码，她当时就有不祥的感觉。
电话里，一位自称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保卫分局（简称北京市公安局公交分局）的民警告诉孟朝红，“你儿子在北京鼓楼地铁站台上等候末班车时，掉下站台电死了。”
儿子是怎么掉下去的？地铁会电死人吗？当时有人救助吗？当强忍着悲痛的孟朝红问这些问题时，对方说：“具体细节不清楚。”孟朝红连夜赶到最近的银川机场，次日早上飞回了北京。在北京盛唐司法鉴定中心的冰柜里，孟朝红见到了儿子马跃，法医展示的儿子被高压电持续电灼的照片惨不忍睹。
再有三个月就是儿子21周岁的生日，这个阳光、乐观、总是那么无忧无虑的大学生儿子曾是孟朝红生命的全部，当在冰柜看见儿子时，孟朝红感觉自己的生命一下被掏空了。
孟朝红：要给儿子一个说法
有媒体在报道马跃事件时曾这样评论：“所有的可能似乎都存在，但似乎所有的可能又都被排除了，让人无法分析更无从判断。”
对于孟朝红而言，找寻真相的背后，是要给儿子一个说法、慰藉。“把孩子养这么大，不容易。”她说。每每看到马跃的同学，她的心都忍不住颤抖；在马路上偶遇一个与儿子身影相似的人，恍惚之间，她也觉得儿子未离人世。
孟朝红说，她需要的结果，并不只是赔偿，这也是她暂时还不愿起诉地铁公司的原因。现在，她希望得知事件发生原因的真相，包括站台设计是否有漏电的可能、录像缺失的完整书面解释以及当天所有的工作记录；希望有一个第三方部门将事情调查清楚；希望能够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如果地铁公司对此事负有责任，则须向自己及家人道歉。
孟朝红告诉记者，自己对真相的追究或许也与自己的职业身份———记者有关。她的同事潘洁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在报社，孟朝红工作踏实，为人实在。“一手养大的儿子遭遇不幸，我们还能够看到她从外地发来稿件，实属不易。”潘洁说。
“最伤心的是她，最坚强的也是她。”家人如是评价孟朝红。
不过，孟朝红还是很容易就察觉到了自己的脆弱。她对记者说，几乎每天晚上，她都会写一些准备投递给相关部门的书面材料，但是“思绪很乱，一抬笔就想到很多儿子的事”。书桌上儿子的照片也让她觉得压抑。
迎接儿子“回家”：还有很多话要对他说
2012年6月21日，等了668天，孟朝红再次踏入西南交通大学犀浦校区的校门。此行，她是为给马跃收拾衣物。此时距离马跃意外离世已经将近两年，而马跃的同学也到了毕业离校的时节，寝室即将搬空。孟朝红不得不做出决定——前往学校帮儿子收拾衣物，把他接出校园，替他参加这场没有主角的毕业“祭”。
6月21日上午9点半，孟朝红来到学校，“目前能为他(马跃)做的，只有先收拾东西接他回家。”
孟朝红先找到了马跃所在的外国语学院领导和他所在班级的辅导员。从院方处得到的消息，让她宽慰不少：“马跃出事后，学校没有撤除他的床位，同寝室也还有学生在住。”
为了此次马跃的“回家”，孟朝红和外甥宋鹏飞制作了两块印有马跃照片的纸板，以及他的一张一人高照片。其中一块纸板上写有八个字：“纪念马跃，妈妈想你。”
上午10点30分，天阴小雨。在距离马跃宿舍还有200米远的路上，孟朝红举起纸板边走边哭。进入马跃寝室后，她第一眼看见的是摆放在阳台上的4双篮球鞋。“这些球鞋都是马跃的，他走了以后我们就没动过。他床上和桌上的摆设，都和两年前一样。”马跃的室友王左说。
孟朝红把每双沾满灰尘的球鞋都拿起来看过，之后她径直爬上马跃的床，让所有人都暂时出去，“我想单独在儿子床上躺躺。”
在寝室待了半小时，孟朝红从宿舍走出来。她提出了一个要求：想和马跃的同学们合影留念。
11点30分，10名还在校的同学站在宿舍门口。马跃的空缺，则由这位母亲来填补——她举着马跃的照片，站在一群毕业生中，头发耷拉在额前，表情压抑而痛苦。
合影后，同学们逐一离开，寝室只留下孟朝红和马跃的两名室友。“我不愿意搬到其他寝室，总觉得这么走掉，是把马跃给抛弃了。”室友王左说。
中午12点，孟朝红坐在马跃的书桌前叹了几口气，开始把衣物一件件叠好，放进纸箱打包。她不愿意放过和马跃有关的任何一件物品，纸箱里除了衣服，甚至还有电脑显示屏和马跃从北京带过来的感冒药。
在整理过程中，孟朝红不断低声呢喃：“我还有很多话要对他说，边说边收拾。”
从出事到迎儿子回家，已经过了668天。这段不短的日子对孟朝红来说是煎熬，也是一个开始，“究竟是哪里出了错，责任在谁那里？我需要继续调查，直到出现一个让人信服的结果。”
永州上访妈妈唐慧：我没有保护好我的孩子
人物介绍：唐慧，40岁，湖南永州人。2006年，唐慧年仅11岁的女儿乐乐遭到多人强奸、轮奸，并被弄到一家休闲中心，被强迫卖淫。3个月时间内，这个小女孩被迫接客100多次，其间还多次遭受毒打。唐慧救出女儿后多次到公安机关要求立案，结果却不了了之，直到两个月后引起湖南省公安厅关注才立案。之后唐慧对法院的判决结果不满，认为还有相关责任人没有受到追究，且无人作出赔偿，为了给女儿讨回公道，她多次上访。2012年8月湖南省永州市公安局零陵分局对唐慧处以劳动教养一年半，判决引起舆论哗然。同年8月10日湖南劳教委解除对唐慧的劳教决定。2013年4月12日，永州市中院驳回唐慧要求永州市劳教委行政赔偿的请求。4月30日，唐慧向湖南省高院提起上诉。面对镜头，她说，“我知道，现在是‘以人为本’，可杀可不杀的都不杀，我也可以理解，但是……但是我是受害人母亲啊。”
唐慧的人生转折点在2006年。此前，她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与丈夫一起在家做小生意，有个漂亮的女儿乐乐（化名）。
2006年10月1日晚9点，唐慧与丈夫张辉（化名）收摊回家，发现女儿未归，寻找一夜，未果。第二天，乐乐自己回家，“昨晚我在同学家做作业晚了就睡了。”
唐慧细心地看到了女儿手臂上的伤痕和她呆滞的表情，带女儿去医院检查，但是“当时没检查出什么毛病，也就没多想”。
噩梦由此开始。
10月3日，乐乐再次失踪，并留下一张字条：“妈妈，我不可以再读书了，有人叫我出去做事赚钱，我不去不行。您放心，过不了多久我会回来的……”
唐慧与丈夫心急如焚，寻找未果，后向当地警方求助。公安机关以“失踪案”立案侦查。12月20日，一个神秘男子打来电话：“你女儿就在零陵区柳情缘休闲中心，快去看看吧！”
吊诡的是，在确认自己女儿确实在柳情缘休闲中心后，她急忙向负责此案的刑侦队警员杨军祥求助，杨开车到柳情缘休闲屋门外后，接了一个电话就扬长而去。最后，还是唐慧拨打110才救出女儿。
年仅11岁的孩子遭到强奸、轮奸并在3个月内被迫卖淫一百多次，这样的遭遇被压在纸面上，可能只是短短的一行字，但却是唐慧和乐乐一生无法释怀的痛苦。
事情已经过去6年，从劳教所释放的唐慧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已经显得非常平静克制，然而在谈到女儿的悲惨遭遇时，她的声音还是哽咽了。
“她甚至还不知道卖淫是什么……他们还打她，一直打她。”她抬起头努力呼吸了一下，克制哭腔，“他们4个人轮奸她时，一个人强奸她，一个人把生殖器放她嘴里，她不肯，就对她拳脚相加……”
女儿遭受的非人遭遇，让唐慧“心里好像有十几把刀在里面”。那晚过后，她放弃了与丈夫的小生意买卖，“我的有生之年，一定要为孩子报仇。”
案件进展并不顺利。
先是永州市公安局没有采取任何侦查措施，休闲中心依旧照常营业。唐慧多次去公安局询问，得到的回答却是，“你不要指导我们的工作，你懂什么？”后唐慧将遭遇写信给了湖南省公安厅，得到了“请高度重视，依法惩处”的批示。
然而，事情并没有像唐慧希冀的那样。检察院指派了公诉人后，公诉人并未与他们深入交流，甚至有人当着她的面说出“我没看出来你女儿是被强迫的，她看上去也不像只有11岁”这样的话。
2008年1月，全国被雪灾的阴影笼罩，内心同样无比寒冷的唐慧，在检察院门口的雪地里跪了18个小时，检察院终于给她换了一名公诉人。
同年6月6日，一审判决结果下来，秦星、陈刚组织卖淫罪，秦星被判处死刑，陈刚被判处无期徒刑。周军辉犯强奸罪、强迫卖淫罪，被判处死刑。刘润、蒋军军、兰小强等人强奸罪名成立，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以及有期徒刑16年和15年。
这样的结果是唐慧不能接受的。“那两个判有期徒刑的，我一万个不服。”唐慧说，“我觉得全部都应该是死刑。”
2012年6月，历经两次发回重审、前后4次判决，湖南高法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即被告人周俊辉、秦星被判处死刑，陈刚、刘润、蒋军军、兰小强被判处无期徒刑，秦斌被判有期徒刑15年。
对这个结果，唐慧不满意。
6月27日，夫妇俩拿到终审判决书，在得知她所指称的“警察渎职”没有立案后，唐慧在7月3日再次前往湖南省公安厅上访，向公安厅领导反映情况。
此前，她早已成为当地“不和谐”因素——2011年3月，她和家人晚上睡在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2012年5月，她在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大门口手举状纸跪地喊冤；6月，她和婆婆到湖南省党代会代表住地，跪拦接送党代表的车辆……
让唐慧难以释怀的是，最早负责案件的警员杨军祥拒不解救受害人涉嫌渎职，仅获“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帮助秦星与陈刚串供，并通风报信使陈刚遣散大量卖淫女的魏晓辉，仅被“党内警告”；还有她所指称的秦星狱中“假立功”……
结果，2012年8月2日，丈夫发现唐慧上班后就一直未回家。次日早上，他接到零陵分局通知，让他到局里签字，这才知道妻子因扰乱社会秩序，已被送到湖南省白马垅女子劳教所，将劳动教养一年半。
收到张辉的求救短信后，永州11岁女童被迫卖淫案的代理律师甘元春在微博上发布“紧急求助”，随后，借助郑渊洁、邓飞等微博达人的强力呼吁，“上访妈妈唐慧被劳教”一事迅速成为舆论焦点。
2012年8月10日，唐慧被释放。
女儿乐乐今年已经17岁了，在高中读书。但6年前染上的性病无法痊愈，性格也变得内向，抗拒异性。唐慧鼓励她与班级里的男生交往，她却说“根本不想去了解”，问为什么，她回答说，“如果是好的男生，我不能害了人家，我有病。”
被问到回家后如何对女儿说“劳教”的事，她回答，“我要跟她说：妈妈已经出来了，没事了。是好多人救妈妈出来的，虽然这个世界很黑暗，但还是有光明。”
她不知道，这件事情带来的后果，已经深入到关于劳教制度合理性的探讨。
上世纪50年代，借鉴苏联经验，在中央发动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中，逐步建立起现在的劳动教养制度。即公安机关毋须经法庭审讯定罪，即可将疑犯投入劳教场所实行最高期限为4年的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思想教育等措施。
《人民日报》官方微博里说：“专家最近宣布，经三级指标体系测评，民族复兴任务已完成62%。然而，当湖南永州遭强暴幼女的母亲因上访被劳教的新闻传出，这一数字显得如此苍白。一个国家的强大，不应只有GDP和奥运金牌，复杂的数理模型中，更应包含百姓的权利与尊严、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我们共同努力。”
唐慧不明白女儿和她的遭遇与民族复兴的进程有何关系，她能想到的，只有最为朴实最为原始的“讨回公道”。她依然对秦星等人在狱中“假立功”耿耿于怀，现在更多了个：“我为什么被劳动教养，他们也得给我一个合理的说法。”
面对镜头，她说，“我知道，现在是‘以人为本’，可杀可不杀的都不杀，我也可以理解，但是……但是我是受害人母亲啊。”讲到这里，她顿住了。（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唐慧谈女儿：没保护好孩子，我对不起她
京华时报：这些年来，你觉得女儿这件事对你改变最大的是什么？
唐慧：它让我看到了这个世界黑暗的一面。
京华时报：乐乐现在情况怎么样？
唐慧：精神状态还是不太好。她有时会突然给我打电话，一句话不说，在电话里只是哭。她的病情还是经常反复发作，我们带她去北京和南京的医院都看过，专家的说法是一致的，她的病现在没有办法治愈，只能靠吃药控制。
京华时报：听你丈夫说，乐乐的心理阴影还是比较重，不跟异性交往，有时会说一些消极的话，比如说“不要结婚，甚至不想活了”，这个时候你怎么开导她？
唐慧：我告诉她，有丑恶的人，也有善良的人，你要去交往才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她现在在学校里从来不跟男同学交往，对异性有很强的抵触情绪。我就鼓励她，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都要正常地去和别人交往。我希望她能像一个正常的孩子一样生活。我跟她说，你今后还要融入社会，你不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定要走出来，不然爸爸妈妈的所有努力都白费了。
京华时报：对于今后的生活，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唐慧：我希望今后医学进步了，有一天能把孩子的病治好。只要她的病能治好，我想我们一家人的生活还是会好的。
京华时报：怎么看待自己作为母亲的这个角色？
唐慧：这些年我最后悔的就是没有保护好孩子，我对不起她。
朱令母亲朱明新：我活着就靠那点希望
人物介绍：朱明新，1994年“清华女生铊中毒事件”当事人朱令的母亲。她曾有两个聪明可爱的女儿：大女儿吴今1987年考入北大生物系，1989年在郊游时意外坠崖身亡；小女儿朱令因为姐姐猝死的缘故改读清华，但意外还是发生了。今天的朱令全身接近瘫痪，基本语言能力丧失。而到底是不是有人“蓄意投毒”，至今都没有明确说法。
“令令比我招人喜欢多了”
朱令的母亲朱明新个子高高的，背有点微驼。头发花白，脸庞秀气。一眼就能看出，朱令像妈妈。
听说朱令像她，朱明新很着急地辩解，“令令比我招人喜欢多了”。朱明新说，朱令单纯、乐观，没有心眼。她有些黯然，“也许就是因为太没心眼了”。
家里都是老式的家具，收拾得清清爽爽。在朱令锻炼站立的屋里，有一个小书柜专门用来放古琴的CD。朱明新说，放CD的时候，是朱令最安静的时候。朱令能记得那些古琴的调子，她曾是清华大学民乐队队员，获过1994年全国高校艺术表演独奏组二等奖。
朱明新也有着老式知识分子的优雅。不论是回忆朱令中毒的前后，还是说起朱令的现状，语调冷静，温和地看着对方的眼睛，听不出一点情绪上的起伏。和朱妈妈很熟悉的志愿者小姜说，有记者甚至用“麻木”两个字来形容朱明新。
“女儿挺过来，我也要挺下去”
朱令越来越像孩子，一不舒服就会哇哇大叫。她无法控制自己的睡眠，一困了就躺下睡着，到了晚上，整夜整夜地睁着眼看着天花板。朱明新每天训练她站和坐，希望她的肌肉神经有一天能够恢复。她有时在电脑上写半个屏幕大的字母让朱令认，朱令每次只有斜歪着头，努力向上瞟才能看得清楚一点。后来，朱明新放弃了，她发现朱令是记住了字母而不是看清楚。
对于朱令的病情，父亲吴承之很乐观。每次有人打电话问朱令的情况，他总说朱令这也快好了，那也快好了。在他心里，朱令康复只是早晚的事情。朱明新则显得理性一些。医生曾经跟她说过，朱令很可能死于呼吸衰竭或者并发症，她寄希望于医学的发展和奇迹。
医生认为朱令没有希望活下去的时候，朱令挺下来了。认为朱令醒不了的时候，她醒了。出现两次奇迹了，“为什么不能出现第三次呢”？朱明新说这些话的时候，语带迟疑。被问到是否会放弃的时候，她说，绝不，“女儿一次次挺过来，我也要挺下去”。
2004年，朱明新在家里摔倒，颅脑血管破了三根。医生说她不是瘫了就要傻了，结果她醒来没事。头盖骨敲开补了一块钛合金，很多事情再也想不起来了。
朱明新对这件事的第一反应是，终于体会了朱令的感觉，很多事情记不起来的那种感觉。她也意识到，她的身体在一天天衰老，她不能倒下来，要挺着一口气。她说，自己想过，走的时候把令令带走。有时候她又想趁着令令年轻，不遗余力地锻炼她，也许她能在父母离开之前能够照顾自己。
“现在案子悬在那儿，我憋得慌”
从朱令出事，朱明新一直在不断向各方反映情况，给清华大学，给公安局，给朱令的同学写信，有几十封了。她到公安部、公安局，找刑侦总队了解情况。“对我都很客气”，朱明新说，只是从来不会给她一个答案。
有媒体报道，1995年4月28日，朱令被确诊铊中毒后，朱家立即报案。5月，警方介入调查。1997年，朱令一位室友曾被警方传讯后释放。此案至今未破。
朱明新说，她也会灰心，但是她还是去找，找曾经办案的人，找所有可能涉及的部门。“我只要一个说法，哪怕说破不了案了，这也是一个说法”，在整个采访中，惟一一次，朱明新用拳头轻轻敲了两下桌子。“是结案了？封案了？不做了？让我知道事情的进展”，她说如果破不了案，告诉她为什么。她要一个交代，给令令一个交代，“现在案子整个悬在那儿，我憋得慌”。
朱令的康复和案件真相是朱明新的两个心愿。问她对这两件事是否还有信心时，她沉默一会儿，再开口说话已不太连贯，“可能，会吧”。“如果有下辈子，我也不要孩子”
朱明新出身书香世家，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和她熟识的张捷律师说，从朱明新身上就能看出为什么朱令那么优秀。曾经有人找朱令做康复医疗的广告找朱明新，被她拒绝了。志愿者小姜知道，朱明新最不愿意的就是别人认为她很悲惨，她从来不愿意把伤口给别人看。
有一次，小姜带着朱明新去清华。在路上，小姜和另一个同学谈到了丁克家庭不要孩子的事情。朱明新听了对小姜说，“如果有下辈子，我也不要孩子”。小姜找不到话来回答，她说朱妈妈曾经有那么完美的一个家庭，突然有这样的灾难，她的感受是别人永远无法体会的。
朱明新回忆朱令中毒的事情，提到当时朱令的舅舅去找她班上的同学，希望能找到一些线索。班上有些同学有顾虑，朱明新说到这里，会插一句说，他们都是孩子，不怨他们。张捷说，包括对“凶手”，朱明新都会说，她相信“下毒”的人当时并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而每次提到那些帮助她的人，感情不外露的朱明新总要把谢谢说很多次。
“这样境况里，活着就靠那点希望”
感激于别人的帮助，而自己的生活还需要继续。摄影记者想给朱令拍照片，朱明新拿出梳子，把朱令的头发偏分，夹一个漂亮的夹子。朱令晃着脑袋拿手弄乱了，她再梳一遍。她轻声对记者说，能找一个漂亮点的角度吗？
每次有记者来拍照片，朱明新都希望能把令令拍得好看一点，让女儿有自己的尊严。她说自己很矛盾，希望媒体报道推动此案，又怕令令的照片登出来让令令受伤害。
网上很多人认为，朱明新已经平静地接受了这种生活。可是，朱明新说，“不是的，对我来说，发生了这么多事，从来就没有什么平静的生活。”她曾有两个女儿，上北大的女儿坠崖身亡，上清华的女儿又铊中毒。“以后的日子……”她苦笑着摇头。
她说，生活在这样的境况里，活着就靠那点希望在。
再育妈妈叶红梅：三年求孕路聊慰丧女伤
人物介绍：叶红梅，都江堰市一个普通居民。2008年汶川大地震，让她不幸失去了自己心爱的独生女儿。由于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叶红梅决定再生一个孩子。但是她年纪偏大，身体条件也不太好，能否生育成功是件很难预测的事。 本文通过梳理叶红梅震后这五年来从丧女到再生育的生活轨迹，试图呈现一个关于重生的故事。
2008年汶川大地震，家住都江堰市的祝俊生、叶红梅夫妇永远失去了他们8岁的独生女儿祝星雨。丧女之痛，给这样一个家庭带来的的伤痛，常人难以体会。对于妈妈叶红梅来说，再生一个孩子成了她和这个家庭的最大愿望，但也无形中成了他们生活里一种无处不在的重压。
女儿的魂会随着新的生命回来
2008年，叶红梅已经四十出头。她有事没事就看手机中的一段录像——女儿做算术题时偷着数手指头，妈妈把“作弊证据”偷录下来，女儿被揭穿之后不好意思说话，只是低头笑。
地震之前，叶红梅夫妇开一个早餐铺子，勉强度日。地震后他们搬到板房区，丈夫祝俊生开始搞装修，干一些零工。生孩子则变成叶红梅最重要的，也是惟一的“工作”。由于属于高龄产妇，经过医院检查后选择试管怀孕，费用每次3万元左右。
叶红梅一直无法接受自己女儿去世的事实。在他们夫妇看来，女儿没有真正离开，如果能再生下一个女儿，那么女儿的魂就会随着新的生命回到自己的身边。但是很快第一次试管生育失败了。
叶红梅的再孕之路，从一开始就显得并不容易。
为了再生一个孩子只能孤注一掷
2009年，在叶红梅的第一次试管生育失败后，她开始准备第二次生育。国家关于地震有个再生育政策，就是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怀孕，两次是免费生育，第三次就要自费了。对于这个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来说，这将是他们孤注一掷的尝试。
叶红梅治疗的过程，十分的痛苦。按她的话说，整整一大车的中药都被自己吃到肚子里去了。而除了身体上的不适外，困难还远远不只这些。
对于叶红梅夫妇来说，最麻烦的事情是，由于都江堰当地医疗条件不够，要做试管婴儿只能到成都去。每次试管生育的手术、复查持续两到三个月，两地五十公里的路途，每天都要折腾一遍。有时候去成都时间长，还需要住院或住宾馆。虽然国家报销医疗费用，但来回路费、食宿只能自己负担。这动辄几千元的费用，对于叶红梅一家来说，是一笔很大的支出。
家里穷得叮当响，祝俊生隔三差五就发誓戒烟戒酒，泡杯茶都想，“茶里都是钱哪！”夫妇俩领来北京捐献的衣服，都会习惯性地在每个兜里掏一下，期待并不靠谱的意外之喜。
要个孩子就像摸500万的彩票
2010年的春天，叶红梅正式开始第二次试管生育的尝试。夫妇俩一心想再要个女孩儿，“生儿子就是女儿永远失去了，再也回不来了。”祝俊生泪眼汪汪地说。他甚至还跟朋友有些炫耀的说：“今天我去医院取了（精子），一大杯，满了，子弹已经上膛！”
这次他们家向朋友借了1000块，承诺将来用低保还债。在成都住院，两人的生活费每天至少40元。钱勉强够用，可是叶红梅已经40岁了，检查总是一身毛病，扎针、抽血、取卵、植入胚胎，每个环节都疼得脸发青。祝俊生看着妻子心疼却帮不上忙：“看你可怜死了，每天抽一次血，我帮不上忙啊……”
接受体外受精的胚胎移植之后，医生要求住院两个星期保胎。叶红梅谨小慎微，连个喷嚏都要忍住。“要个孩子就像摸500万的彩票。”她说。
你不想要的时候它莫名其妙来了
叶红梅夫妇在住院时遇到一对病友夫妻。共同的遭遇使他们特别亲近，两家经常一起吃饭，相互勉励。“两家至少成功一家。”祝俊生说。“不，都要成功！”那家的丈夫说。
化验结果出来，病友夫妻“中奖了”。叶红梅躺在床上带着羡慕：“你那天说梦见女儿回来了，刚好那天怀上。”
叶红梅最后一次免费试管生育的结果等来了。医生说不行。叶红梅没有多问，转身对等在外面的丈夫平淡地说，不行。祝俊生笑了笑，没说话。
回到病房，祝俊生还硬撑着跟妻子开玩笑，话没说完就忍不住哭得像个孩子。叶红梅没有说话，她始终忍住不哭。经历了两次失败，夫妻俩打定主意从远处找一个小孩来收养，开始留意新疆、海南等地的相关信息。
令人意外的是，连叶红梅和祝俊生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个月后，叶红梅竟然意外自然怀孕成功了。“还是自己的科学先进。”“感激我女儿，她回来了。”丈夫那天高兴得喝醉了。
2011年5月20日，产房里几位白大褂在紧张作业，叶红梅腿间传来哭声。在女儿走了3年之后，叶红梅生下了一个男孩。
无论碰到任何波澜都能够平平安安
儿子的到来，让这个家庭开始变得热闹起来，孩子经常闹着要吃奶，叶红梅三句话不离孩子，墙上那些涂鸦全都没有了，女儿照片也取下来了。叶红梅的眼神光彩熠熠，祝俊生也憧憬起开小饭馆的未来。
他们给儿子取名叫做祝叶安澜，平安的安，波澜的澜，希望他今后无论碰到任何波澜，都能够平平安安。
将叶红梅再孕故事拍摄成纪录片的独立导演范俭，2012年再次回访叶红梅家庭。他说，事过一年之后，我觉得他们已经接受，至少这个丈夫已经完全接受这个儿子了。他们都很喜欢这个孩子，而且能看出来，确实还是长得像他的姐姐。唯一的问题是，现在这个孩子有点体弱多病，毕竟是叶妈妈40多岁生下来的。
虽然夫妇俩的生活还是依旧拮据，但是有了孩子之后，显然生活又有了希望和目标。叶红梅在家带孩子不能上班，丈夫祝俊生继续做一些收入不高的装修零工。
对女儿的情感已经压抑了太久太久
汶川地震过去已整5年，因为孩子还是小，而叶红梅腰一直不好，她还是主要在家带孩子，时不时会做点十字绣这样的散活以补给家用。丈夫祝俊生还是做做装修工，不是很稳定的工作，因为灾区重建基本上已经完成了，所以装修的活儿也不多，一个月顶多赚1000元，再有点儿低保，一个人头300多元。
和叶红梅一家始终保持联系的范俭说，5年过去了，像叶红梅这样的妈妈来说，已经能够在心理上康复差不多了。由于他拍的纪录片，叶红梅这个家庭被很多媒体所关注和报道。这一两年的时间里，他们一家三口曾几次受媒体邀请，来过北京和上海做节目。
范俭提到有次，在上海外滩，叶红梅说很想很想对着面前的景色大喊女儿的名字。那一刻，她对女儿的情感已经压抑了太久太久。
今天，他们生活在一居室大小的廉租房里。日子过得虽然不算宽裕，但能感受到生机和希望。在房间阁楼上，夫妇俩专门隔开了一个不大的空间，里面精心摆放着女儿生前的物品，就如同女儿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
孤独症儿童母亲唐毅自述：爱他,照顾他,没有退路
人物介绍：唐毅，56岁，四川美术学院教师、重庆阳光职业康复园的主任，同时，她也是一位自闭症孩子的母亲。她今年21岁的儿子，幼时就查出自闭症并伴有智力障碍。21年来，妈妈唐毅一直精心照料着这个与众不同的孩子，她说自己别无所求，只求儿子能像现在这样乖、这样规律地生活下去。
“来，叫阿姨。”“来，这是姐姐，叫姐姐。”
这是在教一个两三岁的孩子认人么？不是，这是在指导一个21岁、身高175厘米的帅小伙子。
4月2日，唐毅挽着儿子的手走到记者面前，微笑着。对于抚养自闭症儿子21年的经历，她毫不避讳，“爱他，照顾他，没有退路。”
痛 孩子是无辜的我们要为他撑起一片天
对于在川美上文化课的老师唐毅而言，36岁后的人生如同坐过山车。
高龄成功怀孕，还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那段时间，她幸福得不得了。
可一年多时间过去，她发现两个孩子和正常孩子不同，不会说话，喊名字也没反应，最后诊断为“自闭症”，一种近乎不能治愈的病症。还有更不幸的是，孩子4岁的时候，一个儿子走失了，至今杳无音讯。
面对沉重的打击，唐毅和丈夫挺了过来。“孩子是无辜的，我们能做的就是为他撑起一片天。”
苦 看到孩子的痛但无可奈何
照顾宝宝都是很累人的，更别说是一个常常活在自己世界的自闭症孩子。
没有交流，妈妈说一百句，孩子只回应一句；无法想象的偏执，喜欢张宇的《雨一直下》，百听不厌，基本不听其他人的。还有敏感，有暴力倾向，怪叫。
唐毅还记得，一次带着儿子坐轻轨，儿子突然没有理由地在车厢里尖叫。面对陌生人，儿子总会变得很警惕，一有不对就立马乱摔东西、乱叫。“有段时间甚至不敢邀请朋友来家里。”孩子的怪异引来周围许多歧视的目光。
自闭症患者几乎没有感情回应。不要说什么承欢膝下，21年了，就是一声“妈妈”，唐毅也没听到几次。孩子只是在被问到“这是谁”时，他才回答“妈妈”。
一次，儿子亢奋了一个星期都合不上眼，连走路都打偏了。“但我们什么办法也没有，只能24小时陪在他身边，一起落泪。”唐毅说。
期待 孩子能“有模样”地生活
抚养孩子的过程，颇多心酸，但哪个时候心中很暖？
唐毅毫不迟疑地说：“看到孩子在我们的精心照顾下，能‘有模样’地生活了。”她拍拍儿子的肩膀，又笑了，“你们看，帅不帅？”
上个星期，她带儿子去武隆仙女山玩，一路上儿子都没有发生怪异行为，很平和，很乖。在看《印象武隆》表演时，儿子还跟着音乐扭动身躯，手舞足蹈。虽然动作有些不协调，甚至是难看，但在唐毅眼里，儿子能笑，就是她最大的快乐。
更让唐毅感到骄傲的是，在别人眼里有些不正常的自闭症儿子却似乎有“特异功能”：学拼音，他无师自通，能一口气念出好多生僻字，比“正常孩子”还要显得聪明；在路上，他能说得出每一辆车的牌子、型号。
儿子不仅爱上网，还会用电饭煲煮饭，“每一个小进步，就能高兴好几天。”
甜 孩子能一直健康生活
去年，唐毅退休，成立了阳光职业康复院，专职从事自闭症儿童的康复服务。在她看来，自闭症孩子最需要的，是社会的关注和帮助。
她呼吁更多社会爱心人士帮助没有条件接受治疗和心理辅导的自闭症家庭。目前，她的机构里有8个自闭症孩子。
对于自己，唐毅却不敢奢望太多。儿子不能工作，不能结婚，“我只希望我还有更多时间和能力照顾他。”她告诉记者，“能一直陪着他，就够了。”
但总有那么一天，她不在了，谁来照顾孩子？这是她最担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