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网/今日女报记者 凌晴 李旦
从前，我们讨论“啃老族”，也许你会对“啃老”的人表示不屑，但有一群人却在内心里默默地羡慕着他们，他们被人称作“老啃族”。
“老啃族”出身农村，带着全家人的希望，怀揣改变命运的梦想，通过读大学迈进城市的大门。然而，憧憬中的生活刚刚开始就发生转折，养育之恩化为亲情利润，一句“报答”，便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种种局面。
如今的“老啃族”，则更多了一份时代发展的印记：都市白领、公务员、大学生……种种让家乡人艳羡的光环，让他们无法面对现在可能农民工都比自己收入高的现实;工作再难找，也无法放下面子去从事与“身份”不符的职业;日新月异的城市消费方式，让他们分分钟就变身为各种“奴”，房奴、车奴、卡奴、孩奴……但即便再难，他们也是不能或是不愿去诉一声苦的，因为他们是农村父母千辛万苦供出来的大学生。最终他们只能将苦涩一再掩盖，扬起笑容，继续应对“反哺”——反哺父母，反哺兄妹，甚至反哺曾经生活的村庄……所以，与其说他们是“老啃族”，不如说他们更像一群疲惫的“反哺族”，身在追梦路上，却走得步履沉重……
光荣在家乡，寂寞在城市
3104元——我下意识地做了个加减法。
正月初七，从岳阳的小山村，回到北京那栋与中南海一街之隔的部委大楼，我的办公桌上摆着今年2月份的工资条——3104元，便是这个月的实发收入。
我叫王朗(化名)，今年30岁，是中央某部委一名试用期未满的普通公务员。即便如此，家乡人却早已认定，我是个祖坟冒青烟的“通天”人物。如此高的评价，让我在面对父亲想要建房的希望时，只能选择倾尽所有——尽管我因此而在物质的压力下动弹不得，行在宽阔的北京大街，生活却显得格外狭隘。
水涨船高的建房愿望
大年初六，家里喜气洋洋。在刚刚建成的新楼房里，我年近六旬的老父亲风风光光地迎娶了我的后妈。
去年，这栋让父亲喜笑颜开的新房还只是一栋破旧的泥砖房。曾经，做小包工头的父亲赚了一些钱，家境在当地还算可以。可是，父亲好赌，甚至将姑奶奶辛苦攒给我的学费全部扔上赌桌;他打骂母亲，最终换来夫妻离异的结局。然而，父亲又是不幸的，一场交通事故导致他左肩肩骨与锁骨开裂，失去了干重活的能力，也让他的风光成了过往。
在我在外求学的那些年，家里的泥砖房渐渐破败，而左邻右舍间如雨后春笋般林立起来的新房，让父亲有些坐立不安。我想，他心里是憋着一口气的。
所以，当父亲提出要新建楼房、希望我能分摊几万元钱时，我二话不说，拿出了自己从2009年参加工作以来积攒的大半积蓄——父亲数着钱，露出了一种终于熬出头的表情。而作为儿子，无论如何，我都觉得这是一份应尽的孝道。
不料，随着工程推进，父亲东家看看，西家瞧瞧，“取经”之后，眼光就高了起来。他时不时给我吹风：“隔壁王爹家的窗户用的铝合金，配钢化玻璃，比木制的窗户好很多。”“宋娭毑屋里的电视机是买的液晶平板的，钱都是他家小儿子出的。那个后生仔在广东打了几年工而已，一副赚了很多钱的样子，其实哪里有我儿子本事大!”……
就这样，原本10万元的建房预算，一下子水涨船高飙升到了20多万。面对父亲这样那样的明示或暗示，我只得倾尽所有，先后掏出12万元，全部投入到建新房才算完事。
父亲的骄傲背后是我的无奈
给父亲建房的钱超过预期，这也让我在北京的生活全面告急。
2014年1月21日，春节前一周，因为一再拖欠5000元房租，房东向我下了最后通牒：不给钱就搬!
当时的我苦笑着摇头——一分钱压垮英雄汉，家乡的父亲大概怎么都想象不到，他引以为傲的儿子正在遭受这样的尴尬。
端着国家公务员这个看似旱涝保收且风光无限的“铁饭碗”，别人羡慕，但也只有“城内人”，尤其是年轻的公务员，才能真真切切体会到其中的不易。
2009年，我从湖南省的一所一类院校研究生毕业后，考入了乡镇基层，自己艰难打拼，随后走到了市委机关。在而立之年时，我又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考进了中央机关——也许这份成长值得我的父亲在邻居面前炫耀好久，但事实是，我目前仍可以说是一穷二白：收入仅够糊口，没车没房没老婆，9人合租在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里。
房东催租的电话一个接着一个。我犹豫再三，只好跟朋友开口借来5000元。揣着这笔“救济款”，走在灯火通明的长安街，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委屈。光鲜亮丽的北京，我却始终无福享受。偶尔我会羡慕那些父母有退休金、有存款的年轻人，他们有的是“啃老族”，刚刚毕业一两年就在父母支持下买房买车，有的即便不“啃老”，也能够放心地花自己的薪水，旅游、购物、娱乐随心所欲。而我，做着城里人，操着农村的心，动辄就是“不孝”，想抠门而不得，有难更是不能诉。
而此时，家乡的新房已经建好，不仅舒适，还相当体面，洗衣机、电冰箱等家电都是“高配”的。父亲说，他很高兴。
“帮个小忙”，其实尴尬
而替后妈的女儿找工作，则是年前父亲强行给我下达的任务。
我立马联系我这个“新妹妹”，要她拿一份详细的简历给我。我想着，接下来或许能找熟识的朋友或同学试一试，替她搭搭桥。
拖了二十几天，我才收到她的简历。她今年23岁，职高毕业。对新工作的要求，不多，只有两点——挣得多，干得少。
收到简历的第二天，父亲的电话就追来了，问我找好没。
我无言以对。
回顾今年的春节长假，总是有完全陌生却无比热情的面孔凑到我的面前，而寒暄的话题，无外乎是儿子要进学校，侄子要找工作等等。他们觉得，国家部委——多么不得了的地方，那解决他们的这些“小要求”，也应该只是一包烟、一杯酒那么轻松的事。我只能苦笑，却怎么都说不出一个“难”字——其实潜意识里，我也不愿意丧失那一份让人愉悦的骄傲感。所以，最终我也只是打着哈哈能推就推。
最让我吃惊的是，父亲竟然瞒着我，一口应承下替远房表叔找工作的事，还收了人家一个3000元的红包!后来，我找到父亲晓之以理，他才将红包退回去。但我仍然在后怕——顶着家庭最大希望的光环走出去，要承担额外的经济压力是一回事，但如何面对家乡人复杂的亲情追索、如何面对他们轻飘飘说出的一句“帮个小忙”，似乎我要学习和承受的都还很多。
吃上“国家粮”后，亲戚从此成“债主”
2013年年底，一大家子人围在我父亲床前，不停地抹眼泪。我站在最里面，气若游丝的父亲盯着我，艰难地说：“我和你妈有4万元存款，但这钱得给你妈养老和孙子读书用，所以我的安葬费由你来出。”
交代完后事，父亲走了。还没来得及宣泄心中的悲伤，“钱”的问题便不合时宜却迅速地被提了出来——在父亲咽气的这间房里，我和弟弟妹妹的争吵开始了。
“为什么又要我来出?安葬父母本来就是儿子的事情!”
“你是吃‘皇粮’的，你不出谁出!爸爸死前都交代清楚了，你要不出就是不孝!”……
激烈的争执，让我的眼睛里不再有泪水，转而生出了愤怒。
我叫孙群娥，双峰县甘棠镇人。虽然我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但其实这种遇事就理所当然由我来拿钱的情况，我实在遇到太多次了。
25年，始终为他人奔忙
我是家里的老大，再加上成绩一直不错，父母砸锅卖铁就把我一个人供上了大学。毕业后，正好父亲退休，我便顶了父亲在汽车站的职，吃上了“国家粮”。
也许有人要说我幸运，因为我是兄妹几个里唯一一个走出黄土地的人;再说得重点，我捧起的这个“铁饭碗”，背后都是我家人的付出——尽管很多时候，我宁愿不要这份幸运。
自从我上班开始，接济家里便成了我不可推却的“天职”。可是，我那点微薄的薪水很快便跟不上家里人水涨船高的需求。
2006年，家里建新房，我出了15000元;2008年弟弟娶媳妇，在我这借走一万，只还了5000元;2010年，妹妹的孩子在双峰县城读书，一直在我家吃住，没给过一分钱生活费;2011年，父亲患了肝癌，在医院治疗花了4万多元，我出了一半。朋友间人情往来送的烟酒，父母看到就立刻惦记上：“你家里的烟酒要是多得没地方放了，就带一些回来给你弟弟。”但人家送的礼其实都是欠的人情债，到最后，我还得自掏腰包去还人情……这样的小账算不完，而更多的时候，明明不应该由我独自承担的，也成了我的分内事——比如父亲的安葬费。而这一切的理由，就仅仅因为我吃“国家粮”。
我如同家人的自助银行，没钱就找我要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弟弟妹妹问我要钱都是理直气壮，好像这是我欠他们的;而且他们认为我的工作就是在办公室喝茶看报纸，钱来得轻松简单，而他们挣的辛苦钱花一分出去都得肉疼。如果我不同意给，我妈就会站出来说情：“现在就你条件好点，你应该帮他们一把。再说，家里只把你一个孩子送出去了，你爸的工作也是由你接班的，弟妹心里肯定有想法。你大度一点，就当这钱是给我和你爸了。”从20岁参加工作到如今45岁，我一直在不停地给家里钱，而且数目越来越大。到后来，连没什么来往的堂叔也来跟我借钱。如果我不借给他，他便有充分的理由一直记恨——农村自有一套令人头大的人情逻辑，而且几乎让人没有说不的机会。
既被“啃老”又被“老啃”，长辈仍说我“太自私”
其实，作为大姐，如果弟妹真的生活困难，那我多为家庭付出一些也是应该的;如果可以因此而让父母在村里人面前有面子，我也是乐意的——但现实情况却让我有些难以接受。这些年，妹妹和妹夫一直在广州做批发生意，攒了不少钱，2011年还购置了小轿车;弟弟在建筑工地上当包工头，一年下来也有六七万。再看看我自己，2008年汽车站改制，我被迫购买了一部分股份才得以保住工作，现在工资加补贴每个月也就3000元。这么一算，我反倒比他们赚得少。
2009年，我和丈夫计划在县城买套新房，钱不够，我们两个找朋友和同事借了不少。借钱买房，这事说给家人听他们都会不信，但即便他们信，我也不会说——其实，“大学生”的身份曾经让我自豪了很久，加上我丈夫还是双峰县城某单位的领导，每次回老家，邻居都会来一句“工人干部又回来探亲了”，我的确很受用。也正因为如此，如果要我坦白买房的钱都拿不出，“工人干部”赚得还没打工的人多，我还真说不出口。
虽然不少时候，因为这份虚荣我都在打肿脸充胖子，但这次，父亲的安葬费我却怎么都不愿意妥协——我的孩子快要结婚了，我得多存点钱替他在长沙买套房子;我的公公婆婆也一直由我们夫妻两赡养，老公那边的兄妹也都还得照顾点。这样的压力下还要我一下子拿出4万元，这可不是小数目。只是，亲戚们不会理解我的难处。大吵一架后，我还是出了近3万元的安葬费。尽管如此，因为没能对父亲的丧事做到“大包大揽”，村里的长辈还是给了我一个“太自私”的评价。有时候会觉得灰心，既被“啃老”又被“老啃”，一年到头都为别人而忙，最后还要落得个挨骂的下场，其中苦楚，又岂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
还不清的“亲情债”
过完年没几天，我急急忙忙赶回学校写论文，想着今年能够顺利毕业，找个好工作尽快挣钱。回校后没多久，爸妈的电话便追来了：“你弟弟他想换个好一点的工作，需要打点关系。你和你老婆商量一下，拿点钱出来给你弟弟应应急……”电话那头的吩咐直接而自然，而我却在他们挂掉电话后半天没能回过神来。
我叫刘伟(化名)，麻阳县兰里村的街坊邻居都喊我“伟哥”。并不是我年纪大，而是因为我是当地屈指可数的博士生。这个身份给父母带来了荣耀，给为我而辍学的弟弟带来了压力，也给我和妻子带来了苦涩——如今，尽管我仍身在象牙塔，债务却在亲情与报恩的裹挟下呼啸而来。
亏欠弟弟，穷学生背上亲情债
我来自一个典型的农民家庭，一亩三分地便是一家人全部的经济来源。为了供我读书，我唯一的弟弟刘业(化名)辍了学。2011年6月，我成为西安交通大学的博士生。这个消息在麻阳县城传开了，一家人都非常高兴——除了弟弟。我的成功，让他的人生显得更加灰暗，他对我也愈发冷漠。母亲对此非常无奈，她常跟我说：“自从你考上博士后，你弟就像变了一个人。好不容易在超市找了份工作又不肯好好干，整天游手好闲。如今你出息了，可得多帮帮你弟弟。”
弟弟的付出我看在眼里，除了觉得亏欠于他，我更多的是感激。在学校时，我有事没事就给他打电话拉家常，跟他讲讲外面的世界;我也会邮寄一些读书笔记给他，想让他多学点知识。直到有一次，我像往常一样给他寄了两本读书笔记后，却收到了他发来的信息：“哥，我缺钱。”
仿佛终于将要钱的话说出来后，那些一直被自尊心所隐匿起来的东西便找到了出口——从那以后，我曾依恋的家就成为了一个“无底洞”：两年间，置办家具3000元，父母生病4000元，弟弟买电脑2000元、买手机1000元，村里的人情往来等等——前前后后加起来，大概将近2万元。
2万元，说多不多，但对于一个学生来说，却是一个天文数字。我每个月能拿到学校的生活补贴1000元，除此之外还经常在外打零工，但这些收入加起来，也只能满足我自己的开销——更何况，我刚在2012年7月结婚，妻子郑丽(化名)不嫌弃我是个穷学生，义无反顾地嫁给了我。“大家”遇上自己的“小家”，我两头都想顾，却往往只顾到了一头——我觉得自己欠着弟弟的，所以但凡家里开口，我都想尽办法满足。实在没招了，我就只能腆着脸找妻子要——男子汉大丈夫，天知道这有多难!
“大家”“小家”难两全
妻子在西安的一家外贸公司上班，一个月下来也才4000元。面对我要钱的举动，她一直很大度，这也让我十分感动，每次我都信誓旦旦地承诺：“等我毕业就好了!”
但随着要钱次数的增多，数额越来越大，好脾气的郑丽也忍不住了。前不久，郑丽毫不客气地说：“你们家真是个‘无底洞’，过年才给了4000元，现在又来要。你弟弟都是有工作的人了，而你还是个学生，你拿什么给他?这些钱我们是怎么辛苦攒下来的，你家里人知道吗?对你爸妈从来都报喜不报忧，其实你过得还不一定有你弟弟好，你就活在自己的面子里!”
我承认，尽管妻子没错，但我仍自私地反感着她的话。我固执地想要回报家人，还想着自己毕业在即，她为什么就不能多忍一段时间?为此，我俩吵了无数次架，我因此也没再指望她能再给我钱去堵父母的嘴。
后来，我的一位学长将我介绍到西安一家公司做财务核算，没有多少活儿，但每个月大概能有1500元的收入。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母，他们高兴坏了，连夸我能干，书都没读完就能挣钱。母亲说：“你读了书，真的出息了，小日子也越过越好了，以后得让整个大家庭都沾沾你的光。”我连连答应。
但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初尝的这一点点甜头居然让我的境况更加难堪。此后，不仅家里要“照顾”的事情越来越多，原本简朴的爸妈也跟着“奢华”起来。有一次，爸爸找我要500元，说是隔壁家小孩结婚要送彩礼。我很纳闷，因为按照麻阳农村的习俗，送100元的红包就够了，怎么会要500元呢?电话那头，母亲又再自然不过地回答：“以前家里穷，出不起份子钱，可现在不一样了，谁不知道我们家出了个博士?所以这份子钱不仅要出，还得多出，我们这不也是在给你挣面子吗?”听了母亲的话，我突然有了一种从前不曾有过的难受。因为当时我的身上，也仅仅剩下了500元。
还有半年，我就要毕业了，我的父母也热衷于时不时在邻居面前将我拿出来夸耀一番。可他们的热情让我焦虑——赡养父母，扶持弟弟，还有乡村通过父母传递过来的人情负担……如此种种，在我还是学生时便能不假思索地索取，那我工作后又是怎样一番境地?偶尔我会羡慕身边跟我一般大小的同龄人——也许没有高学历，但他们却实实在在的有车、有房，而我除了一个好听的名声，还有来自家乡的似乎永远也还不完的“债”之外，还有什么呢?
各方声音
难以拒绝的“反哺”
“反哺”群体有着城里人未经历的故事和难以理解的心结。他们通过上大学、打工等方式脱离农村、进入城市生活轨道，他们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过程，并不是一段充满玫瑰色想象的浪漫历程，相反，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那是沉重的往事：为了供子女上大学，贫苦的农民父母穷尽一生积蓄，东借西挪，或者举家族之力才勉强凑足学费，甚至被迫做出其他牺牲，比如适龄的兄弟姐妹放弃上学，外出打工为家庭分担经济负担。当寄托着家庭甚至家族希望的大学生们毕业并在城市工作后，自觉或不自觉地面临向家庭“还债”的问题。
当城市老人享受由公共财政兜底埋单的退休金、社保时，农村里年迈的父母们，要么仍和他们的长辈一样，按世代流传下来的传统由子女赡养，要么把求助的手伸向远在城市谋生的子女们。只有极少数孤寡的农村老人，才可能享受到公共养老院的供养。
而基于深厚的传统文化，子女的“还债”和反哺，往往首先是道义上的，然后才是法律、契约意义上的。它充满了温情和道德感，以致年轻人很难理性地正视，遑论有“忘恩负义”之嫌的拒绝。(新华每日电讯)
“反哺族”不能承受之重
陈成文湖南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城市的孩子努力去供给在农村的家庭——这样的“反哺”并非个案，而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因为农村“养老保险”保障能力不足、大病医保还多处于试点阶段等诸多原因，大部分“反哺族”的父母都过着“自负自责”的生活。一旦有什么事，老人只好向在城市里谋生的孩子求助。而另一方面，从农村打拼到城市的年轻人会从朴素的亲情伦理角度自觉对亲人进行“反哺”。但实际上，这份沉重的道德和经济负担，不应该完全由这些并不算强大的个体来承担。往往被忽视的是，承担这个责任的主体，其实还有国家公共财政和社会，只不过，目前这些“责任账”很大程度上由“反哺族”偿还了而已。
要突破目前困境，只有从继续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上下功夫，让更多现代化的制度、要素从城市流向农村，带动农村进步、农民增收;让更多的社会保障制度顾及到农民，让他们能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同时，要进一步改善观念。农村老观念里往往对高学历的孩子抱有过高的期望，认为高学历就等同于高收入，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一些大学生因为求职不易、城市生活成本高昂等原因，反倒成了新的“弱势群体”。这时再对他们予取予求，既不利于子女发展，也易带来矛盾。
或许，也只有当农村发展不再滞后，旧的观念有所改变时，“反哺族”方能轻松一些。
反哺中前行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本月上旬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已基本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全覆盖的基础上，依法将这两项制度合并实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并在制度模式、筹资方式、待遇支付等方面与合并前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保持基本一致。基金筹集采取个人缴、集体助、政府补的方式，中央财政按基础养老金标准，对中西部地区给予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给予50%的补助。
虽然农村长期存在的“负福利”等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解决，但是，随着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反哺族”现象应有望得到逐步缓解。
编后
在不少人的观念里，父母养育子女理所当然，子女奉养父母也是天经地义——这既是道德要求，亦有法律依据，本无可置疑。然而，正是这种“天经地义”，如今却在伤害着刚从农村跨入城市的这一代人的“肌体”。以父母为中心，扩展到亲朋好友、邻里村庄的庞大索取群体，让“反哺族”在亲情的压力下，选择以自己的梦想为代价，或是节衣缩食牺牲掉生活质量，或是为求高薪放弃掉事业追求，吃力地满足着一个又一个要求，虽然痛苦，却强颜欢笑。
其实，养育之恩，不应异化为“亲情利润”，成为某些急功近利的父母以及兄弟姐妹的物质变现的手段和工具。在经济上，父母与子女或者兄妹(弟)之间应该形成一种理性的互惠关系，而不是变成相互之间的“提款机”。尤其是对于刚刚起步的年轻人，父母应该给他们一个相对完整的发展过程。在孩子工作之初就急切地要将“数十年含辛茹苦”兑现成票子、房子，很容易造成“透支”，折断子女(弟妹)尚不丰满的羽翼。
而对于子女(弟妹)来说，回报亲恩固然重要，但量力而行、合理沟通则更有利于家庭情感与自身事业的良性发展。一味的应承与满足，让远在家乡的父母等难于感受到子女的真实压力，亲情的价码容易越开越大甚至失控;同时，放下面子，学会倾诉，才能让自己在力所不及时获得父母亲人的体谅与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