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家小院内，焦裕禄的长子焦国庆(中)在接受采访。袁青飞摄
焦裕禄生前照片。
在兰考县焦裕禄纪念园对面，有一条安静的小巷，焦家小院便坐落于此。
焦裕禄去世后，他的家人继续在这里居住了30年。普通的砖墙，满院的青苔，这个看上去有些破旧的小院与普通民宅无异，只有院中那棵石榴树，仿佛诉说着昔日的故事。
今天，记者随同焦裕禄的长子焦国庆重返故居。睹物思人，焦国庆回忆起件件往事。
“这里早已无人居住，母亲去世9年了，兄弟姐妹们也都落户外地。”63岁的焦国庆抚摸着石榴树说：“只有在每年父亲祭日时，大家伙儿才回来看看。”今年3月17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焦裕禄纪念馆后亲切接见了焦裕禄的5个子女，并耐心询问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二女儿焦守云对习总书记说：“我们一定传承好父亲的精神，保持家教家风。”
焦裕禄去世时，焦国庆还是13岁的少年，对家教家风没有多少体悟和理解，只记得父亲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千万不能搞特殊！”
5年前，一位中央领导曾专程来兰考，并看望了焦裕禄的子女。“你就是当年那个‘看白戏’的孩子吧？你看了一场‘白戏’，你父亲还专门召开了家庭会议，起草了《干部十不准》，规定任何干部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搞特殊化。”焦国庆就是那个孩子，那番话他至今记忆犹新。
“当时看白戏的何止我一个啊！县里领导的孩子就那几个，礼堂把门的全认识，每次都是等有票的人进完了，他就把我们这些没票的放进去。大家都去看，可父亲就是抓住我当了典型。”焦国庆说。
“不光是我，大姐守凤也受到了父亲的格外‘关照’。”焦国庆回忆说。大姐中学毕业后，有几个单位想让她去上班，父亲知道后都一一回绝了。一天早上，父亲对大姐说：“走，咱上班去！”一听这话，大姐兴奋地跟着父亲往外走。当走进兰考食品加工厂时，她一下子懵了，原来父亲安排她当腌咸菜的小工。
那时候，大姐一天要腌上千斤萝卜，还要切几百斤辣椒，双手经常被烧得火辣辣地疼。她几次哭着埋怨父亲对自己太狠心。
有一年父亲祭日，大姐来到那棵著名的焦桐树下缅怀父亲，无意间听到旁边一位老太太说：“焦书记可真是个好人，也不知他家的孩儿们现今都干啥哩，过得好不好？”
“那一刻，大姐泪流满面，也理解了父亲的良苦用心。”焦国庆说，这么多年来，大姐一家人的住房并不宽敞，但单位两次给她分房，她都让给了比她家更困难的人。
说到这里，焦国庆告诉记者：“父亲去世时，我们还很小，在成长道路上受母亲的影响也很大。”
焦裕禄去世那年，妻子徐俊雅接过的是这样一副担子：5个子女中最大的18岁，最小的还不足4岁。“我死后，你会很难，但日子再苦再难也不要伸手向组织上要补助、要救济，你要把孩子们教育成为红色的革命接班人。”焦裕禄临终前，用尽最后的力气给她交待后事。这句话，徐俊雅记了一辈子。
“母亲要强，但再难都不愿给人说。”焦国庆回忆说，有人看见母亲领着一家人艰难度日，劝她向组织开开口，可母亲脸一沉，坚决地说：“打老焦的旗，向上级伸手，我咋对得起他？”
焦国庆的讲述让同行的我们陷入沉思，开封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白江民打破沉默：“领导干部的家风，关乎党风政风！这启示我们，领导干部的家风如果被不正之风撕开了小口子，小小的窟窿就会刮进斗大的歪风，这值得我们深思和警惕！”
焦裕禄的妻子徐俊雅老人
2005年徐俊雅老人去世的告别仪式。
2005年8月25日清晨，74岁的徐俊雅默默地走完了生命的里程。青翠环抱，哀乐低回，27日上午，记者在开封市举行的徐俊雅同志遗体告别仪式上瞻仰到她安详的遗容。来自兰考及省内外的亲友、领导和同事们，怀着沉痛和崇敬的心情为她送行。守凤、国庆、守云、守军、跃进、保刚6个已步入中年的子女肃立在母亲身边，当吊唁者全部离去，他们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悲情，痛哭着围绕着母亲的遗体，呼唤着“妈妈”。
对于兄弟姐妹们来说，父亲如高山，他高尚的情操永远激励着子女们不断进取；而母亲如大海，伟大无私的母爱一直伴随着他们成长的岁月。
“埋葬父亲的时候，她肝胆欲碎，几次往父亲的棺木上撞去，被身边的人死死拉住。”40多年后，女儿焦守云仍然清晰地记得父亲的逝世给母亲带来的巨大伤痛:“我们姊妹几个连惊带吓，一个个围在母亲身边嚎啕大哭。过后，母亲常对我们说‘要不是为了老焦临终嘱托，我就随他去了’。”
1932年8月，徐俊雅出生在开封尉氏县城关镇一个书香门第。虽然没正经上过学堂，然而在身为私塾先生的父亲的熏陶下，徐俊雅积累了颇为丰厚的文化底子，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她格外欣赏有才气的人。1950年，徐俊雅结识了在尉氏县团委工作的焦裕禄，这个外貌俊朗、能拉会唱的青年令她倾心。
“父母亲的感情一直很好，但一点儿也没有现在所谓的浪漫。”一幕幕场景一直存留在焦国庆的记忆中，“两人上街，一个在马路这边，一个在马路那边。妈妈对爸爸非常体贴，连手绢也不让他洗。后来爸爸得肝病受的那份罪，妈妈最清楚。冬天，妈妈总把秋衣、棉衣、罩衣套在一起，放在两层被子的中间焐热了，让爸爸一下子穿上。而父亲只要一有空，就为在家操劳的母亲拉二胡，那如泣如诉的琴声见证了父母深深的眷恋之情。”
1964年5月14日是一个充满阴霾的日子，这一天，焦裕禄因患肝癌晚期不治，撒手人寰。虽然内心悲痛到了极点，与焦裕禄一起生活了14年的徐俊雅却默默承受着，并坚强地挺了过来。
焦守云回忆说:“母亲是个非常内向的人，好多事情她不愿意说，整天流泪，默默地做着一切。她吃饭的时候端着碗，那也可能是想起我父亲来了，她那手就一个劲地发抖，碗就掉地下了。因为思念父亲，最初几年每逢除夕夜，她整夜都是在包饺子，不让任何人帮她。但包了饺子以后，第二天大家欢天喜地放鞭炮的时候，她就蒙着被子在床上睡一整天不吃不喝。后来，母亲养成了一个习惯，无论她住在哪里，她都把父亲的遗像搬到哪里，每日总是看了又看，擦了又擦，就这样苦守着父亲。我们家离父亲的墓地很近，只要她在家里，一早一晚她总是到父亲的墓地上走一走。她和父亲有很多的话要说，要倾诉。”
1991年江泽民对她说你这些年不容易啊！
焦裕禄逝世时，徐俊雅才33岁，上有孩子的奶奶、姥姥两位年迈老人，下有6个尚未成年的孩子，最小的孩子焦保刚才3岁多。一家9口人全靠徐俊雅每月50多元的工资和每个月13元的抚恤金艰难度日，生活很拮据，但徐俊雅始终牢记着丈夫临终前的遗言:“我死后，你会很难，但日子再苦再难也不要伸手向组织上要补助、要救济。”
焦裕禄去世后，徐俊雅从未向组织申请过任何救济，一个人挑起了生活的重担。
兰考县的退休干部王怀彦当年在县政府管理财务工作，他回忆起1965年有一次到徐俊雅家送工资的情形。当时，徐俊雅一家老小住在县委大院附近的3间瓦房里。王怀彦见灶台上放着剩饭，窝头已发黏了，就问徐俊雅为啥还舍不得丢掉。徐俊雅说，在水里泡泡，上笼蒸蒸，还能吃。王怀彦问，这一大家子人，钱够用吗？徐俊雅淡淡地说，工资发下来，买了面、买了煤，剩下的就有多少花多少了。
王怀彦说，焦书记在世时，一月工资80多块钱，徐俊雅在兰考县统计局工作，每月工资57块钱，家里虽然人口多，但两口子的工资加起来还够用。但焦书记去世后，徐俊雅要养活一大家子人，就难了。
当时，焦国庆还不满13岁，他总觉得自己上学读书是在吃家里的闲饭，是在给母亲增加负担。于是，没等到初中毕业，焦国庆就和大妹焦守云一起当兵去了。
焦守云始终记得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母亲为了给我们改善生活，到街上去买鸡蛋。鸡蛋贩子接过母亲递来的10元钱，说找不开，你等一下，我换开钱就回来找给你。母亲就在原地等他回来，哪知等了好久，却不见那小贩的踪影。回到家来，母亲伤心地哭了好几次，10元钱，在当时可是一家人一星期的生活费啊！”
日子过得清苦艰难，孩子多，吃饭是头等大事，穿衣就顾不得许多了。焦守云回忆:遇到孩子们没衣服穿的时候，母亲就流着泪把父亲穿过的旧衣服找出来，然后再用剪刀、针线把衣服改小，母亲边做活边流泪。在她的记忆里，自从父亲去世后，母亲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穿过。
1991年，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到兰考视察，听了焦守云对母亲多年来的情况介绍后，他紧紧地握住徐俊雅的手说:“这些年你不容易，不容易啊！”江泽民的话，使得徐俊雅泪如雨下。
上排从左至右：焦守军、焦国庆、焦保钢、焦跃进；下排从左至右：焦守凤、徐俊雅、焦守云。
徐俊雅的随身笔记本记的全是工作上的事
上世纪70年代初，王怀彦调到兰考县计委，与徐俊雅共事15个年头。“当时她是主任，我是副主任。”这位老同事对徐俊雅的评价是:“她太谨慎，太认真了。”
在计划经济时代，计委可谓是重权在握，掌控着钢材、木材、水泥、等重要物资的分配划拨。王怀彦说，每年、每季度的分配方案，老徐(徐俊雅)都要亲自把关。有时，因为特殊原因，分配方案中有了几方木材或几吨钢材的出入，老徐都要打破沙锅问到底。修建县政府礼堂时，领导特地多批了一些水泥。老徐知道后说，现在物资紧张，我们搞的是调控，该供给的供给，不能供给的坚决不能供给，这事我找领导说。
县计委机关大院里有一片菜园，有同事常私摘一些菜拿回家。徐俊雅发现后说，菜园大家都付出了劳动，成果应该大家分享。事后，徐俊雅也许觉得自己太认真了，就问王怀彦:我是不是管得太细、太宽了？
徐俊雅随身带着一个笔记本，上面事无巨细记的全是工作上的事，包括单位同事的工资情况、家庭情况，她都掌握得一清二楚。王怀彦说，当时，县计委共有26名工作人员，一名叫黄安季的同事家在农村，有两个小孩，父母有病，生活比较困难。逢年过节的时候，老徐就会想起黄安季，为他送去些粮油。
生活节俭的习惯徐俊雅一直坚持到老
2003年，儿女们为了方便照顾母亲，就将徐俊雅接到开封居住。一次，王怀彦到开封探望她，看到饭桌上仍摆着上顿吃剩下的拼成一盘的饭菜，一下子就联想起几十年前的情形。王怀彦说:“老徐生活节俭的习惯，一直坚持到老。”
在徐俊雅看来，打电话也是一种浪费。在徐俊雅留下来一份话费清单上，半年时间她仅用了200多元钱的话费。有一次，在杞县当县委书记的焦跃进回兰考看望徐俊雅，板凳还没坐稳，手机就响个不停，当时徐俊雅就像撵人似的把儿子推上了车，弄得孝顺的儿子心里很不是滋味。事后徐俊雅曾对人说:“我嫌他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浪费，与其打电话说不清道不明的，还不如回去面对面解决问题。”
徐俊雅性情温和，不事张扬，从不愿给人添麻烦，包括自己的儿女。这些年来，6个儿女一个个走出兰考，在外工作，离休后的徐俊雅仍独自留在兰考焦裕禄烈士陵园附近的家中，仍然保留着每天到丈夫墓前走走看看、与人聊天的习惯。由于年轻时清贫度日，操劳过度，晚年的她一直在承受着糖尿病和多种并发症的折磨。她手脚经常麻木，腿脚浮肿、疼痛，从家中到焦裕禄陵园大门，100多米的距离就需要两次歇息才能走到。
2002年年初，焦跃进到山东参加全国大蒜洽谈会，会后，国家商标总局的一个局长赶到兰考参观焦陵和探望徐俊雅，当时徐俊雅患重感冒正在县医院的病床上输液。当焦跃进问她生病为啥不通知家人时，徐俊雅沙哑着嗓子说:“你们各有各的事，你爸当年身患绝症还一直不叫苦呢，我这点小病算啥？为了病让你们分神劳心影响工作不好……”老人时断时续的话语，让在场的人深为感动，省里陪同来的一名处长不禁唏嘘失声:焦妈妈……
2004年5月14日，徐俊雅拖着病躯参加了在郑州举行的“纪念焦裕禄同志逝世40周年大会”，此后她极少在公众面前露面。
2005年8月25日清晨，74岁的徐俊雅默默地走完了生命的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