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新平、徐道妙、张恒（从左到右）在中塞友好医院前合照
埃博拉(Ebola)，是用来称呼一群属于纤维病毒科埃博拉病毒属下数种病毒的通用术语，可导致埃博拉病毒出血热。罹患此病会出现数种不同程度的症状，如恶心、呕吐、腹泻、肤色改变、全身酸痛、体内出血、体外出血、发烧等，甚至致人死亡。
对于非洲来说，埃博拉并不陌生。1976年至1994年间，埃博拉疫情先后数次爆发，导致大量人员死亡。2014年，埃博拉再次卷土重来。西非地区最早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是一名2岁的男孩，他于2013年12月在几内亚的东南地区死亡。这个地区几乎没有任何医疗系统，当时还没有人知道这是埃博拉病毒。直到2014年3月，埃博拉病毒蔓延暴发，患者死亡人数超过50人，人们才终于认识到这是一种可怕的传染疾病。截止12月10日，埃博拉已造成6388人丧生。
埃博拉给大多数受疫情影响国家的经济、卫生系统和政府留下了永久的印记，并迫使当地为阻止疫情扩散而抛弃传统礼仪，包括擦洗死者遗体以及在见面时握手、亲吻等。
1995年，好莱坞电影《极度恐慌》中，埃博拉病毒肆虐美国小镇，居民大批死亡——如今，电影中的情节却在非洲真实上演。自今年3月以来，西非爆发了自有埃博拉病毒记录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疫情。据世界卫生组织12月10日的最新消息，埃博拉已导致全球17942人疑似或确认感染，其中6388人丧生。
面对恐慌，很多国家的医务工作者挺身而出，站在了抗击埃博拉的最前线。美国《时代》周刊称这些奋战在疫区的医务工作者为“埃博拉斗士”，并将“2014年度人物”授予他们，以此向他们的勇气致敬。
中国也对西非疫区伸出了援助之手，其中不乏湖南的医生和专家。8月7日，湖南籍女军医李玉(化名)到达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协助抗击埃博拉;8月11日，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感染性疾病专家沙新平、重症医学科专家徐道妙以及长沙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公共卫生专家张恒三人被派驻到西非最贫穷国家之一的塞拉利昂，开展援助行动。
今天，我们专访了这几位“离埃博拉最近的湖南人”，听一听他们抗击埃博拉的“战斗故事”。
徐道妙（左）与张恒（右）和塞拉利昂当地护士合影，他们常提醒对方要穿防护服，她却不甚在意：”没事的。”
■故事
抗击埃博拉，我来了
“飞机比想象中的大，乘客少，飞机餐不错。透过洁白的云层，非洲大陆就在身下，心里倒是安静许多，这或许是大战前的心情。”8月17日下午17时，一下飞机，沙新平便在微信朋友圈发了这条信息。
8月11日，中国决定派出三个医疗专家组共9名医生奔赴西非埃博拉疫情最为严重的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湖南医疗专家组的徐道妙、沙新平、张恒三人被派往了塞拉利昂。
早前，当三个人还在长沙黄花机场候机时，他们的妻子眼泪就没停过。张恒4岁的儿子不明白爸爸此行的风险，不停高呼着“爸爸加油”，妻子却“吓得腿发软”。为了安抚家人的情绪，三个人也约好，在微信朋友圈里一律“报喜不报忧”。
结果，刚下飞机，医疗组便全部被带往机场的一个角落进行检查——一股浓烈的消毒水味儿扑鼻而来，此时，沙新平才真正感觉到，自己离埃博拉越来越近了。
核实身份并消毒后，医疗队被放行，一行人匆忙赶往码头。塞拉利昂隆吉国际机场建在小岛上，到首都弗里敦市还需要乘坐四五十分钟快艇。此时，已是当地时间晚上19时。
“嘿，等会儿!”见同行人员接过船长递来的救生衣准备直接往脖子上套，沙新平赶紧叫住他，递过去一个塑料袋：“隔离一下再接触皮肤。”
夜风扑面，简陋的快艇有些颠簸。沙新平拿出笔记本，写下到达西非后的第一篇日记：“没想到，这里的轮渡码头还比不上中国20年前的……”
21时30分，弗里敦市的大街上依旧热闹。当地居民逛着街、踢着球，脸上并未有任何紧张的情绪，似乎埃博拉病毒与他们毫不相干。
然而，在弗里敦市的另一角——塞拉利昂第四大的哈曼国王路政府医院(KingHarmanRoadGovernmentHospital)，却正在经历煎熬与考验。
“别碰我，我不要隔离!”医院大厅里，一名身形魁梧的男子正被4名医务人员奋力压住，他的脸上写满了恐惧，一心想要挣脱医生的控制。
还没来得及放下行李，沙新平和徐道妙、张恒便用最快的速度将自己全副武装起来，赶往隔离区打听这名新近被隔离的病人的情况。
“发热、乏力、腹痛是埃博拉患者最初期的症状。”这些症状，这名病人全都有。看过病历后，沙新平提醒医院的护士：“快穿上你的隔离服!”护士耸了耸肩：“没事的。”
沙新平随后在反馈到国家卫计委的工作日记中写道：“当地医院防护意识太差，医务人员没有正确认识到埃博拉的可怕性。他们未穿隔离服、未戴口罩，甚至与发热病人有直接的皮肤接触，这可能加速病毒传染。”
每次探视病人，沙新平都要“全副武装”
“我是火，能烧死病毒”
在首都弗里敦市，进行医疗援助的中国医务人员分布在可以收治埃博拉病例的哈曼国王路政府医院和中塞友好医院。因为埃博拉，城里大大小小的医院全都大门紧闭，医生担心被传染，护士也在闹罢工。此时，塞拉利昂的医务人员已经不足100人。
沙新平了解到，塞拉利昂的医疗系统早已崩溃，国家首席医生舍克•汗曾救助100多名埃博拉患者，最终被传染去世。消息传开，举国悲痛之余，恐惧也让当地的医生护士纷纷做了“逃兵”。
8月20日，受热带季风气候影响，弗里敦市高温多雨，湿热难耐，沙新平的嗓子格外难受。
“又来了一名疑似埃博拉的发热患者。”收到消息，沙新平立刻赶往中塞友好医院。
早期呕泄、中期眼睛充血，患者的种种反映都符合人感染埃博拉病毒后的症状。跑遍整个医院，沙新平都没能找到一台可以用于做检验的仪器。但凭经验判断，沙新平感到这名患者的情况不妙。
就在入院半小时后，这名患者的眼白部分全部变为血红色;1小时后，患者的眼耳口鼻等处开始流血;约1个半小时后，患者内脏大出血;2个小时不到，患者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甚至还没来得及被隔离，便用死亡确诊了埃博拉。
随后，中塞友好医院一名曾给发热病人做过灌肠的女护士因被怀疑感染埃博拉而接受隔离。几天后，该院仅剩的包括中国护士在内的7名医务人员全部被隔离。
埃博拉的传染性很强，即便是“全副武装”的医务人员也防不胜防。据世界卫生组织10月29日的数据显示，国际医务人员共有521人感染埃博拉，272人死亡;其中塞拉利昂已有127名医务人员感染，死亡101名。
“说不怕是假的。”每每想起昨天都还在笑着跟自己打招呼的护士第二天便不在了，沙新平的内心就难以平静。除了感叹生命的脆弱，他每天都会加强自我防护工作，也不忘提醒身边的人。
但也只能是提醒。
“你为什么不穿防护服?”沙新平曾对医院救护车司机的防护措施表示担忧，结果对方挽起衣袖，露出结实的肌肉，哈哈大笑却不甚在意地回答他：“我很强壮!我是火，能烧死病毒!”
但在沙新平看来，救护车司机同样属于高危人群，“他们并没有穿防护服的要求，却跟医务人员一样，无时无刻不在接触着病人”。
用湖南医疗组组长徐道妙的话说，“在这个国家，你所拥有的知识常常派不上用场”。一方面，医疗条件落后的塞拉利昂缺乏必要的医疗物资，没有充足的隔离防护服，要靠其他国家援助，医务人员也没有刻意去保护自己的习惯;另一方面，宗教信仰给当地人民“洗了脑”，他们信奉“主”，认为生死有命，很多居民并不接受国际卫生组织的帮助。
这名救护车司机的“不在意”让他遭遇了厄运。几天后，哈曼国王路政府医院院长带来了一个坏消息——这名司机因感染埃博拉去世了。如此一来，本就所剩不多的还在工作的救护车司机又少了一个。
随着埃博拉疫情的蔓延，湖南援非医疗队也加快了对当地中资企业开展疾病防护与控制工作的脚步。
在前往马克尼的路上，张恒7次被军警拦下来测量体温。
“僵尸区”马克尼
在距离首都弗里敦市300多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如今被称为“僵尸区”的城市——马克尼。
5月26日，自塞拉利昂出现第一例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后，马克尼市便“沦陷”了。这里成了埃博拉感染的“重灾区”，已有3名志愿医护人员死亡，多个医疗团队撤离，抗疫防线几近崩溃。死于埃博拉的居民尸体都被用袋子装好，运往特定的地点处理。
某中资企业便驻扎在这座已是运尸车来来往往的城市里。
8月31日，星期天，张恒和队友们收拾好相关资料，出发前往位于马克尼的这家中资企业。在此之前的十多天，他们已经跑了十多个驻塞中资企业，为他们带去埃博拉病毒防护知识讲座。
“在弗里敦没有无处不在的紧张感，但在去马克尼的路上有。”张恒说，自从塞拉利昂的首席医生感染埃博拉去世后，总统便开始重视这种病毒。从弗里敦市去往该国每一个城市的道路上都有军警把守，医务人员负责测量体温，以此筛查出任何疑似埃博拉的病例。
“很难想象，这个国家最好的一条马路还是中国援建的。”一路颠簸，张恒的心情也是忐忑不已——6个多小时的车程，他被军警“拦截”了7次，不断重复测量体温。
此前，援塞专家组在去往其他城市时还能通过亮出挂在胸前的“中国医疗队”标志来“免检”，但驻扎在通往马克尼市道路上的军警似乎特别紧张，根本没有任何例外，坚持一个接一个的测量体温。
“放我出去，我没有病!”“你必须留在这儿，接受隔离。”“我没病!”“只要有发热症状，都将送往隔离区”……每次量体温，张恒总能听到类似的争执声，而他也很担心自己会被隔离。
原来，在到达弗里敦市一周后，因为蚊虫叮咬，加之休息不好，张恒出现了畏寒症状。在及时服用感冒药后，张恒的病情得到缓解，也没有发热。
按照国家卫计委的要求，中国援非医疗组每天都要更新自己在当地的情况。得知丈夫感冒，张恒的妻子急得好几晚睡不着觉，每天都等着张恒的电话。
好在，张恒的感冒在去马克尼市前就已痊愈。“想想真后怕!”张恒说，埃博拉无法快速确诊，加之塞拉利昂医疗水平落后，导致很多因感冒、疟疾等造成发热的普通患者都被强行带入隔离区。而隔离区里全是发热病人，被传染埃博拉病毒的可能性反而更大。
徐道妙为发热病人进行诊断
给驻塞中企一针“强心剂”
“张医生，能跟我合个影吗?”到达中塞合作项目马格巴斯糖厂时，平时不爱拍照的张恒爽快地答应了糖厂员工的拍照要求。此时的合影，早已不是为了纪念“某年某月到此一游”，而是为了让远在中国的家人看到自己一切安好，让他们放心。
埃博拉突袭塞拉利昂，中国驻塞集团的员工也倍感紧张。家人的催促、自己内心的恐慌都足已引发员工的“回国潮”。然而，许多工程项目不能说停就停，即便同意让大多数中国员工回国，但工种不同，一部分中国员工仍旧无法撤离。
按照国家卫计委的要求，培训、指导中资企业和员工做好埃博拉的防控工作是本次医疗组的主要工作之一。
在塞拉利昂政府的要求下，建工集团的工地早已停工数日。部分员工回国，而留守的员工被限制在篮球场大小、条件简陋的工棚区，不得离开半步。闷热的板房内只有一些简单的家具，房外一张老旧的乒乓球台是工人们唯一的娱乐设施。
工地后面是片荒山，蚊蚁颇多，这里的工人几乎都感染过非洲常见的传染病——疟疾。得了这种病，人会忽冷忽热，浑身“打摆子”，异常难受。但因为害怕感染埃博拉，工人们不敢去医院看病，只能买来疟疾快速诊断试纸“自行判断”。
中国援非医疗组的到来，如同为工人们注射了一剂强心剂。徐道妙和沙新平负责给疟疾患者检查开药，张恒则负责宣讲健康知识，同时也答疑解惑。
“埃博拉是不是‘黑人病’?中国人会被传染吗?”这也是当地华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据国家卫计委公布的情况，目前中国尚未发现埃博拉患者，中国援非医务人员也无一人感染。然而，从医学上来说，埃博拉并不是“黑人病”。早在今年8月，美国的两名白人医生在利比里亚感染埃博拉，被送回美国接受治疗;11月15日，一名在塞拉利昂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美国医生抵达奥马哈市接受治疗;11月18日，印度官方证实新德里出现亚洲第一例埃博拉病例。
“中国之所以没有埃博拉病人，与我国疾病防控工作有关。”张恒认为，国家卫计委这次派驻专家团队到西非，一方面是援助非洲医疗，遏制埃博拉病毒蔓延;另一方面，则是将我国疾病控制关口提前放在了非洲，让埃博拉进不了国门，“即便是真来了，也知道该怎么对付”。
蒙罗维亚：被丢弃的尸体
就在沙新平等人刚刚抵达塞拉利昂时，湖南籍女医生李玉已经领略到了埃博拉病毒的恐怖。
8月7日，作为国家卫计委派往利比里亚协助抗击埃博拉的首批“援军”，李玉抵达位于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市的ELWA医院。
ELWA是EternalLoveWinningAfrica(永恒的爱赢得非洲)的首字母缩写，这个成立于1965年的国际人道主义组织目前正在西非为埃博拉患者提供医疗援助。
早在北京时，李玉就翻阅了很多资料，了解西非埃博拉的疫情，“到了这儿，才知道什么叫惨不忍睹”。
咳嗽、流血、呕吐……几名利比里亚人捂着脑袋蹲守在ELWA医院的大门口，神情绝望。李玉不敢走近，隔着车窗看了很久。
“这些人有明显症状，怎么没有医务人员处理?”“医院有医生被感染了，护士都在闹罢工，要求政府增加埃博拉的有关津贴。”没有多问，李玉随车进入ELWA医院。
当ELWA医院的电话被当地市民打爆时，李玉心头一紧：“出大事了!”
果然，8月20日，蒙罗维亚市的街头开始出现腐烂的尸体，1具、2具、5具……直到最后，尸体变得随处可见。
“死亡人数在不断上升，医院救不活，家人怕被传染，就将尸体丢到街上。”蒙罗维亚市的火葬场没有能力火化每天运来的数十具尸体，工作人员开始把尸体退回医院。然而，大多数医院也都大门紧闭，这些尸体便被扔到街头巷尾任其腐烂。有些还活着的患者，也因缺水断粮等原因而死亡。
而对于战斗在抗击埃博拉一线的医务人员来说，最危险的是在隔离区工作。“ELWA医院有一个隔离区，治疗埃博拉患者的医生大多在那个区域。”
在ELWA医院隔离区工作的很多医生都是美籍的无国界医生。“如此高危的环境下，他们也会担心自己被感染。”跟李玉差不多时间入院援助的美国女医生薇可•丝就曾因过度紧张，在一段时间里，需要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
李玉在日记中写道：“每天早上7点半抵达治疗中心，首先要做的就是穿好隔离服。尽管天气闷热，但我仍要从头到脚包住自己，里外三层。不到一小时，全身就会汗透，捂出痱子。有时候，医院来了埃博拉疑似病例，我还要戴面罩、帽子、手套、围裙以及护目镜。在进入隔离区前，会有当地医生检查，确保没有一丝皮肤暴露在外。当然，喷洒消毒水的程序也不能省。”
中国援利医疗队带来的曙光
如果要给埃博拉疫情在当地快速蔓延找个原因，李玉认为，居民的“不信任感”也助长了埃博拉的气焰。
“滚出去!”9月的一天，在颠簸了4个小时后，李玉和几名无国界医生来到蒙罗维亚市周边的一个小镇，准备开展埃博拉病毒的防护宣讲。但刚下车，一群拿着棍棒和刀的村民便挡在了他们面前。
小镇村民用当地方言交流，专家团听不懂。试图用英语沟通的美国医生一句话尚未说完，村民们就发疯似地追打他，随后还将专家团的医务人员全都赶了出去。
后来，李玉才了解到，在利比里亚，不少人认为医生会带来病毒。“他们不相信我们是救人，而坚信我们是其他国家派来制造病毒的坏人。”
疫情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几个月时间，李玉就目睹了医院2名护士的死亡。“听说美国的医生也有感染的，被送回去治疗了。”
医生被感染，导致能到ELWA医院支援的医疗人员开始减少。不仅人手紧缺，平均每天10例的新增疑似病例，也让医院床位极度紧缺。“病人越来越多，普通病房也被辟为了隔离区。医院还搭建了更大面积的隔离带，可以容纳40名病人。”
不仅ELWA医院缺人缺物资，利比里亚其他的埃博拉疑似病例救治中心也是如此。
“利比里亚抗击埃博拉，最缺的就是钱和人。”李玉说，虽然蒙罗维亚是首都，但中国国内很常见的医疗设施在这里都为数不多，防护设备紧缺，还得等国际援助。在如此缺乏保护的高危环境下，一些护士为保命而拒绝工作。
当美国、英国、法国的医疗援助队伍都陆续撤出利比里亚时，李玉的情绪很低落：“真的没救了吗?”
李玉没有将沮丧写在脸上。她白天依旧积极工作，晚上按常规写日志。直到她接到国家卫计委的指示：我国将在利比里亚新建一所100张床位的埃博拉出血热诊疗中心，帮助利比里亚防控埃博拉疫情。
随后，按照中央军委和总后勤部的要求，11月14日，以第三军医大学为主体、加上沈阳军区部分医务人员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援利医疗队共163名医务人员启程赶赴蒙罗维亚，执行抗击埃博拉疫情的任务。
“总算盼到了你们!”12月8日，焦虑了一百多天的李玉也稍稍松了一口气——在新建的出血热诊疗中心里，她首次通过视频监控对讲系统与埃博拉患者“面对面”交流，免去了穿脱繁琐的防护装备，更规避了直接进入病房的感染风险。
一波三折回国路
9月12日，沙新平等人计划启程回国的日子到了。就在大家打包行李时，徐道妙接到了国内的通知：“由于塞拉利昂埃博拉疫情持续升温，法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宣布停飞，返程推迟。”
这让徐道妙想起，早在8月26日，世界卫生组织便撤出了驻扎在塞拉利昂凯拉洪区的所有工作人员，一些航空公司也开始停飞西非疫区国家。但他并未感到多紧张，他也直言，在非洲的这一个月里，自己的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离得越近，反倒没觉得有那么可怕。”
一个月前，徐道妙一句干脆的“我愿意去”，让他的家人陷入了无比的担忧中。直到临行前，亲戚朋友仍在跟他分析此行的危险性。
“因为知道家里人担心，所以会特别保重自己。”徐道妙是湖南医疗专家组里最爱洗手的一个。不论在当地的哪一家医院，他都未不设防的接触不穿防护服的医务人员，“我会提醒他们，但不会搭上自己。并不是和当地人毫无顾忌的吃住在一起，你来我往称兄道弟就是尊重。你尊重他们，病毒不会尊重你。科学和理性在这里很重要”。
9月14日，当徐道妙一组人再次收拾行囊，打算乘坐当晚11时的航班回国时，一通突如其来的电话再次推迟了专家组的回程日期。“卫计委紧急通知我们，要求推迟5天回国，以便与国家派遣的新医疗队会合交接。”
徐道妙说，尽管当时所有人都归心似箭，但大家还是按照要求留了下来。
三天后的清晨，塞拉利昂的天空特别晴朗。50多名中国国家医疗队成员正式抵达塞拉利昂。湖南专家组在完成交接后，也宣告此次他们在塞拉利昂的任务正式结束。
然而，专家们的回国之路再起波澜。因疫情恶化，9月19日，塞拉利昂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为期3天的“闭户隔离措施”，要求全体国民不得离开家门。
好在，在中国驻塞拉利昂大使馆的协调下，专家组申请到了特别通行证，终于坐上了回程的航班——“法航停飞，所以我们转机4次才顺利到家。”张恒说。
回国后，由于没有直接接触高风险病患，且没有出现任何与埃博拉相关的症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家卫计委的要求，沙新平三人居家观察21天，并每天监测体温情况后，目前已度过疾病潜伏期，恢复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我也是时候休息一段时间了。”12月10日，与曾一起并肩作战的无国界医生们辞行后，李玉也启程回国。到达北京后，“我主动要求隔离一周，保证没有出现发热症状，且身体状况正常后，这才回家见了亲人朋友”。
“我知道湖南也派了医疗专家团队支援西非，真的特别为他们感到骄傲。”李玉说，作为湖南人，这种“敢为人先”的精神在哪里都不会变：“在埃博拉疫区工作有着常人很难想象的复杂与危险，好在，目前利比里亚的埃博拉疫情得到了控制，而且大家也都平安回家了!”
■小镜头
致命的野味
大猩猩的头颅、晒干的果蝠、大个儿的老鼠……这是湖南医疗专家组在塞拉利昂乡镇上看到的一幕，“在当地，这些动物肉可是高级野味”。
沙新平回忆，在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吃野味的居民并不多，但附近的乡村就不同了——没钱的人家吃米饭和面食，有钱人家就吃野味。尽管环保主义者称屠杀灵长类动物违法，却阻止不了野味在当地大行其道。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初步怀疑，埃博拉病毒就是由动物传染给人类的。”张恒说，该结论一出，塞拉利昂总统立马采取了行动，禁止居民再吃这些野味。
巧克力、洋葱加咖啡：埃博拉“特效药”?
“我们都很惊恐，但也无可奈何，只有神能救我们。”
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的街道上，随处都能看到居民流着泪跪在地上，祈求上天庇佑。
6月中旬，蒙罗维亚一名55岁的妇女在塞拉利昂染上了埃博拉病毒，并传染给了她的6个亲戚。最初还有医生前往患者住处进行治疗，但局面却在失控。
越来越多的患者因腹泻和呕吐被送往医院，但他们的亲人等到的却是装在裹尸袋里的尸体。一些居民开始抵制医疗，追打官员和医生的事件频发。
在几内亚马森塔省，愤怒的居民袭击了当地一所埃博拉治疗中心，医生和护士们逃离医院。5月初，几内亚政府不得不放出消息，称已经研制出治疗埃博拉的特效药，期待能把病人和医生们“哄”回医院。
让李玉印象深刻的是，与正规的医疗救援相比，疫区居民更愿意相信小道消息和巫术。当地医生告诉村民，不断打嗝就是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标志，村民们便拼命告诫自己不要打嗝。他们相信，打嗝后，等待自己的就是持续流血、颤抖和死亡。民间甚至流行起一种“特效药”：用巧克力、生洋葱和雀巢咖啡混合，一日三次，便可以治愈埃博拉。“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李玉说。
病人“彼此关怀”：好心办坏事
来自英国的无国界护士曾向李玉讲述了一些病人之间彼此关怀的故事，可在医生眼中，这些“温暖”可算不上什么好事——
10岁的孩子懂得照顾5岁的孩子，展现出“家人般”的关爱;见到病友咳嗽呕吐，情况好一点的人会立即将他扶起、端茶送水;面对出现出血症状的病友，有人掏出纸巾帮其止血……
“没有医学常识的‘关怀’就是害了自己。”在西非地区，由于医疗条件有限，很多发热患者在尚未确诊埃博拉之前，都会被统一隔离。在这种情况下，过分亲密的接触，反倒有可能造成普通患者被埃博拉患者传染。
埃博拉病毒：“死而复生”的恐惧
9月底，利比里亚两名感染埃博拉病毒后被确诊死亡的妇女，在被送去埋葬的途中突然苏醒，并开始在人群中游走。但没过多久，两名妇女“再一次死亡”。
这次事件给当地居民造成了极大恐慌。但李玉解释说，这种“诈尸”现象正是由埃博拉病毒引起的。在连续高烧数小时后，病人将会陷入昏迷或者昏厥状态，而这一症状与临床死亡极为相似，所以经常会被误认为病人已经死亡。但是，几小时或者几天后，病人可能会忽然苏醒，并且极具攻击性。意识模糊的病人将撕咬所有运动中的物体，包括人类和动物。同时，病人还会分泌大量唾液，并伴随内出血现象。但是，在外人看来，这个“忽然复活的死人”眼神呆滞、嘴角流下鲜血，已经变成了一个“吸血鬼”或者是“诈尸”。
■编后
“为了不知疲倦的勇气和仁慈，为了给世界赢得时间筑起防线，为了那些坚守、牺牲和挽救，《时代》周刊2014年度人物花落那些埃博拉斗士(TheEbolaFighters)。”
12月10日，美国《时代》周刊将“2014年度人物”授予抗击埃博拉的医务工作者，以此向他们的勇气致敬。《时代》周刊杂志执行编辑南希•吉布斯宣布这一决定时点评说，抗击埃博拉病毒是一场战役，正是有了一群敢于挺身而出的男女，他们奋起战斗，才让许多人得以在黑夜安眠。
从非典到禽流感，再到埃博拉，每当人们陷入传染性疾病的恐慌与痛苦中时，总有白衣天使义无反顾飞身前往，其中就包括我们湖南的优秀医务工作者——不仅仅是因为责无旁贷，更因为他们有一颗英雄之心。
如今，仍有大批“埃博拉斗士”奋战在抗击疫情第一线，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发传染病应对准备办公室主任向妮娟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相对非洲而言，中国是海外国家，埃博拉病毒传播的总体风险较低，国家也已加强国际口岸的检疫工作，希望把传染病挡在国门之外。“即使有疫情传入，在中国当前的医疗卫生系统具备的能力和社会动员条件下，疫情也是可以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