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广场舞的学者：黄勇军和米莉夫妇。（图受访者提供）
文：今日女报/凤网记者 李立
“有人的地方，就有广场，风生风灭，乃青春永驻之所。”
“有人告诉张素娥，最近广场不干净。旁人或许听不明白，张素娥却是懂了，她太懂了，跳了十年，从《小三》跳到《小苹果》，风云变幻，也许是风浪见得太多，逐渐坦然，她像一头老鲸那样，能够平静地迎接风暴。她想起曾经一位老大姐握着她的手说，出来跳，迟早要还的。”
上面的文字是一位名叫朱炫的网友创作的关于广场舞大妈斗舞抢地盘风云的开头，这个极具武侠特色和喜剧气息的故事在2014年红遍网络。文字虽荒诞，但其描述的这些遍布中国城乡的“广场舞大妈”却在现实中顽强且蓬勃地存在、成长着。她们有组织有纪律，似乎只要有一块空旷之地，就能把网友们称之为“农业重金属”的“神曲”用随身携带的音响放得激情豪迈，并伴随着铿锵音韵将舞步跳得风生水起;更有大妈漂洋过海，把广场舞跳到了美国时代广场、俄罗斯红场……跳到了五湖四海。
不过，在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黄勇军和他的妻子、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米莉看来，除了“斗舞”，属于广场的“舞林江湖”中还有更多血肉丰满、气息鲜活的人和故事，也蕴含着诸多极富研究价值的人文话题和社会课题。他们与学生一起，用了3年时间，深入广场舞大妈的群落，写成了《喧嚣的个体与静默的大众》一书。这是一本为广场舞大妈而生的著作，而我们也可随着这群研究者的脚步，来一探大妈们的江湖。
■初入舞林
广场舞，你看热闹他看门道
黄勇军和米莉对广场舞的研究，缘于3年前课堂上的一次辩论。
2012年，黄勇军组织学生进行了一场以“自由的边界”为题的辩论。涉及到“广场舞的自由”话题时，学生们分为了旗帜鲜明的两派，一派认为“广场舞大妈影响了我们‘不受干扰的自由’”，一派则认为“广场舞大妈也有‘不受你们的影响来跳’的自由”，辩论进行得异常火爆。
“下课后，我们也聊起了这个事，认为是个很值得探究的文化现象。”米莉说，广场舞带有非常明显的时代特征，也体现出转型期社会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但奇怪的是，它长期被主流话语体系漠视，“广场舞成为了学术研究中一个怪异的‘冷热点’，‘热’是指每一个人对广场舞都不陌生，‘冷’是指目前学术界针对广场舞成系统的研究屈指可数。一个参与人数如此之多，存在时间如此之长，在地域上覆盖了整个中国甚至波及到世界的文化现象，从历史、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层面和角度，毋庸置疑都有值得研究的学术价值”。
学者的本能和直觉，让黄勇军和米莉决定组织一个研究小组，把广场舞研究拉到学术层面上来分析探讨。黄勇军让有兴趣的同学自己报名，很快，广场舞研究团队召集到了12名在读本科生和4名在读研究生。
就从这年秋天起，这个团队对广场舞大妈进行了3年的跟踪调研。没有经费支持，他们就采取就近原则，跟踪长沙市内如师大0731团队、贺龙体育馆和火炬村的团队，学生寒暑假回家跟踪了湖南、宁夏、江西3省8个地区的20多支团队，深度调研了100人左右。研究全程并没有动用摄影、摄像等其他记录手段，“访问，记录，思考，写作，我们只做专业范围内的事，纸和笔就够了”。黄勇军说。
广场不是你想来，想来就能来
广场舞有一个名字，叫“绝经舞”。听着挺俗，却代表了大妈们的“圈子概念”：年轻人别来，男人也别来。这样的“排斥机制”，让一心想要闯荡“舞林”的这群年轻人在一开始就有些无所适从。
已经是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硕士研究生的曹露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在参加广场舞研究团队时，她还是湖南师范大学的一名大三学生，在黄勇军老师提出对广场舞的研究设想后，曹露便报了名。
刚开始的时候，曹露只敢在旁边远远观察，后来她摆出一副对广场舞很有兴趣的样子，跟在后头一起跳。“瞎跳了几次”之后，曹露找到队伍中一位比较年轻的大妈，表达了想“入伙”的意愿。第二天，特意提早来到广场的曹露见到了这支名为“0731广场舞队”的组织者谭佳怡女士，并提出想要参加广场舞活动，“她很意外，但答应了，还表示我不用交会费”。
不过，曹露还是招惹了不少非议：“她们觉得，你这个小妹子怎么不干正经事咯?”有一天，一位大妈忍无可忍，丢下一句“跳又不会跳，老跟在旁边，烦死人了”，便扬长而去。
得罪了大妈，曹露很紧张，并难逃被孤立的命运——大妈们在曹露的左边空了一个位置，并极力避免和她站在一起跳。
曹露最后放了大招：主动交了40元会费，并站在那些相对热情的大妈身边跳。时间一久，曹露的底气就如同她的舞步一样，日益自信熟练，与大妈们的关系也越来越融洽。后来，曹露发现，有几位比她晚来大妈并没有因为跳得不好而被排斥，这时她才知道：大妈们是不喜欢她“非大妈”的身份。
不过，曹露还是小看了大妈们的防御机制，因为即便熟悉了，也没人接纳她“去家中采访”或是“一起喝茶”的邀请。
比之曹露，研究团队中的杨卓则面临着更高的难度：在湖南师范大学读研究生的他不仅年龄不达标，关键还是个男的。即便是有舅妈这样一个强有力的“内应”，但要和洞口县梦之恋舞蹈队的大妈们打成一片，杨卓还是颇费了一番心思。
寒假时，面对外甥想要到舞蹈队调研的请求，王丽是不情愿的，更何况，就算自己答应，还有姐妹们那一关要过。但作为长辈，王丽又不好拒绝。
杨卓也算是化劣势为优势，凭着年轻小伙儿的一把子好力气，帮着大妈们清场地、搬音响、拿道具……做好后勤工作的同时，他还跟在大妈们队伍后面扭一扭，跳一跳。广场舞本就是一个“熟人社会”，舅妈引荐在先，杨卓争气在后，大妈们见他勤快，便也投桃报李，开始配合杨卓的调研工作。
但李超、张会两位同学就没有杨卓那么幸运了。他们没有长辈在长沙市火炬村广场舞团队里，少了“敲门砖”，让两个男生难为情的事便不会少。大妈们的冷淡和排斥如同子弹，打得两个人措手不及。
“其实我们并没有刻意拒绝男性加入广场舞队伍啦。”火炬村广场舞团队的组织者陈淑梅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以前也有过一些男士跃跃欲试想要加入，但被队员们给奚落走了，“就觉得他一个大老爷们来跟着我们跳什么，傻子吗”。于是，这支广场舞团队就变成了“中老年女性专属团队”，直至后来团队发展为三个队伍，并出现了专跳交谊舞的团队，男性才慢慢融入进来。
■舞林风云
黄勇军和米莉研究发现，除了鲜明的年龄和性别特色，广场舞也有社会分层。“比如职工或是家庭妇女就跟‘官太太’们跳不到一起去。”米莉说，广场舞说低了是一群大妈们自娱自乐，但往深了说，这其中的“舞林纷争”却不计其数。在大妈们主演的这幕剧里，既有大妈们与自己的伴侣、子女、家庭之间取舍的矛盾，又有广场舞团队内部成员“头排”、“首席”之争的暗涌，还有几个广场舞团队之间的“地盘”之争，更有与广场周边小区居民、摊贩商家、城市管理者之间的冲突。
所谓，有了人和广场，就有了江湖。
以舞论英雄
同一个团体的广场舞者之间，大多是“以舞论英雄”，动作是否标准，舞姿是否优美是能否站在第一排风光领舞的关键，哪怕是团队组织者都不例外。这也是广场上的“江湖规矩”。
作为某广场舞团队组织者之一，长得五大三粗的袁梅身体柔韧性较差，缺乏节奏感。尽管团员们承认热心实诚的袁梅是个好大姐，但有这样一个舞姿不协调的领舞者，还是让大家感到很头疼，甚至有团员跟今日女报/凤网记者直言袁梅跳舞“动作走样程度很大，像是在跳健身操”。
团员们一致觉得袁梅站在第一排很碍眼，“拉低了我们的整体水平”，但因为袁梅的好人缘，大家不方便直接指出，以免伤害她的热情和自尊。而对此全然不自知的袁梅进一步提出了要教舞的要求，在教了三支舞之后，大家对袁梅动作的走样变形程度实在难以忍受，而且还有几个团员反映说，跟着袁梅蹦蹦跳跳几次之后反倒不会跳了。
耐心被消磨殆尽的队员们联合起来开始了无声的抗议——罢跳。这种并不激烈的方式非常有效，广场舞者一般对集体决定的服从程度很高。袁梅被取消了教舞的资格，大家深受鼓舞，决定进一步取消袁梅的领舞资格。
有一天，一位队员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她对袁梅说：“袁姐，你看我们经常要转向后面跳舞，但如果自己不会，转过去之后看不到你，自己就不晓得动了。要不，你站到后一排，这样，我们转过去之后，就可以看着你跳了。”实心眼儿的袁梅并没有多想，就真的如大家所愿站到最后一排去了，并且从那以后，袁梅就一直站在最后一排跳舞。
大妈们含蓄狡黠的江湖智慧，可见一斑。
伴奏下载事件
但也不是所有的矛盾都能在各种小默契中顺利解决。
袁梅能够领舞，除了人缘好，还因为她兼任着为团队下载跳舞音乐的重任。自从磁带被大妈们淘汰后，她们便使用MP3播放音乐，舞蹈则是从网络视频中学来的。但是，视频中的歌曲是剪辑过的，前奏和中间的过门都省略掉了，所以大妈们的下载就面临一个问题：网上MP3格式的音乐都是原版的，前奏和中间的过门都保留着，这意味着，如果她们直接下载原版的歌曲，就必须自己创造一些动作配上前奏和过门，要么她们就使用和舞蹈视频完全配套的处理过后的音乐。但前者太麻烦，后者又是个技术活，舞队的几个组织者谁都不会。此前这份工作一直由一名团员的儿子免费帮忙，但后来，对方出国了，舞队里便一时缺乏这种人才。她们曾经去网吧找上网的学生帮忙，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此时，袁梅因为有一个学电脑专业的侄子而坐拥了巨大的“资源优势”。正因为如此，袁梅也被团队里的人另眼相看。只是，亲兄弟也要明算账，偶尔帮一次忙可以，但次数多了，袁梅自己也会不好意思。所以，每次找侄子帮忙下载，袁梅都会购买40元钱的零食给侄子。但整个舞队并没有给下载人员付报酬的传统，何况收缴的会费也不多，一般用作换购新的音箱和新的储存盘。这导致袁梅每次下载都要自掏腰包，虽然钱不多，但这对没有退休工资的她来说也不能完全忽视。更重要的是，明明是为了大家的公共资源服务，却要她一个人来埋单，袁梅心里便不太舒服。所以，尽管没有明确提出要用会费补偿她的额外成本，却偶尔也会当着组织者的面唠叨和抱怨。但几位组织者都不是喜欢听闲话的人，她们觉得你如果要收钱，那就自己拿出合理的收费方案，比如4元一首。但她们都不打算主动提出这种计费模式，而是选择了沉默，同时也对袁梅的唠叨很不满意。
大妈之舞，也是社会之舞。（图雷国荣）
我的地盘我做主
尽管大妈各有各的小心思，但这并不妨碍她们一致对外时的团结精神——最直接的便是地盘之争。
大妈们逐步占领广场的这些年，媒体上有不少关于她们“手段”的报道，比如陕西大妈和烧烤摊主打过架;浙江大妈还和小孩闹过别扭;广西大妈用砖块堵路，更有网友爆料称“大妈让保安把篮球场的篮筐都卸了，就因为我们会打球到7点，延缓她们半小时开舞”。
而在长沙市某单位停车场，今日女报/凤网记者也见到过这样一起因地盘带来的“对决”。
这天傍晚，大妈们刚刚把音响道具准备停当，正要“架场”，一辆大巴车突然闯入了大妈们的阵地。在确定这不是本单位的车后，大妈们开始向司机发难，“你把车停到这里干什么咯?这里是跳舞的地方，不能停车!”“你又不是单位(该广场舞团队里的大多数成员都为此单位退休职工或职工家属)的，不能把车停到这里。这里是供单位的退休职工和家属跳舞的地方。”
司机也不甘示弱：“哪个不是单位的咯?哪个讲这里只准你们跳舞不准停车咯?我就停到这里哒!”
双方越吵越激烈，正僵持不下之际，广场舞团队的组织者便登场劝架：“你这个男同志也是的，跟女同志吵什么架?像个婆婆子一样的。”司机反驳道：“不是我要吵呢，是她到这里叫嚣呢!”见此，组织者又劝：“你不跟她吵噻，你下次停车就靠那边停，就不要停在这个地方。”一边劝解着，还一边推搡着司机往外走。
第二天，记者发现，司机自觉地把车停到了不会影响大妈们跳舞的另一边，尽管那一边的地方更为狭小，大巴车的停放并不方便。
当然，像这样针尖对麦芒的火爆场面毕竟少见，行为过激的大妈也是少数。更多时候，大妈们还不乏政治敏感度。
李超、张会两位同学调研的长沙市火炬村广场舞团队形成于2009年，由火炬村村委会原妇代会主任陈淑梅组建而成。由于团队所需缴纳的年费最少(30元/人)、舞蹈简单易学等优势，逐渐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加入。经过几年的发展，这支队伍已经成为拥有3支不同舞种的“大部队”，最多时有近60人，队员年龄40到75岁不等，依次分布在万家丽-浏阳河大桥的桥下及其东西两侧。除极端恶劣天气外，大家每天都会准时跳舞，极少间断。
发展的同时，这支队伍同样因为场地问题，需要与市民、摊贩甚至执法者斗智斗勇。
伴随着浏阳河大桥以及风光带的建成使用，相关区域治安管理巡逻工作也陆续展开。每天晚上7时到11时，在浏阳河大桥周边都有警察站岗，主要负责摩托车、电动车的拦截和限制，除此之外，就是对周边过密人群的关注，一旦有人群妨碍普通市民在风光带散步等，就会对其进行驱离或劝散。
为了避免麻烦，火炬村广场舞团队的所有舞者在陈淑梅的带领下，使用沉默迁移、自我约束的方式，成功避免了执法者的“搅局”。一方面，被执法者设为“红线”的区域坚决不涉足、在执法者监控的薄弱地带采取“流动作战”的方式，坚持沉默不对抗原则，避免与执法者发生正面冲突;另一方面，加强自律，避免不良社会影响，如适当降低音响音量、队伍参与和退出的秩序化等。在半年时间里，火炬村广场舞团队成功实现队伍整合，并在浏阳河风光带逐步确立了自己的立足之地。
大妈间的“势力纷争”
有人说，其实在大妈的世界里，真正的对手是别的大妈。在较大的广场之上，几支广场舞团队之间的“势力斗争”也有其微妙和耐人寻味之处。
在长沙市贺龙体育场临芙蓉路的东广场上，天还没完全黑透，广场上熟悉的旋律已经此起彼伏，分属于不同团队的上千名广场舞大妈们早已“架场”。而在长沙市区北部波隆立交桥底下的空地上，也有几百人在此起舞，数十台音响亦是你方唱罢我登场。
记者在长沙几处广场舞团队云集的地方，并没有观察到如年轻人的街舞团体一样的“斗舞”场面，但记者也发现，若有两支以上的队伍在同一场地跳舞，则伴舞的音乐声会相对较大。有知情者向记者表示，曾有两支广场舞队，因为音乐相互影响，舞者们听不清节拍，导致两队用争相抬高音量的方式展开较量，直至一个队伍败下阵来，被迫转战别的广场。
除了斗音乐，“舞林江湖”中的舞者们还会斗服装、斗经费、斗教练、斗舞风、斗时间……有10年“舞林生涯”、参加过6个广场舞团队的方大妈告诉记者，在大型广场上的广场舞团队之间，领舞教练、跳舞服装的竞争是家常便饭，尤其在一些能拉来政府支持或是企业赞助，甚至有商演机会的团队之间，竞争更加激烈。有的会换着花样订做演出服装，有的则高薪聘请领舞教练。谁的领舞教得好，谁的会费性价比更高，谁的团队核心竞争力就更强。
而舞风舞曲的竞争，是最为激烈的。大妈们不乏一颗要赶在别人前头的好胜心，新的乐曲，新的动作，都会受到她们的青睐。什么?你们还在跳“荷塘月色”、“老婆最大”、“小苹果”?不好意思，我们已经在跳“狐狸叫”了。
除了时尚，大妈们亦有一颗红心。长沙市火炬村广场舞团于2012年年底学跳了《我们的钓鱼岛》，在该舞队核心之一的卞女士看来，尽管她们最喜欢通俗歌曲，但《我们的钓鱼岛》这首歌却丝毫不会因为“这就是让我们爱国爱党”的政治功用而让自己有所排斥。相反，这首舞曲还让她们有机会表达对日本的“不满和鄙视”。
长沙波隆立交桥上，车辆川流不息；而桥下，则是广场舞大妈晚饭后的精神家园。摄影/李立
■舞林中人
是一支舞，更是身体和心灵的康健之路
一曲广场舞，多少江湖事。但在广场舞复杂的脉络之后，大妈们跳舞的理由却相对单纯——几乎所有的广场舞者都抱有“锻炼身体”的目的。
陈女士是调研者之一的徐海东的第一个采访对象。这名48岁的全职太太年轻时喜欢跳交谊舞，身材很好，38岁时还被一名20多岁的男生追求。但是随着母亲生病、女儿上学，为了照顾家人，她放弃了跳舞。正是这一段时间，她自己的身体也出了毛病。据她说，她曾经因为甲状腺瘤和乳房瘤动过两次大手术，现在还患有轻微的脂肪肝，经常会头痛。她坚持吃三七粉，就因为听说三七粉可以缓解头痛。直到2011年母亲去世、女儿读研，她得了空闲，便想着要锻炼身体了。但此时的她已经不愿回去舞厅跳交谊舞了，因为年纪摆在那里，她害怕没人邀请她跳舞。于是，广场舞成了接纳她的最好阵地。
身体要康健，心灵同样需要安慰，广场舞正是给了在时光中无助老去的人们以鲜活的生命。老单位被拆，娭毑们陷入无根状态，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广场舞让她们找到朋友;而夹杂在广场舞中的家长里短，同样滋养了老年人日渐寂寞的内心。
作为曹露重点调研的0731广场舞团队的一员，61岁的贾悦铃在退休后的空闲中显得无所适从。“老头子每天吃完饭，要么去楼下跟人下棋，争得面红耳赤;要么就四处喝茶聊天，谈论国家大事。”与老伴相比，没什么爱好的贾悦铃非常孤独，每天只能靠散步打发时间，直到她遇到0731广场舞团队的老姐妹们。
成了广场舞的“铁杆粉”后，贾悦铃整个人都年轻了起来。有一次打扫卫生，她想起刚学的舞步，居然当场手舞足蹈，把老伴吓了一跳。如今，贾悦铃每天晚饭后都要风雨无阻地赶去跳上一场，偶尔还会被老伴责怪——因为她忙着跳舞，老伴被迫要洗碗。
有人说，永远不要小看大妈们的战斗力——的确有人把广场舞跳出了不小的名堂。洞口县石江镇梦之恋舞蹈队的杨虹与丈夫在镇上共同经营着一家药店，药店前坪有一大片空地，这片空地也就成了舞蹈队的固定场所之一。
尽管只是小镇上的舞蹈队，但杨虹“并不满足于自娱自乐”。短短几年间，通过全体成员的一致努力，这支队伍从名不见经传的小镇跳到了县里、市里，再到省会长沙，甚至跳到了首都北京。
“我丈夫本来反对我到处自费参赛，认为既要花钱，又耽误时间，人也累。”但杨虹的执著让丈夫都刮目相看，节俭的他甚至陪着妻子一起去北京参赛，同队的人都说这两人秀恩爱都秀到北京去了。而杨虹也觉得是广场舞让她在感受到荣誉的同时，也收获了好身材，所以每当有顾客到她店里买减肥药，她都会建议顾客靠运动减肥，比如跳舞。
黄勇军认为，对于一生拘谨、局促的“广场舞大妈”来说，由广场舞能获得对美的追逐，以及个体意识的解放，“‘广场舞’的出现，以其所带有的群体性、娱乐性、社交性等特征的独特形式，有效地填补了这个社会与心灵的双重真空地带和强烈的社会转型所带给她们的断裂感”。
而作为女性学者的米莉，对于广场舞者的关注更为细致和微观。在米莉看来，0731、梦之恋和火炬村的三个舞蹈团队，正好对应广场舞者的三种类型：一种是家人已经离开，但自己依然停留在原居住地的留守女性;另一种恰恰相反，是随子女迁徙到陌生生活环境中的女性;还有一种，是虽未改变生存场域，也未与家人分离，但也在经历着生存环境变迁的女性。
“湖南省洞口县梦之恋舞蹈队的广场舞者，可以说是第一种类型的代表;而湖南师范大学附近的0731广场舞团队，就有很多来长沙照顾读书子女的‘陪读母亲’，当然，这个‘母亲’不止是妈妈，也可能是姑姑、奶奶等其他女性亲人;长沙市火炬村的广场舞者则是第三种类型。”在米莉的眼里，当夜幕低垂，红霞光晕铺洒进广场，大妈们的整齐舞步之后，孤独、寂寥、对外界无可把握的深深恐惧和无意义感，正在成为广场舞者们晚年生活中最为深刻的生命体验。
■舞林规矩
举起广场舞协会的大旗
在写结案报告时，有个学生用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概念来对应广场舞，柴米油象征着动力、财力、身份、地位，盐和酱是生活的调剂和佐料，醋是辛酸的东西，茶是享受这个过程。
对大妈们来说，广场舞是悲喜交加的结合体。她们热爱广场舞，把它当成不可或缺的存在;但另一方面，广场舞在这些年来也一直为人所诟病。面对身边人的投诉、谩骂，甚至丢垃圾、扔“水弹”，大妈们仍旧固执而顽强地坚持了下来。除了斗智斗勇，大妈们也与时俱进的成立了协会，在组织的大旗下，争得和谐发展的机会。
2013年年底成立的长沙市广场舞协会，下设芙蓉、雨花、天心、开福、岳麓、高新六个分会和一个直属爱心义工团，目前已吸纳5200余名会员。会长刘美伊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噪音扰民、有些社区没有跳舞场地、广场舞队伍之间存在纠纷等问题，广场舞协会都能够介入协调，“协会的职能，就是希望将快乐分享给大家，也能够让长沙广场舞有序健康发展”。
刘美伊说，在广泛征求意见后，协会制定了不少广场舞时间规范，遇到会考、高考、国考等大型考试时间点，协会还会引导广场舞团队合理调整舞蹈时间。除了这些，广场舞协会还专门举办了“广场文化节”等活动，让大妈们能够展示舞艺，“自娱自乐，也能共同欢乐”!
红头文件里的未来
2015年9月4日，文化部、体育总局、民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引导广场舞活动健康开展的通知》，这份《通知》从活动场地、广场舞普及推广、规范管理等方面对广场舞的有序发展作出了规划和要求。
四部委针对广场舞发的红头文件，规格不可谓不高。专业人士认为，这是将广场舞“扶正”的重要举措，针对广场舞的管理和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才能让这有上亿参与者的广场舞越舞越好。
无独有偶。2015年8月27日，湖南省科技厅下达的《2015年省重点研发计划、创新平台与人才计划项目》中，黄勇军负责的《广场舞与湖南省中老年女性健身方式治理研究》项目赫然在列，虽然被情绪化的网民们抨击为“不务正业”，但黄勇军对此很淡然。在他的视角中，这些大嗓门儿、有些发福、不再性感的中老年女性，不只是简单的被研究对象，而是“一个个带上了自己母亲身影的情感相关者”，“她开心吗?她幸福吗?她快乐吗?她失落吗?她还想要做什么?她还有着怎样的梦想?”黄勇军说，这些广场舞者们让他有非常刻骨铭心的情绪与情感，他和他的研究团队也已经很清晰地认识到广场舞研究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对广场舞和广场舞者会“持续关注和追踪调研”。
(为保护隐私，除研究者外，文中广场舞者均为化名)
■编后
如果我跳得足够快，孤独就追不上我了——这是网友创作的广场舞大妈经典语录之一，也是网络上为数不多的对于广场舞者理解、宽慰、包容的词句。每当夜幕降临，广场上，小区里，路口处，街头狭小的绿地边……当看到大妈们翩翩起舞，你是会心一笑，还是觉得她们太旁若无人?是感到她们精神可嘉，还是觉得神曲太嘈杂?
其实我们并不比“广场舞大妈”高明。归根结底，父母辈和我们，都在江湖之中，都在广场之上，随着时代大潮亦步亦趋。我们的父母在广场上载歌载舞，而我们则掏出手机发着微信。父母无法理解我们无所不在的自拍和整日放不下的朋友圈，就如同我们无法融入他们的广场一般。
“‘国之本在家’，正是这一个个普通的中国家庭、家庭中普通的大妈、家庭中普通儿女的生存状态，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整体性生存状态。”黄勇军说，理解、包容、消除广场舞大妈们的生存困境，其实也是在理解、包容、消除当代中国的整体性生存困境——人人都会老去，老人的所思所爱，值得我们尊重。如果把他们忽略了，那我们的身边，还会有一代代人继续孤独地老去。
我们的社会，需要一点不一样的声音。
（原标题：舞林风云：中国大妈们的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