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更多高龄女性圆当妈妈的梦，廖婷婷认为自己辛苦得有意义
文、图：今日女报/凤网记者 李诗韵 陈炜 通讯员 李俞辰 蒋凯 张蓓 朱文青
以前，人们互相打招呼，习惯问一句“吃了吗”?如今再见，不少人的问候语变成了：“你生不生?”
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加上不少人想在2016年生一个活泼的“猴宝宝”，孕产妇扎堆，湖南省各医院妇产科的医护人员也因此度过了一个分外繁忙的春节。从大年初一至初七，仅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就迎来了270多个新生儿，且基本上都是“二宝”——关键是，今天我们采访的这些春节期间仍然奋战在一线岗位的女性医务工作者，大部分都是怀着“猴宝宝”的准妈妈。
湖南省政协委员、湘雅二医院妇产科专家丁依玲曾表示，该院有护士880人，男护士20人，已生二胎的30人，育龄和要生二胎的逾300人，用人告急;还有网友开玩笑说，妇产科的医护人员都拼“二宝”去了，那那些同样想要生二胎的女性是不是该自力更“生”了?尽管是戏言，但妇产科女性医护人员集中，加上“二孩”、“猴宝宝”等关键词，也让一个科室出现N个“大肚子”的情况屡见不鲜。在医生眼里，这带来的不仅仅是“大肚子”为“大肚子”接生的忙碌与疲惫，高龄孕产妇生育背后的风险同样值得关注。
专家坦言，“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不可避免会出现一系列问题——医疗界所承受的压力，只是诸多挑战中的一个。在今年1月召开的湖南省“两会”上，如何更好地为孕产妇提供保障与服务，如何为孩子营造更健康的成长环境，也成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关注的议题。
二胎孕妈的“春节+”：挺着肚子“造人”
2月8日大年夜，窗外隆隆的鞭炮声传达着浓浓的年味儿，但已经怀孕快6个月的二胎妈妈廖婷婷却穿着手术服、戴着口罩，面对一台显微镜和数千个摆放在桌前的小试管，马不停蹄地忙着“造人”——作为长沙市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的研究员，廖婷婷的主要工作是观察精子和卵子的成长情况，当受精卵发育成熟后，它们会被植入母亲的子宫，最终变成一个鲜活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
廖婷婷所在的生殖中心，是医院一个很独特的科室。与妇产科不同，这里没有婴儿的啼哭，却承载着无数家庭对新生命的期盼。尤其是“二孩”政策全面放开后，生殖中心便成为那些已不再处于最佳生育年龄，却迫切想要孕育一个孩子的女性实现梦想的地方——她们希望借助试管婴儿技术，来圆自己再当母亲的梦。
“变化还是很明显的，‘二孩’来了，我们这也多了不少40岁左右的中年女性患者。”廖婷婷发现，今年科室的人气高了不少，从过年前一天的2月7日算起，光她一个人平均每天就需要观察6名做试管婴儿的患者留下的卵细胞与精子。
“加起来，女性卵子有100多枚，如果算上男方精子的数量，我每天要与近千颗小细胞打交道。”精子的活跃度、卵细胞的发育程度……对于这些保存在试管中的“小家伙”，廖婷婷丝毫不敢马虎，每天都要早、中、晚三次观察它们的成长情况。
“求子”的人多了，另一方面，科室里怀孕的医护人员也多了——去年10月，当发现自己怀了二胎宝宝后，廖婷婷欣喜不已。她已经有了一个5岁的儿子，特别希望能再生一个，这样两个小家伙能互相作伴，“中国人嘛，如果能凑成一个‘好’字就更好了”。
除了廖婷婷，长沙市妇幼保健院也有不少女性医护人员想赶生一个“猴宝宝”，如今，仅生殖中心一个科室就有了3个“大肚子”。长沙市妇幼保健院的医护人员绝大多数都是女性，所以，在来医院产检、分娩的孕产妇越来越多的同时，医护人员本身也“喜事连连”——要照顾“大宝”，又想要“二宝”，还不能耽误工作，廖婷婷笑言自己早已习惯这种连轴转的生活节奏，“这也是很多二胎妈妈都要直面的问题，并不止我一个”。
但连续工作，辛苦也是必然。怀孕带来的妊娠反应和日益沉重的身体，使得廖婷婷需要花费更多精力才能完成这些本就繁重的工作。在春节期间，为了能让更多外地的同事回家过年，家在长沙的廖婷婷还主动申请值班，“现在大家工作都很忙，平常同事也很照顾我们这几个孕妇，就当是互帮互助，希望大家都好‘孕’”!
人手紧张，怀孕医生与患者分享“好孕”
“过年前后的确人手紧张。”同是春节“加班人”，长沙市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的主治医师粟妤也在医院过了一个特别的年。
今年33岁的粟妤是两个孩子的妈妈。2014年10月，前一天还在帮患者做B超的她，后一天便躺上了产床。用“二胎时代”的话说，今年春节，她本该一手牵着“大宝”，一手抱着“二宝”回江西老家过年——但她却留在了长沙，留在了需要她的岗位上。
“如今想生二胎的大龄女性的确很多。”大年初三，光一个上午，粟妤就接诊了70多名前来咨询、问诊的患者。给患者做孕前检查、给高龄女性做生育评估、给不孕夫妇做试管婴儿……总之，跟“造人”有关的工作，粟妤所在的科室都要管。“对正常人而言，这样的工作强度都很大，何况孕妇。”所以，对春节期间跟自己一起加班的“孕妈”廖婷婷，粟妤也是感动又佩服。
“来我们科室的患者都特别羡慕孕妇。”也正因为患者的这份心思，廖婷婷和粟妤便经常跟她们聊怀孕经验，说得投机了，“有些人还会伸手摸摸婷婷的肚子，她们觉得这样能分享到‘好孕’”。
尽管在忙碌中学着“苦中作乐”，但对于二胎妈妈而言，生育上存在的风险却很难用一句“坚持”来带过。“怀二胎真的很辛苦。”粟妤说，也许是年纪大了的原因，身体各项机能下降，她怀二胎时双腿浮肿到连工作用的放射服都塞不下，只能“裸”着走进B超室，给患者照B超。
对这份辛苦深有同感的还有长沙市妇幼保健院的产科主治医师倪萍。产科是孕产妇扎堆的地方，患者的突发状况也是又多又急，多数情况下，怀孕的医护人员都要小跑着奔波于各个科室。特别是春节期间，值班的人少，生孩子的人却多，大家都忙到完全顾不上谁是孕妇。
2015年1月时，怀孕36周的倪萍依旧在产科忙碌地工作。由于赶在农历年底生孩子的孕产妇很多，那天值班，倪萍几乎没有停过一下，急诊室、病房两头跑。“可能是累过头了，第二天就发现宝宝胎心不稳，有流产的可能，我立马决定剖腹产。”就这样，倪萍的宝宝急匆匆来到人世。
如今，“二孩”全面放开，产科的“孕”气就更足了。“正月初十，我一个晚班的时间，就出生了4个二胎宝宝。”倪萍说。
“二宝”年后扎堆报到，怀孕38周的女医生累得晕倒
再来看看另一个孕产妇扎堆的地方——湖南省妇幼保健院。
“这个药你要按时吃……不然母乳里铁含量不足，会影响宝宝健康。”2月22日，湖南省妇幼保健院住院部六楼，挺着大肚子的产后科医生唐毅正在向一名新妈妈嘱咐出院后的注意事项——怀孕38周的她已经连续工作了9天，却从没在家待过一天，即便春节期间，她也依然在值班。
2月14日，正月初七，也是西方的情人节。顾不上浪漫的唐毅和往常一样去各病房巡诊，结果刚来到一位产妇的病床前，她自己却突然晕倒了。
好在，这名产妇的家属眼疾手快，及时搀扶住了唐毅。随后，同事将她送到急诊室检查，才知道是因为过度劳累，再加上孕期贫血才导致的头晕。“现在想想还挺后怕的，还好病人家属反应快，我要是肚子着地，那就麻烦了。”为了这事，唐毅的家人没少埋怨她，“怪我分不清轻重，不把自己的身体当回事”。
尽管自认受到了不少优待——比如只上白班，可以在值班室单人间休息等，但产科工作量的剧增，却让唐毅很少能清闲下来。
“‘二孩’政策逐步开放后，从今年1月初开始，我们能很明显地感觉到来院的孕产妇比以往更多，而且年龄也越来越大。”唐毅举了个例子：“从大年初一至初七，仅一个星期，我们医院就迎来了270多个新生儿，一看产妇病历，基本上都是生的二胎。”
而根据湖南省妇幼保健院的统计，2013年，该院全年的分娩量为9846例;而2014年1-9月，分娩量就已达到8479例，数量出现明显增加。其中，“单独二孩”正式放开后的2014年4-9月，全院共分娩了5770例，其中符合政策的二胎宝宝达到1314例。去年，该院全年分娩量更是剧增，达到15126例，较2013年全年同比增长55.2%。其中符合“二孩”政策的宝宝有7512例，约占总分娩量的一半。而自“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行后，今年1月初，医院分娩量就达到了1323例。
作为一名产后科医生，唐毅欣喜于人们能够有“好孕”，但尽管医院每年都在扩招，“忙碌”却是改不了的工作常态。“在我们产科，一共只有三四十名医生，已经有5个怀了孕，还有一些同事打算要‘二宝’。因为一直缺人，所以双休日、节假日我们都要上班，还没法补休。别看我马上就要到预产期，也必须坚持在岗。”唐毅笑着说。
“二孩”催生更多高危孕产妇，医院开放“绿色通道”
而在湘雅三医院的产科里，怀孕七个多月的主管护士袁青在春节期间也体验了一把午间不休息、吃住在医院、夜间巡视查房、从早到晚连续工作三天的“酸爽滋味”——但即便这样，袁青也认为已经被优待了：“我们科室还有三位怀孕的女同事，但因为孕期不长，就我肚子大些，所以我‘搞了特殊’，工作轻松多啦!”
说着“轻松”，但33岁的袁青也发现，这个二胎她怀得特别辛苦，分外“嗜睡”。“工作时注意力集中，所以不觉得有什么，但只要稍一放松，就全身酸痛，头又晕又沉。有一次，我原本只想在值班室里躺一会儿，结果，一觉睡到了第二天早上。”
其实，在同事的记忆中，袁青的“嗜睡”症状远比这更严重。
湘雅三医院产科护士长秦春香就说了一个关于袁青的“有惊无险”的故事。就在今年1月，袁青正在婴儿房给一名新生儿做护理，另一名婴儿突然大声啼哭。她走近一看，发现婴儿全身多处泛起了红点。袁青赶紧将孩子抱到急诊室，诊断发现宝宝是患上了病毒性湿疹。经过紧急处理，一个小时后，袁青将孩子送回婴儿房，又安慰了产妇和家属，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又得知另一个婴儿房里有一名女婴复发急性肺炎，她又心急火燎地赶了过去。
当晚，因为不放心女婴的病情，袁青搬了张椅子守在她的床边，不时起身察看。没料到，在经历了一番高度紧张的工作后，袁青突然感觉眼前发黑，手脚麻木并伴有抽搐。
“当时只觉得全身无力想睡觉。”呻吟了几声后，袁青竟两手抓着婴儿床，头也枕在上面昏睡过去。事后她才知道，就在自己昏迷半小时后，有家长经过婴儿房，透过亮光发现房内有成年人的身影，便一度将袁青当成了偷盗婴儿的人贩子，吓坏了的家长在走廊里大喊“抓贼”，一时惊动了整栋大楼的人。
尽管无意中上演了一出“闹剧”，但袁青还是受到了院领导的肯定。只是在袁青看来，科室里认真负责的同事比比皆是，“有的女同事前一天还在上班，第二天羊水就破了;有的女同事怀孕了很想上厕所，但因为实在太忙，硬是憋了大半天”。
孕产妇增多，医护人员人手紧张……这也让许多临近预产期的产科医生都不能随意离开岗位。对此，湘雅三医院产科护士长秦春香感触颇深：“我们医院的产科医生只有10个，护士17个，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这样的人员配备肯定是少了，虽然每年都有扩招，但总是不够。”秦春香说，由于湘雅三医院主要为危重产妇服务，所以产科现目前只有40张床。“所以，我们只能加快病床周转效率。基本上每名产妇从分娩到出院，只能住院48个小时。”
然而，另一个现实是，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行，危重产妇的数量也在猛增。“年后这一两个星期里，前来分娩的绝大多数都是危重产妇，而且都是二胎。她们年纪普遍偏大，一般都超过40岁，37、38岁都算年轻的。”如今，在新增床位尚未落实的前提下，医院也只得从其他方面想办法。秦春香透露，为了缓解床位压力，医院在尽量提高床位周转率的前提下重点做好产妇的健康教育，同时，通过医院开办的孕妇学校教授她们专业知识，并实时与产妇沟通。“另外，我们还为危急重症产妇开放了绿色通道，新增了两个危急重症床位，但尚未向普通产妇提供此类服务。”
实在太忙!医生护士生二胎得看“排班表”
来医院的孕产妇越来越多，医院的医护人员同样也想生——如此扎堆，怎么办?为了实现科室的良好运转，长沙市中心医院的医护人员有了默契：什么时候生孩子，先跟同事们商量了，再回去问丈夫的意见。
李瑶，长沙市中心医院产科助产室的一名“90后”护士，同事们戏称她是“老四”。这“老四”可不是按年龄排的，而是在科室众多的新婚护士里，她是2015年新增的8个孕妇中第4个怀上宝宝的。
“春节不回家!”2月5日，李瑶挺着大肚子向护士长递交了“自愿加班报告”。在长沙市中心医院的大集体中，抱着“团结就是力量”的理念，科室护士逐渐有了“打报告”的默契——加班休假、换班调班，甚至是生不生孩子，都用“打报告”的形式和护士长以及小伙伴们商量好。
之所以要商量，自然是方便科室调派人手。自“二孩”政策全面放开后，医院产科病床全部爆满。科室80多名医护人员每天轮班工作，仍然忙得不可开交。
作为助产士，接生本是李瑶的主职。但考虑到她大着肚子，不方便从事这项费时费力的工作，护士长在排班安排上照顾了她——从“接生婆”转到“幕后”，主要在病房工作，负责给孕产妇打针喂药、帮助她们康复理疗以及给宝宝喂奶等。
“平时占了‘便宜’，春节放假我就多做一些。”从去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六日开始，李瑶就取消休假，连续工作了10天，直到怀孕38周，家人担心她的宝宝随时要“报到”，她这才申请休息。
说起自己的这个“猴宝宝”，李瑶却认为，猴年生“二宝”的孕产妇更多。春节前后两天时间，是医院里宝宝降生的黄金时期。2月7日，李瑶在交接班时就发现，当天入院分娩的孕妇达20多个，同一时间，医院产房还出生了10多个小宝宝，“大多数都是二胎，30多岁的产妇居多”。
或许是自己经常接生的缘故，李瑶特别喜欢孩子。尽管自己的第一个宝宝还未出生，但李瑶已经在考虑生二胎的事情：“如果报告通过，组织批准，二胎肯定生!”
原来，由于医院年轻的医护人员本身就很多，而在“二孩”政策全面放开后，部分已经生育了一个孩子的医生护士也纷纷起了要“二宝”的念头。为了避免医院因为人手不足而给患者带来麻烦，医院负责人早早商量出了对策——“想生二胎的护士都要先给护士长‘打报告’，护士长会根据我们的具体情况排计划，避免太多护士同时怀孕。”李瑶说，另外，医院方面也会针对怀孕医护人员较多的科室进行扩招，尽量缓解人手不足的问题。
“生孩子”，必然有“阵痛”
湘潭大学社会学博士郑鹏认为，新的人口政策给予了人们自由选择的空间，但也会给个人、家庭以及国家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医疗界所承受的压力，显然就是挑战之一。
对于个人而言，妇女可能需要为此付出更多的精力与时间，甚至是职业代价，就业也可能变得困难。第二个子女的到来还会对原来的“独生子女”造成影响。在习惯被家庭“独宠”多年之后，要建立“兄弟或姐妹”这一层新的社会关系，确实是这些“独生子女”社会化的新挑战。此外，对那些打工夫妇而言，二胎意味着中国农村又新增了一个“留守儿童”，他们的抚养与社会化将延续着“留守中国”的困境，其祖父母的抚养压力会更加沉重。
对家庭而言，主要的经济影响是子女抚育成本的必然增高。当然，成本中不仅包括金钱，还包括时间。看护子女的责任最终落在父亲、母亲，还是祖父母身上，必然会带来家庭计划的内部大讨论。
对于国家而言，要获得新增的人力资源，必须进行大规模的人口资本投资，那么医疗、教育、住房、社区人居绿地等方面必须加强投资。但是，此前根据新增人口减少的判断，不少地方的撤点并校有可能挤压了教育规模，可能影响新增儿童的学前教育与小学教育。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改革论坛网络专家易富贤也表示，人口政策调整肯定会有一些社会成本，不能指望没有“阵痛”就能“生孩子”。这其中不仅要求医疗战线要做好生殖健康、妇幼保健等方面的准备，也对政府引导建设各类托儿所、幼儿园等配套公共资源提出了要求。而为了改善生育环境，相关经济法、妇女儿童保护法、保障生育秩序的婚姻法、继承法等多项法律也面临重大修改，例如，国家可以通过税收政策，让企业不至于因为女员工生育而在经济上损失太多。
■代表委员齐关注
据多位学者测算，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每年带来的新增人口将在300万至800万之间，而湖南有375万对夫妇符合“全面二孩”新政，其中约60%的妇女在35岁以上——全面放开“二孩”，欣喜与挑战同在。今年1月召开的湖南省“两会”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就纷纷建言献策，希望让准妈妈和宝宝享受到真正的福利——
涨一涨!目前生育医疗补助标准偏低
杜亚玲(湖南省人大代表，省妇联党组书记、主席)
杜亚玲代表认为：“调研显示，我省孕产妇社会保障的现状，与人民群众的需要、妇女同胞的期待尚有差距。横向与‘新农合’其他单种病比，它的保障水平也偏低。”为此，杜亚玲在《关于提高我省孕产妇社会保障水平的建议》中提出三条对策：一是提高生育医疗补助标准，坚持生育医疗服务的“免费和低收费”，加快修订完善生育保险办法。“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研究实施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合并’，可见它的调整也是大势所趋。”二是提高孕产妇产前筛查率，降低缺陷儿出生率。优化现有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并将我省高发的唐氏综合症、地中海贫血症等重点病种产前筛查和新生儿疾病筛查列入政府公共服务项目。三是整合社会资源，建立贫困危重孕产妇救助机制，推动商业保险和民间慈善关注孕产妇救助领域。
优生优育!促进高龄孕产妇健康检查
刘志红(湖南省人大代表,民盟长沙市委专职副主委，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社会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教授)
全面放开“二孩”后，刘志红代表希望政府能对高龄孕产妇进行优生优育管理。
“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全面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到现在已经有三十多年的时间，这也意味着，符合‘二孩’生育条件的育龄妇女中有相当一部分是35岁以上的高龄孕产妇。”刘志红担忧，高龄孕产妇群体面临流产、早产、难产、妊娠期高血压、糖尿病和心脏病合并症等更大风险。因此，她建议政府加强对高龄孕产妇优生优育知识的普及，由乡镇(街道)计生服务所、卫生院安排专业工作人员定期开展孕产妇讲座。“同时，应加大高龄孕产妇健康检查力度，利用医保基金提供免费的孕期检查。一旦发现有疑似先天愚、畸形儿可能性，应及时跟进筛查。”
做好服务!高龄孕产妇应享“免费大餐”
刘习明(湖南省政协委员、长沙生殖医学医院院长)
“我省应积极配合新政实施，重点为35岁以上有生二孩意愿的育龄妇女做好卫生健康服务。”今年两会期间，刘习明提交了《认真对有二孩生育意愿的育龄妇女做好孕前服务的建议》的提案。
刘习明建议，免费为新政服务对象进行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35岁以上的高龄孕产妇增多，不少人担心新生儿出生质量问题。目前，新生儿出生缺陷率居高不下，确实需要采取有力措施提前做好预防工作。他建议，育龄妇女在生殖医学专科医院免费进行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统一管理，由政府统一免单。
刘习明表示，全面放开“二孩”之前，大多数育龄妇女进行了节育手术，新政后，建议对有二孩生育意愿的妇女取消取环审批手续，并免费提供取环等服务。由于部分有生育二孩意愿的妇女年龄偏大，且有过生育史，子宫、输卵管、卵巢等状况普遍不如年轻的初孕妇女，对于检查中发现需做宫腔镜手术等的妇女，政府可按比例报销部分费用。
他还建议，免费为育龄妇女，特别是35岁以上备孕二孩的妇女发放爱乐维等保健品(补充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有效预防胎儿畸形)，怀孕前和孕后三个月大约半年时间服用，能有效降低胎儿畸形率和新生儿出生缺陷。
讲科学!为不孕不育夫妇提供规范化筛查
李建军(湖南省政协委员，长沙市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主任、主任医师)
在李建军看来，“二孩”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热。“除了生育观念变化和生育成本增加等因素让部分人不想生或不敢生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想生却生不了。”李建军认为，不孕不育症大多是由疾病原因所致。目前，不孕不育的家庭已经是一个庞大群体。由于一些不法机构违规操作及个别虚假广告的诱惑，导致部分不孕不育患者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科学规范的治疗。
为此，李建军建议，对不孕不育病因进行规范化初筛。此类费用应纳入医保统筹范围，“而且如果实行分层付费，初筛方案费用标准一般不会太高，因为有的不孕不育夫妇在第一、第二步就能明确诊断，不需要将四步检查全部做完”。同时，她建议“对35岁以上的女性免费进行生育能力评估”。
李建军还建议改善高龄孕产妇的工作环境。“高龄孕产妇妊娠期反应重，生产后身体恢复慢，建议政府部门制定政策时适当延长高龄孕产妇的产假，譬如将产假延长到8至12个月。”
强队伍!重视妇产科、儿科专业人才培养
王静湖南省政协委员、省肿瘤医院副院长
丁依玲湖南省政协委员、湘雅二医院妇产科专家
“‘全面二孩’政策一出台，每天来妇产科门诊咨询二孩相关事宜的大部分女性都是‘70后’，年龄均在35岁以上，但她们的生育意愿很强。”王静表示，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是24-30岁，30岁(特别是35岁)以后生育，婴幼儿出现出生缺陷的机率会随着母亲年龄的增加而增加，母亲的孕产风险也增加。因此，她也呼吁政府部门要发挥学术团体、民间机构的力量，转移部分政府职能，结合新闻媒体宣传，大力普及最佳生育年龄的知识，科学引导二胎生育。并且，通过妇幼(医院)加强孕前、孕期的健康管理，最大限度减少出生缺陷的发生。
另据统计，全国450人才有一名妇产科医生，每千名儿童只有0.43位儿科医生。“全面二孩”政策也使原本不足的妇产儿科医生队伍更难以维系高效安全的医疗服务。“政府应尽快调研，恢复助产士的培养。”王静还建议，应重视儿科医生培养的问题，并且在机制体制上稳定儿科医生队伍，为“全面二孩”时代的到来做好充分准备。
此外，由于我国0-3岁婴幼儿的托儿服务几乎是空白，70%以上的0-3岁婴幼儿在家中由祖父母、保姆照看，在育儿观念、喂养方式及教育方面都存在问题。对此，丁依玲也建议，将0-3岁婴幼儿早教指导纳入公共服务体系，建立长效机制，统筹优质资源，创新服务方式，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需求。
“同时，独生子女形成了特定的心理，二胎新政后必然会对这些‘小皇帝’，‘小太阳’的心理产生影响，‘逼父母弃二胎’的故事发人深省。”丁依玲建议，政府部门应支持和鼓励社会机构及早介入，学校也应该加强人文家庭伦理方面的教育，建立和谐的“同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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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38所医学院扩招儿科研究生应对“全面二孩”
2月24日，教育部高教司副巡视员宋毅在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会上介绍儿科医学人才培养工作有关情况时表示，为适应“全面两孩”政策对儿科医生的迫切需求，教育部正深入推进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教育工作，为基层每年培养5000名左右从事儿科等全科医学人才。同时扩大儿科医学专业研究生招生规模，要求38所高水平的医学院校增加研究生儿科专业招生数量，力争到2020年达到在校生1万人。
宋毅说，教育部正在积极采取措施，加强儿科医学人才的培养。除了深化面向基层的全科医学人才培养工作和进一步扩大儿科医学专业研究生招生规模外，还将积极主动承担儿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推进儿科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此外，在目前儿科医生岗位吸引力不足的情况下，从“入口”吸引一批优秀生源从事儿科医疗服务，进一步加强儿科学科专业建设。根据卫生计生行业部门对儿童医疗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教育部将儿科学专业化教育前移，力争到2020年每省(区、市)至少有1所高校举办儿科学本科层次专业教育，促进院校教育与毕业后教育的有效衔接。
目前，有关部门正在着力解决儿科医生吸引力不足、医疗机构短缺和单独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等关键性政策问题。教育部将积极配合有关部门，推进各项改革，促进医教协同，着力解决好儿科医生短缺问题。
鼓励生娃，国外这么做
不少国家都鼓励生育，俄罗斯甚至会将愿意生育多名子女的女性称为“英雄母亲”，她们不仅会被授予勋章，更将得到总统的接见。那么，国外又是如何鼓励女性，让她们既想生、又敢生呢?
鼓励生育最传统的方式是所谓的“宝宝奖金”，即给新生儿家庭提供津贴，减税，以及其它经济好处。除了丰厚的婴儿保险，有3个或以上孩子的法国家庭就能享受到从火车票到电影票的各种优惠——这些政策让法国成为欧洲出生率最高的国家。
美国主要是增加儿童福利，降低家庭育儿成本，建立比较完善的托儿系统，有利于妇女育儿、工作两不误。因此，美国的妇女劳动参与率远高于日本等国。同时，美国的很多政策是“添丁不加银”，即一个人工作，缴纳医疗保险，全家都能享受。丈夫工作，缴纳了社保;如果丈夫意外去世，那么妻子也能获得一定比例的养老金。一些公园、游泳池等门票也是以家庭为单位。
荷兰女性在生育和养育孩子期间通常是辞职回家，在这段时间，丈夫的工资就少缴或免缴个人所得税。而在加拿大，女性在生育和养育孩子期间如果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可以从政府那里领到补助金以维持基本的生活需求。
瑞典法律则规定，所有工作的父母每生育一个子女都享有16个月(480天)的带薪产假，费用由国家和雇主分摊。为了鼓励父亲参与养育子女，瑞典法律规定，16个月中有两个月必须由父亲享有。挪威则更大方，该国“奶爸”的育儿假有12周，新生儿父母双方总共可休47周育儿假，在此期间拿全额工资，也可选择总共休57周，拿工资的80%。全部费用都由国家承担。
编后
“二孩”来了——但也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说“生”。有别于过去“多子多孙就是福”的思想，不仅是城市，广大农村地区的生育观也在逐渐发生着改变。一方面，诸如“生男生女一样好”、“女儿也是传后人”等观念日渐流行于乡野;另一方面，不少符合生育“二孩”政策的农村家庭自愿放弃生育，个别地方甚至还出现了“生两个儿子哭一场”的现象。总的来看，当前大部分老百姓在生育行为上早已开始“自我计划”，并普遍正在经历从“要我计划”到“我要计划”的生育观念与文化转型。
因此，为确保“全面二孩”政策的有效实施，与之相关的配套政策或许应该成为各级政府下一步行动的焦点。积极关注高龄孕产妇的诉求，做好有意愿生育妇女的政策宣传、心理辅导和技术咨询等工作;积极完善计划生育家庭的帮扶政策，对“失独”家庭给予更多关爱，对曾经积极响应计划生育政策的独生子女父母，兑现相关待遇;着力加强生殖健康、妇幼保健、妇女就业、生育保险、托儿托管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供给——只有尽可能让更多符合条件的家庭尝到“全面二孩”政策的甜头，才能让这些家庭敢生、能生，并且生得下、生得好、生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