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带娃搞传销：投资3800，想赚381万
文、图：今日女报/凤网记者吴迪
“兄弟，我最近发财了，承包了一个工程，立马可赚50万，就是人手不太够啊！”
“我这边开了一家餐馆，生意火爆，需要服务员，月薪8000元！”……
如果一个久未联系的朋友，突然对你热情起来，并在一段时间内对你嘘寒问暖，然后通过电话告诉你类似的话，那么，你可能是遇到传销了。
因为传销活动从来不会为自己贴上“传销”的标签，因此，有些人容易被赚大钱的“糖衣炮弹”所迷惑，甚至被从传销窝点解救出来后，他们依然不相信自己是在做传销，一味沉浸在“今天睡地板，明天当老板”的美梦中，还有人则会再次进入传销队伍。
这正是传销组织“洗脑”的可怕之处。为此，长沙一些街道针对性地推出了“反洗脑室”，帮助误入传销的人们回归正道。8月18日，一名带着5岁孩子的女子被解救出来，并通过长沙市长沙县某街道“反洗脑”办公室的教育感化，摆脱了传销的梦魇。
想当“人上人”，她带着孩子住传销“窝点”
8月18日，今日女报/凤网记者来到长沙市长沙县某街道打击传销办公室（以下简称“打传办”）采访。恰巧，当天上午，打传办工作人员和民警一起捣毁了一个传销窝点，并抓获了9名传销人员。
第一个来到打传办下设的“反洗脑室”接受教育的传销人员叫刘玉红（化名），今年29岁，来自河北。面容姣好的她穿着一袭红裙，高跟鞋将地面踩得咯噔咯噔响，看起来十分有范——实际上，此时她全身上下只剩30元钱了。
刘玉红说：“我被骗到‘行业’（传销组织）已经半年多了，交了36800元，后来返回来7000多元，但因为费用都是AA制，还要买生活用品，基本都花光了。”
而让人吃惊的是，刘玉红在长沙做传销的同时，竟然还带着年仅5岁的儿子。
传销组织内部有着严格的规定，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控制在10元以内，“男士抽烟的标准，每包不超过5元；买东西时必须讨价还价。”刘玉红说，他们每天都吃“稀粥、萝卜和白菜”，而且为了以更便宜的价格买到这些菜，每天都要和菜市场里的小贩“唇枪舌剑”。对此，刘玉红被告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此外，他们还经常在菜市场捡被丢掉的烂菜叶子，每次捡到都如获至宝，因为“钱要用在刀刃上”。
每天吃这些，根本填不饱肚子。刘玉红说：“我儿子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了。”因为小男孩刚被送到附近的幼儿园上学，所以记者并未得见，但刘玉红所住房间的墙上有一张她儿子的照片，看起来，小男孩显得非常消瘦。
虽然如此，但刘玉红依然选择遵守每天10元的伙食标准，但对于化妆品，她却从不吝啬。最近，她才花了一千多元钱新买了化妆品套装——因为这符合她所谓的“钱要用在刀刃上”的原则，有利于她引诱更多的人入伙。更让记者吃惊的是，刘玉红说，前一段时间，她曾外出做了9天快递分拣员，赚了900元，然后又回来继续从事传销。
被网友蒙骗，她用结婚证贷款“入行”
实际上，刘玉红是半年前被网友骗过来的，“当时和老公闹矛盾，一气之下就来见网友了”。她最初认为是被骗到传销组织了，因为对方劝她做所谓的“行业”——“网友说，他们在长沙投资了多个楼盘，我把钱存进去，再由他们经营运作，最后返利给我。投资3800元，就可赚381万元。”
一开始，刘玉红还心存警惕。但她想离开时，“网友告诉我再观察几天，一周之后有惊喜”。于是，在等待的时间里，刘玉红发现伙食不错，而且网友会带她到长沙一些免费景点参观，向她介绍“这个楼盘是我们公司开发的，我们公司在当地有很辉煌的发展前景”……对方画下一个又一个“大饼”，让她又动了发财的心思。
后来，刘玉红才知道，新人来的第一周伙食标准可以提高，但由推荐人承担，所以推荐人会很卖力的想让“新人”留下来。
然后，刘玉红还被带到其他窝点“学习”。打传办工作人员说：“每个窝点都有一个‘讲师’，他们有时会假扮成教授或者公务员来分享长沙的发展前景，让刘玉红误以为她所从事的这个‘行业’是可信的。”
于是，一个月之后，虽然骗刘玉红进来的“网友”不见了踪影，但刘玉红留了下来，因为她认为这个“行业”的赚钱方法是可信的。她劝老公、哥哥来和她一起“做行业”，还联系了一些亲友，但没有一个人过来。面对家人的劝说，她无动于衷。后来，刘玉红“利用老家那边的扶贫政策，用结婚证贷了5万元，交了36800元。她觉得，这样就能更快地拥有381万元了”。
刘玉红还想通过社交软件来结交网友，以便拉人入行。“我一般是通过像像、陌陌、探探等交友软件加网友。”刘玉红说，聊到一定程度后互加微信，有时聊得好的也会视频。但刘玉红说，即使用了很多钱在化妆品上，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成功拉到一个人加入。“有一个人已经来长沙了，但是觉得是传销就走了。”刘玉红曾有些遗憾：“他不懂这个‘行业’。”
一直没有拉到人，刘玉红总结了两点原因。一是觉得自己“魅力不够”，还不能一下子将别人迷得神魂颠倒；二是归咎于儿子，因为要带孩子，自己“落了很多功课”。
刘玉红所谓的“学习”，就是熟读熟背所谓的《生活经营管理二十条》、《成功之道》等非法出版物。记者在打传办收缴上来的笔记本里，发现了传销人员记录的“电话套路”——
首先列名单，写出自己的亲朋好友，把容易被骗的放到最前面。其次，电话联系。分三个阶段。一是“慰问电话”，联络感情。二是“刺激电话”，让对方下决心来看个究竟。比如“兄弟我最近发财了，承包了一个工程，立马可以赚50万，就是人手不太够啊”或者“我这这边开了一家餐馆，生意十分火爆，需要服务员，月薪8000元”……三是“邀约电话”，态度“比较硬朗”。举例是这样的：“你是怎么了？等你这么多天，还不来？你再拖下去，要影响工作了，快点！别磨叽了！”
之前传销组织人员留下来的检讨书等材料
打开心房，她在“反洗脑室”里觉醒
在打传办工作人员看来，“刘玉红在外赚了钱还回去继续做传销，说明她已经被彻底洗脑了”。
实际上，刘玉红一开始到“反洗脑室”时并没有敞开心扉，甚至有抵触情绪。工作人员介绍说，这种现象很常见，是传销组织妖魔化反传销工作人员的结果。“传销头目对他们说，那些反传销的工作人员怎么怎么坏，一旦被我们抓住，结果会很恐怖”。
但是，当刘玉红被带到“反洗脑室”之后，她发现工作人员并没有想象中那样对她非打即骂，而是耐心询问她的家庭情况，以及当初是如何被骗过来的。于是，刘玉红放松了许多，开始讲述自己的情况，以求得真相。
在她的讲述中，工作人员发现了一个个破绽，并为她一一剖析。在刘玉红深信不疑“XX楼盘是我们开发的”时，工作人员就拿出事实证据，告诉她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比如，该传销组织说国家将整个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交由他们管理开发，但其实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1992年就已经创办，现由开发区管委会管理。
随后，工作人员明确告知刘玉红，传销是国家明令禁止的非法行为，并带她去看之前传销组织人员留下来的检讨书等材料。比如，东北有一个四口之家，一对夫妻和两个儿子都被骗入传销组织，前后投入了50万元，等他们得知被骗的钱要不回时，老两口忧愤成疾，双双住进医院；两个儿子则铤而走险，带刀闯进传销头目家中，要回6万现金。他们刚一出门，传销头目就报了警，两兄弟因入室抢劫，被依法判刑。后来，虽然传销头目因为罪行败露被抓获，但曾经幸福的一家却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每翻一页，刘玉红的心情就沉重一分，里面有不少因为传销而妻离子散、父子反目、家破人亡的人间惨剧。她终于明白，她所从事的“行业”其实是一场骗局。
工作人员说：“你想过吗？如果你不思悔改，最后因为诈骗罪而被刑拘，等你儿子长大了，他会怎么看你这个母亲？”
“以后再也不做传销了！”刘玉红低声啜泣起来，“我对不起我儿子。”
“反洗脑”主要靠这三招
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对刘玉红的“反洗脑”教育，只是该打传办工作的一个缩影。据统计，从2016年12月至今，该打传办所在街道共出动工商人员200余人次，公安人员200余人次，社区巡逻防控队员2000余人次，街道工作人员100余人次，共走访疑似传销窝点1486个，捣毁传销窝点438个，抓获并训诫教育传销人员2114名，刑事拘留82人，解救164人。
8月21日，长沙市长沙县打击传销办公室工作人员盛国勋向今日女报/凤网记者介绍，长沙县从五六年前开始设立“反洗脑室”，现在全县共有3个。“反洗脑室”通过向被骗入传销组织的人展示身边发生的案例、向他们宣传国家严厉打击传销的政策、揭穿传销组织谎言等方式对他们进行“反洗脑”。过去几年，很多被骗入传销组织的人经过“反洗脑”教育后脱离了传销组织，开始了新的生活。“下一步，长沙县打击传销办公室准备组织‘反洗脑室’工作人员到其他地方交流，学习湖南省其他地方先进的‘反洗脑’经验，同时准备邀请一些全国著名的‘反洗脑’专家来讲座，让长沙县的打击传销工作更上一个台阶。”盛国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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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法治，断绝传销生长土壤
湖南社科院城市文化研究室主任郭丹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必须肯定，反洗脑教育这一制度性探索是一种进步，相对于人身控制，传销组织的思想荼毒余害更大，我们的工作不能止于人身解救，还需要及时修复他们被扭曲的价值观。”
但是，从近年的报道来看，虽然打击传销的力度一直在加强，但包括诸多大学生也深陷传销窝点并发生悲剧的情况，无论他们是被动还是主动，都指向社会管理和学校教育的不足。社会文明的进步，尤其体现在对公民个体的保障和关照。对于传销带来的个人悲剧，我们的社会工作还可以进一步深化和细化，在“反洗脑”教育亡羊补牢的同时，还应该加快法治规范，在学校开展社会安全教育课，联合社会力量，合力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