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疗，是针对精神病人的一种康复手段。
11月14日，邵东民康医院，程一文在询问患者相关情况。
文、图：今日女报/凤网首席记者 李立
狭长的走廊尽头是一道铁门，带路的医生掏出钥匙，“哐当”一声打开门——呈现在程一文面前的是一个开阔的大坪，阳光倾斜而下，照在大坪里一百多名男性精神病人身上。一脚踏入大坪，无数目光向程一文身上看来。
作为湖南省四叶草慈善基金会秘书长，程一文已经习惯了这种状态。她所在的基金会致力于农村贫困家庭精神病人的救治和帮扶，她经常同志愿者一起下乡，将“张牙舞爪”的精神病人接回医院救治，也经常在医院里跟精神病人握手拥抱。十多天前，长沙市雨花区发生一起九岁男童被殴打致死的案件，肇事者便疑似精神病人。得知这一案件后，程一文无比痛心。她说，她得来医院看看，也跟志愿者们商量，如何进一步加大农村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的救助力度。
与精神病人的温情接触
邵东民康医院是“四叶草爱心医院联盟”成员。程一文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几乎每个月她都会来医院一趟。
上午阳光正好，穿着病号服的病人们大多聚集在坪里，三五成群，或坐或卧，但基本不与身旁的人交流。院长刘习平和医务部主任黎林海陪着程一文在精神病人中间转悠，程一文不时和迎面而来的熟悉病人寒暄，“身体还好吧？康复得怎么样了？”“家里人有没有来看你呀？”
每个月，程一文都会到四叶草爱心医院联盟的成员单位走访。
“这里的很多病人我都认识。”程一文告诉记者，有不少患者是她和志愿者、医护人员一起从村里接来的。
突然，从旁边冲出来一名男子，一把抓住程一文的手，“你帮我跟家里打电话，我没病，我真的没病！”程一文没有躲避，反而扶住男子的肩膀，柔声安抚，刘习平和黎林海也帮着把男子劝开。
这份淡定，程一文并非一开始就有。事实上，刚和这个群体打交道时，她的感觉和大多数人一样，也是害怕。
程一文第一次走进精神病院是2016年初。在湘潭县芦花村的一家精神病医院，她和精神病人群体有了第一次近距离接触。
“我好紧张，手心不停出汗。我跟医护人员说，你们要有两个人护着我，一个在我前面，一个在我后面。”程一文说。
进到病区，铁栏后的人表情呆滞、眼神木讷。“来啊！”沙哑的笑声传来，一名女病人冲着程一文打招呼，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她。
就在这时，随行护士将铁门打开，程一文几乎拔腿就跑。“但我告诉自己不能跑，因为连接触都不敢，还谈什么帮助他们？”程一文压制住内心的恐惧，走进了铁门。
“你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吗？”程一文向记者感慨道：“没有凶恶的眼神，没有可怕的气势，他们接过我递过去的糖果，笑容灿烂，甚至有些天真可爱。”
从光鲜的演员到奔走的公益人
在关注精神病人群体之前，程一文有着旁人看来“光鲜亮丽”的人生。
13岁考入音乐学院的程一文，17岁时就唱着《谁不说俺家乡好》获得了全国青歌赛湖南赛区民族唱法专业组第一名。之后，她进入部队文工团。2001年，从部队退役后的程一文开始作为一名歌唱演员频繁参加商演。
“基本是全国各地跑，参加各种商演，费翔、屠洪刚……这些明星我都同过台。做演员很辛苦，生病了也不能休息，经常是拔了吊针就上台。”程一文说，那段时间，她失眠严重，“哪怕睡着了，也是做演出演砸了的噩梦”。
2005年，下决心告别演艺生涯的程一文成为邵阳学院音乐系的一名老师。在高校待了3年，她回到长沙，成为一家民营企业的总经理。
程一文和同伴下乡走访精神病患者家庭。
老两口的儿子因患病在几年前走失，后在民政部门的帮助下寻回。基金会准备援助这个贫困的家庭。
在程一文看来，真正让她的人生发生质的改变的，是2015年她在新邵商会成立大会上遇到湖南湘雅同升医药有限公司总经理、四叶草慈善基金会创始人刘明。
当时，刘明对几百名与会者谈到了他正在做的公益救助项目。当曾是军人的刘明讲到因幼时最疼爱他的姑姑罹患精神病后失踪、他因此发起慈善基金会的初心时，台下的程一文唏嘘不已。她想起了当年自己蜗居北京地下室，去中国音乐学院考试时的一个早上——因低血糖发作，她浑身冷汗快要晕倒，一名老师问清情况后端来了一碗热汤面，“那碗面一直温暖着我的人生，从那时起，我就立下志向，有能力了一定要帮助别人。听到这个基金会的事迹，我感觉，这就是我的人生方向”。
程一文当即向刘明表达了想加入基金会的想法。
“过完年，你就来帮我吧。”刘明不暇思索地应允。
同样曾是军人的程一文的回答是：“不用等过年，我马上过来！”
精神病人的“希望工程”
2016年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已超1.8亿，重性精神病患者有1600万人。据2017年湖南省精神卫生中心的数据，湖南有各类精神心理疾病患者约100万人，其中，登记在册的重症精神病患者有30.15万人。
虽然有数量庞大的需救助群体，但因为专业难度较大、起步投入较多、民间组织入手门槛较高，导致我国关注精神疾病的公益组织数量较少。
投身公益4年来，程一文和伙伴们的足迹遍布三湘四水，致力于精神疾病防控、医疗机构扶持、患者医疗救助、患者子女助学、社区精神康复等内容。她曾多次和各地志愿者来到农村重症精神疾病患者家中，把患者送到医院治疗。这些患者，有的被常年关锁，血肉与铁链长在一起；有的遭家人遗弃，流浪乞讨；有的生活拮据，饥寒交迫……
她也曾和伙伴们到处募集善款、爱心物资和精神药品，捐赠给分布在湖南各地的基层精神病医院，为来自贫困精神疾病患者家庭的孩子送去助学金，帮助他们完成学业，探索建立关爱救助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长效机制——她们的种种行动，也被许多人认为是精神病人的“希望工程”。
程一文说，这些年来，她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都因这份慈善工作而发生了改变，“自从做公益，名牌包包都被我尘封在柜子里了”。
现在的程一文，黑色连帽衫外罩一件四叶草的绿色马甲，蓝色牛仔裤，一双运动鞋，怎么简单怎么穿。
“她特别好学，她在精神疾病方面的知识，可能比一般的精神科医生还要多。”民康医院业务副院长李建军对程一文的求知精神印象深刻。
在刘明看来，程一文也特别能吃苦。2016年4月到6月间，程一文不幸两次右脚骨折，坐了3个月轮椅。但期间基金会所有的活动，她一个都没落下，甚至经常拄着拐杖下乡走访。
在程一文的带动下，越来越多人加入到精神病人救助的公益项目中。
“他们需要一辈子的关爱”
“救助贫困精神病群体与救助其他贫困人群不同，不仅要帮助他们获得治疗，还要持续关注他们回家后的康复情况。这种关爱，是一辈子的。”程一文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由于历史和认知等方面的原因，精神病患者常常受到偏见和歧视，他们的生存和生活状况急需引起全社会的共同关注。
在程一文看来，长沙市雨花区发生的九岁男童被疑似精神病人打死案件，加剧了人们对精神病人这一群体的恐惧感和污名化程度，“重症精神病患者确实存在不可预料的公共安全危害隐患”。
“在农村，很多时候是‘一人疯，全家穷’。一个家庭尤其是困难家庭有人患精神病的话，更是雪上加霜。”程一文告诉记者，这客观上也造成了部分家庭对精神病人的放弃。“2016年年底，我们打听到在某县农村有一名20多岁的精神病人，我们跟他的家人联系，希望他们配合把病人尽快送医，但他的家人怎么也不肯。过了一个月，快到春节了，我们的志愿者去村里接这个患者，结果村干部告诉我们，前两天下雪，病人已经冻死在垃圾堆旁了”。
为了避免更多悲剧，程一文建议，不能依靠家庭全部承担起消除“公共安全危害”的重担，政府应加大投入，相关部门应承担起更多的职责。但她直言，很多地方政府领导不愿意把钱花在“疯子”身上，“我们推广项目时，有一个贫困县的领导就拒绝了我们的请求，他说：‘我看了你们在别的县的项目，做得挺好，但我们不想给精神病患者投入更多医保基金。’”
但程一文认为，这项投入其实是小钱发挥大作用，“比如我们在邵东开展精神病人救助项目以来，这里显少发生因为精神病人引发的治安案件。加大对重症精神病患者救助力度，也是落实精准扶贫和响应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要求”。
理性和感性的光芒同时在这个娇小温和的女性身上并存。下村走访精神病人时，看到86岁的老奶奶还在照顾50岁的精神病儿子，她会心酸；看到年过七旬的老夫妇每天起早贪黑打豆腐卖，还要留下一个人照顾有精神病的儿子时，她会流泪。有时候，程一文会觉得自己做得太少，筹到的善款不够多，“要是有更多的钱，就能帮助更多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