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处理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需要长期面对的重大课题。
大国崛起改写国际关系格局，给不同人带来全然不同的感受。有鲜花掌声，也会有荆棘险滩。冲破傲慢与偏见的藩篱，架设沟通合作的桥梁，“破冰”精神是直面现实的清醒，也是把握发展机遇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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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实力不断壮大，某些西方人嫉妒、疑虑、恐惧情绪进一步加剧，他们刻意诋毁中国发展道路，干扰中国前进步伐，挤压中国战略空间，甚至挑战中国核心利益。
中国经济连续30多年保持年均11%的增长速度，“崩溃论”、“责任论”、“扩张论”从未间断。中国国际影响力迅速提升，“两面下注”、“价值观联盟”、“重返亚太战略”接踵而至。不管中国取得怎样的发展成就，他们都说成“扭曲体制下的畸形产物”，甚至连体育运动都不例外。伦敦奥运会期间，对中国代表团骄人成绩质疑攻伐，一些西方媒体宣称“历史迟早会证明中国运动员服了兴奋剂”。这种近乎歇斯底里的表现颇有几分典型意义，折射出某些西方人面对中国崛起的扭曲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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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同，切身感受不同，思维和行为方式就不同。西方国家长期居高临下，走过“国强必霸”的路子，甚至一度出现“日不落”国家。一些人延续着这种不合时宜的思维，动不动就这样那样地教训别人。
尽管与过去相比，中国发展了、强大了，但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努力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繁荣作出应有的贡献。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就在联合国郑重宣布：我们永远不称霸。中国传统文化一贯主张的“和为贵”、“和而不同”、“家和万事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在中国早已深入人心。
中国现在的版图在两千年前的汉代时就基本成形了，15世纪初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先后七下西洋到达了南洋、印度洋沿岸及非洲等地。英国一位退役海军将军曾说，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画出包括西半球在内世界地图的国家，是郑和发现了美洲大陆，但中国的史料中对此并无记载。郑和七下西洋，带去的是瓷器、茶叶、丝绸、工匠，而没有带去总督，如果那时中国有扩张和称霸的野心，恐怕中国早就成为“日不落帝国”了。
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说：“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
中国人对此有格外深切的感受。中国的近代史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西方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强行向中国输送鸦片毒害中国人民。从那时起到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饱受凌辱、每况愈下。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被欺凌的历史、受屈辱的历史。
一些西方国家曾严重侵害过中国的人权，甚至给中国人的人权就是被屠杀的权利。这些有着“前科”的国家现在摇身一变成了中国的人权教师爷。而且连个悔过道歉都没有，连个对自己“前科”的思想转变的过程都没有，这无异于在中国人民历史的伤口上撒盐，继续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今天是中国历史上人权状况最好的时期。中国人怎么会不对横加指责的挑衅行为产生强烈反感，不对这些西方国家所谓“真心善意”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只能从本国实际出发进行探索，照抄照搬别国模式从来都不会取得成功。中国人不对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说三道四，也希望别人尊重中国探索发展道路的权利。中国人不主张以某一种发展模式为标准，更不同意把这样的“标准”到处套。谁不符合这个“标准”，就指责谁离经叛道，就干涉别国内政，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个国家发展道路是否正确，从根本上说，有权判断的只有其本国人民，而不是外界的所谓“评判者”。
中国人民对自己今天的发展道路是满意的，是有信心的，目前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处于1840年以来最好的时期。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对世界很多国家进行民意测验后发现，中国老百姓对发展道路和政府领导的满意度是最高的，达到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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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西方人一面无中生有地指责中国阻碍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一面借种种保护主义手段破坏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在对外开放方面，中国比日本、韩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的开放程度都要高，甚至可以说也高于一些发达的西方国家。中国先后有几个企业到美国投资，美国议员们将商业投资政治化，声称威胁国家安全，要求美国政府展开调查。华为公司是一个典型的民营企业，其创始人曾在基建工程兵做技术工作，美国等国家硬说这个企业有什么军界背景，华为公司去兼并美国一家很小的电信公司，都被说成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最后也只得作罢。反过来，美国很多企业都是由退役将军当董事长、顾问，如果中国也按照美国的标准把这些美国企业拒之门外，它们又会是什么感受？
某些西方人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对中国横加指责、无端发难。然而，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因为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对外开放和投资的环境，也涉及到中国国内自主创新能否顺利开展，如果不很好地保护知识产权，就会伤害企业和科技人员的创造热情。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始终抓住保护知识产权不放松，不断建立和完善各种法律法规，不断加大执法力度。目前中国由一位国务院副总理牵头组成了跨部门协调机制，每年制定有针对性的工作重点，降低了依法追究的门槛，近年来几乎每年都有五六千人由于侵犯知识产权而被追究刑事责任。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中国只用了30多年的时间，就走过了发达国家100多年走过的道路，这个进步是很了不起的，也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可。这一巨大成就不是某些西方人几句话就能抹煞的。
中国采取了强有力的行动应对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将下降40%—45%，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等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也将达到15%左右。然而，某些西方人无视本国不履行有关国际协议的事实，向中国挥舞大棒，用发达国家的标准来要求中国，通过所谓的计算来抱怨中国使用能源太多，无视中国人均能源消费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在世界上仍处于较低水平的事实，无视中国在节能减排方面的努力，将全球气候变暖的责任毫无根据地推给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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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是一个庞大繁杂的体系，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境遇有不同的体察。
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强调，要“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这一论断既朴实无华又高屋建瓴，为人们观察处理国际关系指明了方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此简单明了，平等包容、摒弃恶意、自我约束是最基本的价值取向。
然而，某些西方人是如何对待中国的？中国人又有怎样的感受？
面对西方妖魔化中国的事实，就连英国《金融时报》也曾刊载文章指出，中西双方认知分歧的加深，主要是西方国家用不同的标准来评判中国和要求中国。一方面，西方国家要求中国无论处于何种情况都应保持克制，要求中国承担更大国际责任，另一方面，西方国家总是用西方价值观以怀疑和不信任的目光审视中国，甚至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而对中国采取指责或惩罚性限制措施的态度。因此，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天性，每当中国被卷入国际争端，西方的政客和舆论领袖总是不分青红皂白指责中国。很少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受到多重标准的苛求。
道德不是自我标榜的说辞，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出于“合乎道德的理由”干不道德的事。值得警惕的是，在某些西方人的词典里，“正义之爱”不过是“不正之心”的代名词。这些人对于中国的“见解”是其殖民心态的不折不扣的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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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一些西方国家关系中的坚冰有历史的积淀，也是后者面对中国迅速崛起的应对之策乃至阻遏扰乱中国发展进程战略图谋的产物。
现代国际关系体系是在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推动下，伴随着对外野蛮殖民侵略形成的，这一过程充满了血腥和掠夺。资本主义的扩张不仅是物质的，也是思想的。伴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尤其是世界多极化趋势的深入发展，这种思想的扩张所承载的使命和期冀不断加重。
早在本世纪初，美国一些战略人士就指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其价值观念具有“普世性”，只有将这一价值观念推广到全世界，才能维持美国的霸主地位，实现美国治下的长治久安。
无论是伊拉克战争还是阿富汗战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不仅靠武力实现政权更迭，而且要改变被占领国的民族文化、价值体系和社会运转模式。一句话，“软力量”的“侵略性”越来越突出。正如马克·赫兹加德在《鹰的阴影》一书中所言：“现代美帝国殖民的是思想，而不是土地。”
中国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稳步前行，看不出发生西方所希望发生的那种变化的任何迹象。中国的成功将动摇西方征服世界、统治世界的“道义准则”。没有什么比这让恋恋不舍历史迷梦的狂想家们更痛苦的了。
中国30多年来的发展成就，改变了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力量对比，也丰富发展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俄罗斯学者米哈伊尔·季塔连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理论提出了解决中国国内和国际发展之间的社会经济矛盾和不同文明冲突的最佳模式。哥伦比亚豪尔赫·塔德奥·洛萨诺大学教授奥斯卡·巴里恩托斯这样总结中国的发展成就：领导精英具有良好的执政能力与预防危机的能力；中国共产党任人唯贤，以德治国；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具有很高的道德威望，中国模式代表着本国的文化和历史，中国经济和政治改革政策的渐进性和谨慎性，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都是中国的特殊属性和特有文化。英国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问题高级研究员斯蒂芬·哈尔珀在《中国在新的全球路线图上标明路线》一文中指出，中国崛起的方式以及速度之快，多数人始料未及。这对本地区、西方以及西方的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实际上是一个影响广泛深远的进程的首要催化剂。
中国的成功实践再次证明，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西方内心深处难以舍弃的“历史终结论”不过是人为编织的一道梦幻彩虹。所谓人类发展“终极目标”以及“单线性发展模式”，不过是陈旧历史哲学思维的新变种。
中国坚定不移地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无意于任何形式的“思想竞争”。但是，中国也不会容忍任何人垄断发展道路的选择权并以此挤压中国发展空间、扰乱中国发展进程。这也是对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和正义的坚守与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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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多极化加速演进，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国际大环境的演变构筑了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的大背景。打破坚冰，处理好相互关系，是历史的要求，也是时代的需要。这直接关系到双方对21世纪历史性机遇的把握，对国际关系体系的调整也将产生重大影响。
全球化本身就是要发挥各自优势，互通有无、优势互补。西方国家是工业革命的先行者，对人类现代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有着五千年文明，也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现在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冉冉升起的世界大国。双方提升合作水平所释放的正能量将是巨大的，不仅为解决各自发展问题提供新资源、新活力，也将改善国际关系氛围。为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世界繁荣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这是双方要破的最大的“冰”。
“和为贵”、“和而不同”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这既是包容的度量，也是理性的考量、大局的掌控、积极的姿态和长远的目光。说到底，这是一种充满智慧的选择和富有勇气的担当。“和为贵”、“和而不同”一方面要求承认矛盾和差异，另一方面又要最大限度地协调各种矛盾。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在把握合作机遇的同时确保稳定有序。
对话比对抗好，伙伴比对手好，合作比遏制好。这是中国和西方国家关系发展历程充分证明的道理。为什么一些人始终不肯接受如此朴素的道理，顽固地继续制造坚冰？这些人是否在唯我独尊的世界里沉迷得太久了，以至于全然忘记国际关系中还有起码的道义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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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时代，赋予“破冰”精神不同的时代内涵。
新时期“破冰之旅”的意义不仅在于消除中国同一些西方国家之间现实的合作障碍，更在于将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和正义融入新的历史背景并焕发强大的生命力。清醒认识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坚定“破冰”意志，鼓足“破冰”勇气，增强“破冰”紧迫感。
“破冰”的真谛在于，哪里有困难，就在哪里突破。为此，必须创新思维，相互信任，平等互谅，积极行动，厚植友谊。
创新思维，是跨越障碍、开拓前行的动力，也是不进则退的清醒和与时俱进的智慧。创新思维，需要准确把握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主旋律，牢牢树立合作共赢的理念，拿出打破各种陈旧观念的勇气。
相互信任，需要共同努力，扩大共识，加强协调，慎重妥善处理分歧。相互信任，需要把握对话和合作的主流，以对话增进了解和认知，以沟通减少误会和疑虑，以合作促进发展和繁荣，巩固共同利益基础。
平等互谅，需要尊重对方对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选择，尊重对方主权、领土完整和发展利益，维护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只有平等互谅，换位思考，才能摒弃偏执和偏见，不让一时一事的矛盾和分歧演化为对抗。
积极行动，不断拓展合作空间，才能为关系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让关系前景更加明朗。积极行动，将每一项共识都落到实处，才能带来切实好处。发展关系需要新思路、新行动、新气象，这一切只能来自于积极行动和大胆实践。
厚植友谊，推进社会各界交流交往，才能消除误解，增进理解，让合作拥有更多的参与者和支持者。夯实社会和民意基础，将为关系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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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著名史学家弗格森在《文明》一书中写道：“或许正是21世纪最初10年即告终结之时，我才真正理解了这个世纪最初10年所蕴涵的意义：西方主宰的500年已接近尾声。”弗格森认为，西方对世界未来走向的判断包含两个基本要素：第一，新的时代可能是一个不同文明相互融合、共同进取的时代，也可能是各种文明激烈博弈的时代；第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将在这一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历史的脚步早已步入21世纪，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然而，某些西方人依然沉浸于不光彩的殖民掠夺史，从中寻找精神滋养和心灵慰藉。唯我独尊的扭曲心态深刻影响着这些人观察世界的方式，阻碍其顺应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大趋势。不走出殖民掠夺史的阴影，这些人将在没有任何前途的歧途上越走越远，继续干扰破坏国际关系稳定，冲击践踏国际关系道义准则，给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注入种种负能量。
发展是硬道理。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事情还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行，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发展成就。中国有信心也有能力，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用发展的力量守护国际关系道义准则，为人类文明史书写更加绚丽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