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邓魏
在中华文化里，马是祥瑞之兽，是英雄伙伴，我们讲龙马精神、马到成功、一马当先，满是昂扬向上的美好寓意。
可很多人不知道，在一些日常用语里，有些带“马”的词，却藏着对女性极深的冒犯。
尤其那个至今仍有人挂在嘴边的词——“马子”。
不少香港黑帮电影里，这句台词一出，便自带嚣张气场。在追捧“江湖气”的人眼里，把女友称作“马子”，是有面子、够时髦。于是很多年轻人跟风模仿，却根本不知这三个字背后，是对女性赤裸裸的侮辱。
很多人以为“马子”是现代黑话，其实不然。它的源头，远比想象更恶心。
早期文献里，偶尔有人把养马人称作“马子”，但并不普遍。真正让这个词低俗化、烙印化的，是它曾指代一种生活器物。
到了宋代，“马子”已和养马人无关，专指溲器——说白了就是便器、夜壶一类器具。
据《西京杂记》记载，西汉“飞将军”李广，跟兄弟们上山打猎时射死了一只老虎。为了彰显勇武，他让人仿照虎形制作溲器，这类器具在后世便被称作“虎子”。
这种便器在古代长期使用，因为古代卫生条件有限，没有现代完善的排污设施，这种便于使用的器具，满足了日常生活需要，因此得到广泛使用。只不过，不同身份的人所用材质差别很大：达官显贵可用玉制，有钱人家用铜铸，普通老百姓则用木头、陶土制作，功能相近，等级却相去甚远。
那“虎子”为什么后来改成“马子”了呢？
宋人赵彦卫在《云麓漫钞》里说：“马子，溲便之器也。本名虎子，唐人讳虎，始改为马。”
原来，唐高祖李渊的祖父叫李虎，可能是人们为了避皇室名讳，把“虎子”改成“马子”。
一个溲器，可“马”可“虎”，足见是多么“马虎”啊！
可一个便器的名称，后来怎么会被用来指代女性，并带有贬低意味呢？
说到底，这背后折射的是传统男权社会的扭曲心态。
一个便器的名字，后来怎么就用来指代女性，还满是贬低呢？
说到底，是旧社会男权思维的恶臭。
在男权观念里，器物是给人用的，想怎么支配怎么支配。有些男人也把女人当附属品，觉得可以随便使唤。这种把人当工具的逻辑，现在看荒唐透顶，当年却是常态。
古代不少俚语，都在强化这种扭曲绑定：
“入马”——宋元时期指偷情，把亲密关系说成“上马”。
“马眼”——被用来指代女性隐私部位，完全是器官工具化。
在这些说法里，“马”不再是奔腾的瑞兽，而是被占有、被驱使、被使用的符号，强行跟女性绑在一起，肆意践踏尊严。
旧观念里，马和女人的处境被刻意画等号：马是拉车、打仗、干活的工具，得听话、驯服；女人被三从四德捆着，得顺从、依附，不能有自己主意。
于是，一些男人把驾驭马的心态，直接套在女人身上。
把女人和马相提并论的例子，一抓一大把。
《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后世解读里，这常被拿来对照古代男人的炫耀心理——胯下有良马，身边有美人，在部分人眼里，这就是成功标配。
三国曹彰更离谱，拿美妾换良马，宁可要马不要美女。这破事儿被李白等文人写进诗里，赤裸裸把女人和马等同，当成可以随意交换的私产。
还有这些俗语“好马不配二鞍，好女不事二夫”，把女人的感情坚守，等同于马对主人的顺从。
“骏马赠英雄，美人配豪杰”，看着对仗，其实是把女人和良马并列，当成可以送人、可以炫耀的物品。
“烈马难驯，烈女难管”，把性格刚烈的女人和难驯的马类比，觉得都得“制服”了才听话。
这种物化思维，在明清时期搞出个更变态的东西——“扬州瘦马”。
这是旧时畸形的人口买卖：买穷人家小女孩，调教琴棋书画、礼仪规矩，长大卖给富商做妾，或送进妓院。
“瘦马”二字，尽显女人被当商品挑选、操控、贩卖的悲惨，是极大的不尊重。
北方江湖俚语里有“娼马子”，指妓女，侮辱性极强；南方一些地区也用来指暗娼，本就满是贬义。
上世纪香港黑帮电影，更是让这个词广泛传播——古惑仔张口闭口“我的马子”，听着威风，其实只是把女性当作炫耀、玩乐的附属品，满是轻视。
跟“马子”类似的还有“马仔”，指的是跟在大佬身后的小弟、跟班，同样带有被支配、被轻视的意味。
马年本该崇尚龙马精神。 我们赞马，赞的是它自由奔腾、坚韧不屈、有风骨、有力量。
而“马子”这个词，恰恰相反——它把女人矮化成器物、附庸、玩物，跟尊重、平等、文明完全背道而驰。
今天还把女友叫“马子”，不是酷，不是潮，是无知、无礼、无耻。
马年新启，我们更该读懂“马”的正气：
不把人当器物，不把人当附庸；不把贬低当个性，不把陋习当潇洒。
女人从来不是谁的“马子”，更不是供人支配的工具。她们是独立的人，也有志向、有风骨、有梦想，也像骏马，本该奔腾于天地之间。
“马子”这词，该进历史垃圾堆了。尊重女性，才是真的酷。
(原文发表于2014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