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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邓魏
上周去长沙东塘吃饭，店里熙熙攘攘，大家吃得正爽，聊得正酣。突闻一个超级女声：“我大姨妈来了!”
一时间，店子里的喧闹骤然轻了半截，众人面面相觑。
我心里也跟着一动，想必在场不少人都和我一样，先下意识会错了意，尤其几位正吃着红汤火锅的朋友，怕是更觉微妙。
直到后来才知晓，这大嗓门也没说错啊，的确是她大姨妈来了。对，说的是她妈妈的姐姐来了。
我不禁哑然失笑。
回想儿时，无论男女，都能大大方方喊一声“大姨妈”，旁人听来只觉寻常，绝不会有半分异样。那时的姨妈，就是姨妈，只是母亲的姐妹。
母亲的姐妹，在先秦典籍中称作“从母”，秦汉以后，则多称“姨母”“姨娘”“姨婆” 等。至于“姨妈”这一称呼，直至明清口语中才逐渐流行。《红楼梦》里薛宝钗的母亲，便被称作“薛姨妈”，显而易见，“妈”与“娘”同义，“姨娘”也就慢慢演化为更亲切的“姨妈”。
可近几十年来，“姨妈”二字渐渐变得微妙敏感。如今与年轻姑娘交谈，若是贸然问一句“你姨妈来了吗”，说不定真会引来尴尬，如果高声问候，说不准还会招来她的巴掌伺候。
最近，我上网问百度，一查，真是吓了一跳——“姨妈”“大姨妈”，这些好端端的大众亲戚，基本都只是女人的亲戚了，跟男人没关系了啊!
其实，女性这一生理现象自古有之，古人对此既有认知，也留下了诸多文雅的称谓。
春秋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中已有记载，称之为月经或月信。“经”有常道、规律之意，“信”则指如期而至，命名通俗贴切，极具智慧。后世又有“月事”“月水”等说法，直白朴素，更贴近民间口语。
而更具文史韵味的别称，当属“程姬之疾”。
《史记》中记载：“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辟，不愿进，而饰侍者唐儿使夜进。”
意思是说，有一天，汉景帝召程姬侍寝，正好程姬来了月经，又不好意思直言推辞，便让侍女唐儿顶替自己前去。那晚景帝正好喝醉了，居然没有察觉。
后来，唐儿生下一子，便是刘发。
公元前155年，刘发被分封至长沙。那时候，我大长沙还是低湿贫困之地。
刘发这一脉后来开枝散叶，他的六世孙，就是那位东汉的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谁能想到，一次“月经的回避”，竟给汉朝续了近两百年的国祚？历史有时候比小说还精彩。
而在传统医学里，对月经最庄重、最具哲理的称谓，莫过于“天癸”。
“天”为先天、自然禀赋，“癸”属十天干之末，五行属水，对应人体阴精元气。《黄帝内经》里说“女子十四而天癸至”，将本是寻常的生理现象，诠释得含蓄而有深意，尽显古人的文化底蕴。
你看，古人对女性生理期的称呼，或庄重、或含蓄、或雅致，为什么到了现代，我们偏偏选中了“大姨妈”这个说法？
网上流传最广的，是一则民间传说。
相传汉代有一女子名李佳儿，自幼父母双亡，由姨娘抚养长大。后来她与一位李姓书生两情相悦，可古时礼教森严，二人少有独处机会。偶尔私下相会，情到浓时，常常会被前来照看的姨娘打断，姑娘便羞涩提醒：“大姨妈来了，别闹。”
待到新婚之夜，姑娘恰逢经期，不便直言，便轻声说：“我大姨妈来了。”书生聪慧，立刻会意。
自此，“大姨妈来了”便成了女性之间心照不宣的暗语。
这则故事版本繁多，主角也时有替换，连女主“李佳”之名都像是刻意谐音“例假”，破绽显而易见，不过是后人附会的趣谈。
还有一种更俏皮的说法：女孩初次见到经血时，下意识轻呼一声“咦？”随即慌张大喊“妈！”连起来便成了“姨妈”。虽说朗朗上口，却也只是民间趣味解读。
至于有人说源自日语“我回来了”的发音，实则毫无依据，不过是以讹传讹罢了。
这些说法虽不足为信，却也折射出人们试图为这一亲密称谓寻找合理归宿的心理。
而在我看来，真正让“姨妈”二字与生理期绑定的，恰恰藏在最朴素的生活逻辑里。
真正的大姨妈，是母亲的姐妹。她疼你、念你、关心你，像母亲一样细碎唠叨，惦记着你的起居、工作与婚事，更重要的是，她隔一段时间就会准时出现，如期而至，又短暂停留。
这般规律、这般熟悉，又让人又亲又有点小烦恼的存在，与女性每月如期而至的生理期何其相似。
一来一回，有迹可循；相伴半生，喜忧相伴。或许，这才是“大姨妈”一词能在民间口口相传、深入人心的真正缘由。
从月信、天癸、程姬之疾，到如今随口可道的“大姨妈”，称谓的变迁，藏着时代的风气、语言的趣味，也藏着女性对自身身体更坦然、更生活化的认知。它不再是需要刻意遮掩的隐秘之事，而是可以轻松说出口的日常。
一句“大姨妈来了”，少了几分羞涩避讳，多了几分亲近坦然，让这件伴随女性半生的自然之事，少了沉重，多了温度。
月复一月，年复一年，这位“亲戚”从不失约，见证着青春、成长与生命。
那些被经期困扰的时刻，那些默默忍耐的瞬间，都是女性独有的坚韧与温柔。
愿每一位女性，都能被温柔以待，坦然接纳这位相伴一生的“亲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