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unsplash
文/邓魏
每到教师节，网上总有个话题很热：现在的中小学里，女老师越来越多，男老师好像“不够用”了。
有数据显示，不少城市的中小学里，女教师比例已超过七成。
这现象引人深思，也让人好奇：咱们现在习惯叫的“女教师”，听起来自然而然。
可回溯几千年，古代为什么只有“女师”，却从没有“女教师”这个说法呢？
这一字之差，差的可不是称呼，而是一道跨越千年的社会鸿沟。
要把这问题说透，得先看古代的社会大环境。
古代中国几千年，“男尊女卑”“男女授受不亲”“女子无才便是德”等观念深入人心。那时，读书识字基本是男人的专属，女人能识几个字就已万幸，想站讲台面向全社会授课，根本没门！
“老师”二字最早特指年纪大、学识深、能传学问的人。
《史记》记载，战国时期，荀子是当时的名师。后来这称呼慢慢放宽，唐宋时大家普遍把教书先生叫“老师”。
除了“老师”，古代教书先生的其他称呼也带着男性印记——“夫子”“师父”“讲郎”，这些词里的“夫”“父”“郎”，本就指男人。
“先生”最早指辈分高的长辈，后来引申为有学问的人，《孟子》《国策》里的“先生”都是这意思。明清时“先生”常用来称呼老师，到了近现代多成为男人专属。
另外，“师傅”最早是太师、太傅这些高官的合称，后来是指老师，现在主要是称呼教手艺的人，和“老师”含义已明显不同。
从这些称呼能看出，古代教育行业基本是男人的天下。
但古代就没有有学问、还能教书的女性了吗？
当然有。
不过，她们不能叫“老师”，只能叫“女师”。
多这一个“女”字，就像画了一个圈，把她们牢牢限定住了：基本只能教女性，教的也是“三从四德”和持家之道。
古代最早有记载的女师，能追溯到先秦。
宋玉的《神女赋》里有“顾女师，命太傅”，虽说这里的女师是神话人物的侍从，但也反映出当时已有“女人可教女人”的观念。
汉代女师慢慢多了，东汉皇甫规之妻所写的《女师箴》，是最早专门讲女师教化的文章，后来成了女师教书的重要参考，相当于现在的教学大纲。
最有名的，当属东汉的班昭。
她续写《汉书》，学问连很多大学者都佩服。她被请进宫，既是皇后妃子们的老师，连一些大学者也向她请教，可以说是历史上第一位既教“内眷”，也教“外臣”的女师。
另一个有名的例子，是前秦的宋氏（人称“宣文君”）。
当时，皇帝苻坚想开一堂《周礼》课，却找不到找老师，最后找到了精通周礼的宋夫人。但因为男女授受不亲，她只能坐在纱帐后面讲课，一百多名学生们隔着纱帐听讲，场面相当壮观。
还有我们熟悉的“千古第一才女”李清照。据说，她晚年漂泊孤苦，以教书维持生计。她教的不是女德规矩，而是真才实学，这在当时相当难得。
唐代文德皇后长孙无垢，虽没开坛教书，却凭着著作《女则》影响深远。这本书虽劝女人守规矩，却也强调女人要有学识修养，成了贵族小姐修身读书的重要读物，也带动了唐代贵族小姐读书的风气，相当于“隐形女师”。
到了明清，“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更严，可民间反而出现了不少职业化的闺塾师。她们多是家道中落的书香门第女子，奔走于大户人家的闺阁之间，教授小姐们识字、读诗和女红。这虽然仍是闺阁内的教育，可某种程度上，也让知识通过女性，在更广的范围内悄悄流动起来。
那么，关键的转折点在哪里呢？
答案在近代。
随着西学东渐和思想启蒙，“兴女学”成为社会改良的呼声。
1906年，在吕碧城等人倡议下，北洋女师范学堂成立。这是我国最早专门培养女教师的学校之一。
它意味着，培养女性教育者不再是某个家庭的私事，而是国家新式教育体系的一部分。
从此，“女教师”这个崭新的身份，伴随着现代学校的普及，真正登上了历史舞台。
所以，从“女师”到“女教师”，变的不仅仅是一个字。
教的场域变了：从深闺宅院里的私塾，变成了面向所有孩子的公共讲堂。
教的内容变了：从以“妇德”为核心，转向了现代学科与人格塑造并重。
教的目的变了：从培养符合家族利益的“贤妻良母”，转向了培育未来社会的建设者与公民。
最重要的是，她们的身份变了——从一个依附于家庭伦理的教化者，转变为一个拥有专业资格和社会价值的职业人。
这“一字之变”，背后是几代人的抗争与奋斗，是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礼教束缚走向人格解放的漫长历程。
千年礼教帷幕后，那道照亮讲台的光，来得真不容易。
如今，女教师们早已撑起基础教育的“大半边天”。她们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无数孩子成长的守护者和榜样。
这份职业尊严与光芒，是当年的“女师”们隔着纱帐都不敢想的。如今女教师撑起大半边天，那道纱帐早已掀开——只是光进来之后，但愿能照得更远、更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