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岁，在年轻人看来，我不过是个垂垂老矣的耄耋老人罢了。可总有人说，只要和我聊起测量工作，我仿佛还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
没错，作为武汉测量制图学院第一批毕业生，咱可以自豪地说，我们那一代测绘人绝对是为国家建设流过汗和血的。我记得十分清楚，我们系里一共有8个班，每个班30个学生，我们这240个人，后来散落在祖国的各个角落，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个个都是一顶一的技术高手，也正因为如此，外界称我们是新中国测绘事业的第一代尖兵。
石头山留给我的噩梦
1961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先后分配到西安、重庆做测量工作。1966年，我调回了家乡湖南，进入国测九队。虽然所属的单位发生了变化，但我的工作内容没有太大改变，在测量一线工作的那些年，我先后去过湖南、湖北、四川、青海、甘肃、陕西、内蒙古、广东、广西……从南到北，由西及东，可以说，我走遍了大半个中国。
野外测绘工作，要想完成好任务，除了我们自己要具备吃苦耐劳、不畏艰险的能力外，还离不开当地干部群众的帮助、支持和配合，他们都会为我们安排好相关事宜。少数民族聚居区也是如此，对我们相当友好。另外，我们那个年代的人都很能吃苦，我身体也挺健康，出外业时从来没生过病，工作做得也算顺利吧。
不过，回想起来还是有不少让人感到惊心动魄的事。
做测量工作，是哪里山高往哪爬，在最高点插测旗是我们的任务之一。有一年在广西，我在插旗的时候就碰到了巨大的挑战，几十年过去，让我仍有“心理阴影”。
那是一座“石头山”，顾名思义，鲜少植被，多有砾石，要想在最高点插旗，得先爬过一个由藤蔓、石头组成的悬崖“桥”，桥面有一米多宽，听着是不是还挺简单？但此“桥”非彼桥，这是座悬空的桥，不但两边没有任何可抓扶的地方，而且桥底下是七八十米深的悬崖，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
我虽然不恐高，但面对这样一条唯一的上山通道，心里还是怵得很。为了完成任务，我思前想后给自己找了一个办法——趴在桥上慢慢挪过去。爬行中，我望了一眼下面的万丈深渊，好像一个吃人的怪兽，吓得我赶紧闭眼，调整呼吸后专注地往前挪。
爬行时感觉时间过得特别慢，终点似乎遥不可及，说实话我真的害怕了。就在我半停半爬的过程中，终于挪到了桥的另一岸，当我回头再看来路时，脑子里出现了对我抱有期望的父母、大学时对我殷殷教导的老师、英姿飒爽的姐姐……我可不能辜负他们啊！
从那一天开始，我做了一两年的噩梦，我反复地梦到自己在那条桥上走，但我没有顺利通过，而是一脚踩空，掉进悬崖深处。掉下去的那一刻，我会满头大汗地惊醒过来，安慰自己我走过了，我完成了挑战。从那之后，我也就一直畏高，现在我上到十几层楼的高度都不敢往下看，要是乘坐外部是透明玻璃的电梯，更是紧张得不得了。
不过，我一点都不后悔当年的决定，那座充满着危险的石头山，总是要有人爬上去，在最高处插上一面测旗，测量它的高度，品味它神秘莫测的魅力，如果不是我，除了当地人，谁还会爬过那座石头山呢？
神奇的“骆驼尿”
如果说，石头山给我最大的感觉是恐惧，那在内蒙古腾格里沙漠作业，“尴尬”就成了我最大的感受。
我们小组一行六个人，在腾格里沙漠待了一个月。我是湖南人，此前从来没去过沙漠，开始还是觉得挺惊奇和兴奋的。但渐渐地，我就被漫天的黄沙、时不时刮起的大风、昼夜的大温差折腾得只想快点完成工作。
在沙漠里，最缺的就是水。进入测区前，为了满足几个人的生活所需，我们雇了向导和骆驼，在骆驼身上挂满水桶和粮食。有一晚，我们睡着后，帐篷被突发的大风给刮跑了，睡梦中我们被惊醒，面面相觑，只能苦笑。
还有一件事，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不舒服。
为了尽可能地节约水，我们很少洗脸，更别提洗澡了，水也不敢多喝。有一晚，我们刚扎好帐篷，发现小沙丘后不远处有一个小水塘，里面有水。在沙漠里发现小水塘，真是有点喜出望外的感觉。我们赶紧拿起工具打水，不但欢天喜地洗脸清洁，还煮了水痛痛快快地喝了一场。
喝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水味道有点奇怪，但也没想太多，毕竟是在沙漠里，水肯定不像我们生活的地方那样干净。但到了第二天一早，我们一行人都惊呆了，因为我们看见几只骆驼走到昨晚那个“小水塘”边上撒尿，原来所谓的“水塘”，竟是骆驼的厕所！
得知了这一真相后，我觉得自己的胃里在翻滚，我们竟然喝了骆驼的尿，想想还真是恶心又尴尬。把驼骆尿当成沙漠里的美味这件事，也成了我们大家的笑话，现在一想起来我都忍不住发笑。
除了沙漠外，在每个地方出任务有不同的困难：青海的雪山很冷，我们要带行军床，一米宽的床得睡四个人；在四川的若尔盖县，我们高原反应严重，上山只能走五步站一下，走十步坐一下，一边数一边走地艰难前行；当时去青海，除了自带帐篷，还得自带枪支，因为当地仍有些零星土匪；西双版纳的三“ma”最为可怕：蚂蟥、马蜂、蚂蚁，一个不注意，性命可能都会丢掉……
在这种充满着惊险和惊喜的工作中，让我更加感受到祖国的幅员辽阔，我用脚步丈量祖国，能看到听到感受到不同地区的风土人情，其实也挺好玩的。
用心培养测绘新人
我大学毕业第一年就结了婚，妻子是个老师，也是邵东人。做我们这个工作的，和家人聚少离多。工作原因，我很少顾家，三个孩子几乎都是由妻子和母亲照顾长大，她们很少和我讲起照顾孩子的辛苦。同样地，在外碰到的艰险，我也甚少和家人提及。还记得那一年我在西安得了阑尾炎，疼痛难忍，身边也没家人，但我直到动完手术后才写信告知家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也算是有默契了。
1970年，国测九队撤销了。我被分配到了衡阳建湘柴油机厂子弟学校，当了五年的数学老师。学生们很可爱，当老师也比当测量员轻松一些，毕竟下雨淋不着，太阳晒不到。但我还是想做测绘。
所以，湖南省第一测绘院成立后，我归队了！
做这个决定时，我的家人没有反对，因为他们一直很支持我的工作。我当了几年小组长，后来调到生产科，管理整个队伍的生产工作。归队后责任更重了，我还得负责培训部分新来的年轻工人，教他们测绘的基础理论知识，基本操作规范。我的大女儿此前也曾在测绘院制图室工作。
现在回想起曾经的测量生涯，其实心里还是有遗憾的，我想看看当年我走过的那些路，测量过的山川河流，如今都变成什么样了？是起了高楼，还是搭了桥梁，抑或是变成了风景名胜区？但我已经86岁了，走不动咯！但如今的祖国已然变得富强，我相信，那些我走过的地方，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现在年轻的测绘人，条件比我们那时好得太多，出门有车子，画图有电脑，测量仪器也更先进了，其实我心里还有些羡慕。不过这恰恰证明，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好了，相信测绘事业也会攀上新的高峰！
人物介绍
申元龙，出生于1935年6月，湖南邵东县人。1956年-1961年就读于武汉测绘学院天文大地测量系，先后被分配至西安、重庆国测队，1966年调动至国测九队，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1970年国测九队撤销后被分配至衡阳建湘柴油机厂子弟学校当老师，1975年回到湖南省第一测绘院，任小组长、生产科管理人员。现居衡阳
记者手记
申元龙老师是我们国家的第一代测绘人，也是我所有采访对象中年纪最大的一位。他精神矍铄，说起过去的事情，总是摆着手：“这算什么辛苦？这也没什么可说的。”在他看来，自己年轻时做的工作很平常，不过是按照要求，保质保量完成任务而已，但依靠当时的条件，保质保量这几个字又谈何容易？所以，我努力引导申老师，期望着能挖出他隐藏在记忆深处的光点。
从申老师的讲述，我们可以很容易感受到他的乐观。几乎所有艰苦的经历他都抛诸脑后了，记得最清楚的，反而是风吹帐篷飞，误喝骆驼尿。也许就是这样乐观且感恩的心态，使得他在测绘事业里一直如鱼得水，不忘初心吧。
编辑：林腾
审核：吴雯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