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锐鑫牺牲了，是不是你们这一组的？”
“我叫林天鑫，他不在我们这一组！”
“他？他是怎么牺牲的啊？”
“坠崖！”
……
这是56年前在甘南雪山一栋小木屋里的对话，我一辈子都无法忘却的那个场景：风雪肆虐，寒风刺骨，队友急匆匆推门而入，带来了一个让整个测绘队悲痛难抑的消息。而我似乎比队友们更多了一丝莫名的心慌，因为林锐鑫和我的名字林天鑫仅一字之差，有些不太熟悉的同事甚至把我当成了他。何况，在林锐鑫出事之前，我也刚刚在茫茫雪山里历了一次险……因此，每当我回忆起自己的测绘生涯，这一幕总是不自觉地浮现眼前。
于是，所有蛰伏的过往就一一透过那个风雪交加的黄昏，渐渐清晰、慢慢复苏。
从八队到九队
故事得从六十年前说起。
1962年初，刚从武汉测量制图学院毕业不久的我来到重庆市国家测绘总局第八地形测量队（简称国测八队），主攻平板测绘。这一年，与同队3人一起，我们即将奔赴重庆与四川交界处参与测绘工作。
测区地处四川盆地，盛夏多干旱，秋冬多阴雨，云雾多，日照少。对于我这个福建人而言，前方的一切都需要我去迅速适应。
少年意气强不羁，虎胁插翼白日飞。当年的我可谓豪情满志，区区武陵山又岂在话下？
从重庆出发，中转酉阳，最后抵达四川省达州市石梯镇测区。这一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用平板测量技术绘制半幅1:50000比例尺的军事地图，涵盖大约200平方公里的区域。
测区山高林密，印象中，我们一天最多能行50多公里的路程，计簿、打标尺、放置测量仪，当然，如果视野困难时，还需要砍树，这是高山地区的常事。最难的还是爬高，由于平板测绘需要在仪器上瞄绘方向线，求取距离及高程，因此为了看得更清晰，我们经常需要寻找和攀爬山林的制高点。四川盆地多丘陵，上下山极其不方便，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经常是爬到山上，才能脱下湿透了的鞋子，一边晾干一边作业。就这样，我们从4月初入测区，直到11月底山上飘雪，才磕磕绊绊地完成了任务。
还是见习生的我就这样跟着组长埋头苦干，虽然对平板测绘的实操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然而还来不及庆幸，第二年三月，我被意外地调到了位于湖南衡阳的国家测绘总局第九地形测量队（简称国测九队），从事像片控制测量中的外业测量。
显然，这一年，于我而言当务之急是尽快适应像片测量的节奏。
与平板测绘有老图作为参考来选择控制点不同，像片测量没有参考，在野外进行测量时需要利用目标清晰、精准度高的目标作为控制点，再在像片上做模型，绘制出与之相关的地物关系图，并用文字标明其位置。因此，首要的是控制点的选择。
一开始，我只能跟着做调绘，也就是将像片上所标注的房子、河流、村庄等地物都画出来，地名、村庄大小、人口多少都要做到精准无误。
尽管工作繁杂冗长，我依旧乐在其中，本就是航测专业毕业的我甚至还有几分欣喜：专业对口，可不正是我大施拳脚的时候吗？很快，伴随着两幅1:50000比例尺地图的逐渐清晰，我也熟练掌握了像片测量的工作流程。
和山洪赛跑
1963年，位于云南省东北部，云贵川三省结合处的乌蒙山区、彝良县和威信县，是当地有名的“三不管”区域，也是我们这年的重要测区。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作为云贵高原第一高峰，乌蒙山在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给我的职业生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这里的山路特别不好走，我们小组一路上雇马车、请工人，边走边观察测区地貌。最要紧的就是背包里重达10多公斤的测量仪器，难的还不是“负重前行”，而是仪器绝对不可破损。新中国处在建设初期，仪器大多国外进口价格高昂，在我们测量队员看来，那可是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的宝贝。
山区林密，雨季频繁，经常是我们在野外作业的中途，被一阵突如其来的滂沱大雨叫停了脚步。
轰隆！哗啦！这一天，早晨还是阳光灿烂，到了晌午狂风卷起层层林海，还来不及感慨，黄豆大小的雨点就迫不及待地砸落下来，不到片刻，便成磅礴之势。
“不好！怕是山洪要来了！”第一次遇见山雨，组员还来不及反应，有经验的当地村民便蹙着眉头，大声疾呼，“不要靠着山沟沟走，我知道哪里能避雨。”
“全组注意，拿上仪器和资料，跟上脚步，在山洪暴发前一定要赶到安全的位置。”组长一声令下，我们顾不得披上雨衣，就地收拾行李，将仪器负责到人。也就是片刻工夫，浑黄的雨水就开始汇聚成流，渐渐有着壮大的趋势。在村民的带领下，我们顶着大雨，沿着半山腰绕道而行，想着能在天黑之前赶到村庄驻地，不然一旦雨水不停，在山里过夜就意味着危险将至。
耳畔是隆隆作响的雷鸣，山风像一把铁扇刮得又急又狠，脚下稍不注意，就能摔个“狗啃泥”。一路急行，我顺手捡起一根藤蔓，将背包死死地绑在腰间，衣物早已湿透，但仪器绝对不能出现任何意外。
好在紧赶慢赶，雨渐渐停了，驻地所在的村庄闪烁着暖黄的灯光，显得无比温暖，有的人家已经烧上了晚饭，炊烟袅袅带来食物的香味，我们这一群午饭还来不及吃的人显然已经饥肠辘辘，也不知道谁提了一句“队长，今天加餐不？”大家伙立刻笑起来，似乎前面所经历的艰苦不值一提，一顿饱餐就足以抚慰。
跟躲避山洪一样紧张的还有蹚溪。
山间的小溪可不是散文里温柔娴静的模样，湍急、山石锋利，条条都是摆在面前的“难题”。一般这时候，我们都会结伴而过，先将重要的仪器设备和资料运送过去，再转回来接送生活物资。前者可谓是小心翼翼分毫不敢出错，但运送物资时就没少在溪流里栽跟头了，尽管如此，我们谁也不敢“掉链子”，甚至练出一身“探河神功”——时间久了，用棍子在河道里多探几遍，就能判断出最稳妥的过河位置。总之，大家都知道，宁愿自己“伤痕累累”，也要确保仪器安然无恙。
跟恶犬对决
“行万里路，睡万家床”于我们而言可谓家常便饭，作业时间，小组一出去就是十天半个月，住帐篷的日子比睡在屋檐下还多，但让我至今还印象颇深的，是那次夜宿苗家。
我们的测区处于苗族聚居地，一路上我们所见当地的少数民族建筑就地取材，多倚山而建。木板搭建的房子，底下用几根粗壮的树干做支撑，上面靠着山石就建成了吊脚楼。
在村里入住是有讲究的，先在大队部禀明身份，拿着介绍信找到当地的生产队长，再让生产队长带我们去找落脚的地方。这次，我们入住的地方便是当地一家村民的吊脚楼。
“老乡，你这房子可有年头啊？”我十分好奇地问主人。
“从我爷爷那辈就住这里，少说也有几十年了吧。”
这天晚餐后，抱着村民给的竹编凉席，我们住进了吊脚楼。
夜明星稀，四下寂静，任何一点声音都被放得极大。半梦半醒之际，床底下传来“呼和呼和”的响声，我瞬间清醒了。一骨碌坐直身子，顺势叫醒睡在一旁的队友，“快醒醒！”队友们纷纷起身，大家屏气凝神听了一会儿，隔着厚厚一层木板，似乎又发现不了什么异常。讨论了片刻，敌不过睡意的我们很快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清早，吃过早饭的我们询问老乡才知道，原来脚底下是他们家的猪圈，这里居住的苗族多是住吊脚楼，而底下那一层，便是饲养牲畜的地方。大家一听，忍不住哈哈大笑。然而，不得不说，那真是睡得很香甜的一个晚上。
除了测量控制点，调绘也是测绘工作重要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在航测制图时，如果地图上出现了“盲点”，比如不易辨认或隐蔽不清的地貌、地物，那么就需要实地走访测绘，对这些“盲点”进行一一核对、调查、补测等，这样完成的才是一幅完整的地图。因此进村询问搞调查便是工作日常了。
“老乡，你们这里有几口人，村名叫什么？”1963年夏季的某天，我像往常一样，进村做调查，一边走一边问，一边画一边做记号，不知不觉就走进村子深处。就在我抬手准备敲门的瞬间，突然，一条精瘦的土狗夺门而出，直直向我冲来，嘴里发出嚎叫声，在距离我不到半米的地方，凶狠地露出一排锋利的牙齿，摆出一副对决的架势。一时之间，我心跳如鼓，为了喝退这条恶犬，我蹲下身，正准备寻件“武器”。说时迟那时快，这狗仿佛被我这一举动激怒，它放弃了与我“斡旋”，加足马力向我冲过来，我顺手抄起一根木棍砸过去——“嘭！”
狗虽被我撵跑了，我的脚却被它狠狠咬了一口。因为随组测量缺少药品，我只做了简单的清洗和消毒就算了事。这一天，我仍然硬着头皮完成了调绘任务，只是经此一“役”，“棍子”便成了我工作时候的一件常用装备——行走时可探路、挑行李、还能防身壮胆。
与同事永别
甘南藏族自治州的雪山终年不化，1966年春天，我们踏进了这片人口稀少的区域。
虽然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真正上到了海拔4000米的雪山上，仍被眼前的一幕震慑到了。茫茫雪原，寂静无声，耳边除了同伴的呼吸声，便是自己的心跳。
上山容易下山难，在山顶测量完之后，如何下来就成了难事，雪深可达大腿根部，跨一步都很艰难。为了不耽误工作进度，我做了一个看似漂亮却后怕不已的“错误”决定——顺着天然雪道来一场自由“滑雪”。上天怜我，这次“滑雪”虽然没有出意外，但当地藏民们语重心长地告诉我：“这样做十分危险，万一下滑的时候遇到意外，救援都非常困难呢！”
此后我们变得格外小心，大家穿着当地藏民厚厚的皮大衣、皮帽子、毛皮鞋，住在藏民砍伐树木时搭建的简易木棚，度过了无数风平雪静的夜晚。
但这一天注定不平静。
直到隔壁测量组的队员过来打听，我这才知道，我们的队伍里牺牲了一名同志，而他的名字恰巧与我只一字之差——林锐鑫，我们大队检查科的检查员。
林锐鑫出事的第二天，组里才发现他出了意外。经过警察反复取证确认：他是在检查过程中，遭遇不测坠入了悬崖，然而直到今天他的尸骨还遗留在那片崖底的无人区。
林锐鑫因公牺牲的消息传来，大家痛心不已，无限感慨。同是测量人，没有谁不清楚这份工作面临的各种险境，但正是因为有无数测绘人不畏生死的测绘精神，才有了一幅幅地图的完整，才有了祖国一片片山河地貌的精细呈现……
经历了各种酸甜苦辣甚至生离死别，奋斗在“九队”的那些时光已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尽管回首过往也会有悲伤和泪水，但是更多的却是丰盈的生命体验。也正是这份体验，让我深深觉得，“九队”经历就是我最宝贵的人生财富。
人物介绍
林天鑫，福建莆田人。1956年就读于武汉测绘学院航空摄影测量专业。1961年7月毕业后，先分配至国家测绘总局103队，1962年初转入国家测绘总局第八地形测量队。1963年，转至国家测绘总局第九地形测量队，在云南和贵州交界处进行像片控制测量工作。1964年，作为组长在四川大凉山地区作业。1966年，在甘南藏族自治州担任测量工作。1970年，被下放到衡阳探矿机械厂，在车间劳动。1972—1974年，转至探矿机械厂子弟学校任教师，教数学。1974年归队至湖南省第一测绘院。1985年春节，转至衡阳铁路工程学校教书直至退休。现居长沙。
记者手记
“西藏我都敢去，还有什么地方是不敢去的呢？”当问到测绘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过不去的坎，在学校任职了小半辈子的林老展露出了教师行业中少见的豪情。耄耋之年，书生气质的老人在谈到自己钟爱了半生的测量专业之时，内心仍然炽热滚烫。
一杯茶续了又续，林老的话匣子却停不下来，在他的印象中，爬雪山不算苦，躲山洪不算险，唯有一天的工作结束后，仔细比对图片上的一屋一舍，数据核算发现有误差的时候，才让他难以入眠。
“我们做测量的，就要有钻牛角尖的精神，方寸之间都不能放过。”也许是早年的测绘职业和晚年的教师职业双重加持，林老对工作的一丝不苟几乎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直到现在，每当晚辈问起学测绘最重要的是什么，他总是说：“学好专业，敬畏工作，不怕苦不喊累，人这一生，拼的就是一股认真劲。”
编辑：林腾
审核：吴雯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