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初升，晨光为山峦笼上一层蛋黄色的晕影，从山顶望下去，一层层薄雾娉娉袅袅地围绕在林间，壮美山河，尽收眼底……1962年9月的这天早晨，这幕“衡山日出”就如同一张流光溢彩的照片定格在我此生的记忆里。
那一天，我和一帮国测九队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小伙站在衡山之巅，山脚下就是我们的大本营——国测九队，带队的队长指着远方，放声畅言：“同志们，接下来的工作，便是用你们的双手去丈量祖国的每一寸河山。”
“衡山苍苍入紫冥，下看南极老人星。”彼时，真有一种“荡胸生层云”般的万丈豪情在胸中升腾。似乎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我们的心灵已经从测绘的旅途上出发。
“野猪林”的枪声
一片片房屋人去楼空，空旷的原野里劳作的村民寥寥无几，3年自然灾害似乎将大地都摧残成了焦黄色……这是1962年的江西永修县，我人生中第一次进入测区看到的景象，怎么也没想到，这般凋敝便成了我职业生涯的开场白。与此同时，也成了锻炼和考验我的最好的起跑线。从这一年开始，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先后获得了“先进生产者”、“五好职工”等荣誉称号。
1964年，我被任命为组长，开始在测绘队里挑重担。
这年，我们来到四川西南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这一带山峦起伏，海拔2000米至3500米，个别高峰近4000米。山脚下都是林地灌木丛，越往山上走灌木就越少，都是草地。在定控制点的时候，我们发现草地上坑坑洼洼全是小土坑，像被什么动物刨过，民兵提醒我们，“这是野猪刨的，这个月份吃食少，野猪很凶。”一句话，让整个小组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生怕遇上这些“大神”。
因为地貌不适于长时间流动作业，我们工作时一般都住在山上。每个作业组配置四人，当时我们组里还有个厨师，因为人手不足，也和我们一同上山作业。
那天，正好厨师身体不舒服，我们就让他驻守在帐篷点。傍晚快收测时，我们三人正迈着轻快的步伐，一路上有说有笑地赶往驻地。
“砰！砰！砰！”几声清晰的枪响打破了傍晚的寂静，只见林间草木晃动，受惊的飞鸟扑簌簌四处逃逸，枪响声来自驻地方向，心中一紧，我急忙招呼大家伙加快脚步。“快去看看，发生了什么情况？”
“噗啦噗啦。”刚刚到达驻地，一团黑色的影子朝我们扑过来，速度很快，带起阵阵劲风，将一片草丛冲得乱七八糟，好家伙！是一头小野猪。原来是厨师看到了野猪群，开枪射击，结果第一枪打中了大野猪的屁股，猪群就往山下林子里跑。这头小野猪估计是受惊了，没跟上队伍。见此状，大家迅速脱下了大衣，手忙脚乱地围捕了小野猪。当晚大伙就支起了架子，烤起了野猪，长时间没有尝到肉味，队员们争抢着囫囵饱餐了一顿，直呼:“今天过年啦！”。
枪口下的舌战
上个世纪60年代，介绍信就是当地的通行证，不可或缺。1965年我带组来到了四川和云南交界的地方，那时政策严格，不能随意走动，到哪个地方，一定要让大家都知道你到了哪里、哪户人家，最好让群众都知道。那会儿做测绘一年要搬几次家，这回搬家，路过当地一个公社，他们正在开会，我也仅是简单和公社的同志见了一面就走了。因为时间紧迫，我们没有再与当地村庄的生产队打招呼。
没成想，就因为这个小疏忽，差点让我陷入险境。
这天做完测绘，晚上我们便住进了该村所在一组的组长家。组长挺热情，用玉米饭和包谷粑粑为我们做了一顿晚餐。饭后生产队长就来了，他似乎还不太了解情况，抓着我便询问起来。我一一拿出了介绍信、工作证等证件给队长看，同时将省商业厅、省人大的相关资料也拿了出来。这一拿反而立刻引起了队长的怀疑，他大声质疑，我也毫不畏惧，于是便有了接下来充满“火药味”的一幕。
“你们到过我们公社吗？”
“到过。”
“我们书记姓什么？”
“对不起，那这就不太记得了。”
“你们知道我们这在搞什么运动？”
“不清楚……”
“我们国家主席是谁？”
“你不会以为我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吧！”
这话一出我们都笑了，气氛似乎变得缓和了，队长背着手离开了。深夜，我刚准备上楼休息，组长又喊我下楼。
刚走到楼下，就看到一个人坐在桌旁，大声呵斥道：“你是干什么的！”
我勉强提起精神回答道：“这会都12点了，要是你们个个都来询问情况，我还要不要工作呢？”
眼前这人突然将桌子一拍，怒斥道：“你给我放老实一点！”话音刚落，六七个带枪的民兵剑拔弩张地闯进来，围着桌子，举着枪对着我。原本还想好好说话的我，见这阵仗脾气一下就上来了。
“我看谁敢动我一下？”我很不客气。就在这时，刚离开的队长就走了进来，一边说着“误会误会”，一边让民兵们放下枪。但不管如何，这些民兵还是要求我跟着一起去山下的公社“验明身份”。
20里山路，走了两小时，一行人终于到了目的地。好在武装部长还记得我，连连解释道，他们那有个劳改农场，经常有逃跑的劳改犯，还空降过特务，所以盘查特别严格。不过，这场“身份危机”总算是化解了。
累出来的病根
第二天一清早，简单吃过早饭后，我们就出发工作了。
早上露水重，队员穿的布鞋没一会儿就湿透了。走到立标点后，发现实际情况和航空图片上的完全不一样，表面上看着还以为是小草丛，实际上是四五米深的灌木丛。
“这下麻烦了！今天能把活儿干完吗？”我有点后悔昨晚跟着民兵走的那一趟耽误工夫了。我们得找到比灌木丛高的物体才能插旗观测，可附近只有一些杂树，怎样竖立观测旗确实是个问题。
好在请来帮忙的民兵是一把有力气的好手，我们两人合力忙活到大中午，才算顺利完成任务，这时我俩浑身都被汗水浸透了。
饥肠辘辘共同工作了一上午，这名民兵明显跟我熟络起来，便招呼着我去他家吃饭，路上他忍不住问我：“干这么累的活，你们工资有多少一个月啊？”“四十二块五，当组长会多一点咯。”我如实回复他，他听罢立刻摇摇头，“你这事太累了，三四块一天我都不会搞。”跟着忙了一天，这位民兵也着实体验了一把我们测绘工作的强度，直赞我们个个都是好汉。说起来容易干起来难，做测绘如果没有奉献精神，真没办法坚持下去。
多年长期的野外测绘工作，辛苦是必然的。每次为了不耽误时间，我一般不吃午饭，也是在那时我被饿出了胃病，导致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伴随至今。
还记得在1968年的某天晚上，半睡半醒间觉得胃不舒服，没太在意，直到第二天早上便血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喊了一个同事陪我一起去医院，到了医院，医生大训我一顿：“这么严重还走路来医院，不要命了？”，开了药后，医生让我回去卧床休养半个月。平日里我们和工人的关系一直很好，那会正好放假，队里人不多，多亏了一位工人兄弟，半个月的卧床生活都是他陪着我，下下象棋聊聊天，临近过年，也是他送我回的老家，我请他和我一起在家中过完年才走。到现在我们仍然保持着联系，成了一辈子的兄弟。
此后，单位送我到湘潭疗养院，疗养了大半年，但也就此永远的落下了病根。
放不下的老本行
1970年单位解散，我被分配到湖南省湘潭市第三工程公司。初入公司，领导了解我的情况后，想着我是吃劳保的病号，也不安排我做什么事，只是让我回家好好休养。三十来岁的我，唯一擅长的测绘工作也不能继续做了，总觉得这样的日子没有存在感。
兜兜转转十年，我还是想回测绘局做老本行，1980年，我写信给老同事问测绘局的情况，表达了自己想回来的意愿。没想到领导们也都同意。1980年下半年，我终于如愿回归测绘队伍，做起了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在这个过程中，还遇上了我的老搭档黄福荣，真是人生乐事啊。
回顾这辈子，我从1957年开始接触测绘，一直工作到1998年退休，这一生中最好的年华，最美的时光都献给了测绘工作，但我可以无怨无悔地说，测绘工作也回赠给了我最美好的人生历程。
人物介绍
黄峙麓，1962年9月，分配至国家测绘总局第九地形测量队，赴江西永修县工作。1963年，在贵州黔西县地区，作为见习队员、副组长参与测绘工作，同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1964年提升为测绘组长，在四川省美姑县大凉山测区，完成1:50000比例尺的测量任务。1965年带组在四川与云南交界处、云南中缅边界工作，被评为“五好职工”。1966年在湖南衡山完成1:10000比例尺的测绘任务。1967——1968年，因病停止工作。1970年，下放到湖南省湘潭市第三工程公司。1980年技术归队到省第一测绘院，从事农业气候资源调查工作，直至退休。
记者手记
“那有什么怕的。”这句话是黄峙麓的口头禅。在他看来，当年爬雪山，过草地，风餐露宿，路遇野兽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尽管身体不适，但提起测绘工作中发生的故事，黄老总是笑着，操着不标准的普通话轻松讲述。一瞬间，眼前的耄耋老人仿佛重回风华正茂的岁月，说到激动处，黄老接连感叹道：“年轻就是要多出去走走，不看一看，你怎么知道祖国有多美呢？”
他骄傲地告诉我们：“我参与完成的图，10年间没出过一处差错。”从事测绘工作40余载，黄老始终认为除了不怕苦，能吃苦之外，更重要的是对待工作必须认真，专业知识要过硬，才能不负此生。
编辑：林腾
审核：吴雯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