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女报/凤网记者 朱泓江
2022年5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下称《职业教育法》）正式施行。这是自1996年《职业教育法》制定以来的首次修订，同时，首次明确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
但在当下，选择职业教育的学子在毕业时仍旧面临比普通教育更多的挑战，而更加令人深思的是，即使经过了职业教育，不少家长跟孩子仍然相信，一纸普通本科文凭才是走入社会的通行证。
最近，今日女报/凤网记者调查了一些职业院校的情况，一起来听听各方对于新的《职业教育法》的解读。
（“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未来的发展方向。）
当“职教” 面对“就业”
长沙的小李（化名）从湖南信息学院的财会专业（专科）毕业后，通过专升本考试成功进入了湖南信息学院财会本科。成功升本后，小李被插班到本科班学习了两年，可不管是学院的名单、还是档案，“专升本”的身份始终让他格格不入。
毕业后的小李目前正在某证券交易所呼叫中心担任话务员，月薪到手大概3000元。“要想进入真正的证券交易核心业务岗位，没有研究生学历很难，本科学位基本是不可能的。”小李说。
目前他正在准备注册会计师的考试，还差两门，考上了他就会选择辞职。“比起文凭，可能这个证对我有用得多。”他说道。
而在初中时就选择美术中专的小唐（化名），通过高考进入了长沙大众传媒职业学院学习，今年她将面临毕业，但是仍然没有选择就业，在家里用心准备专升本的考试。小唐报考的本科院校在全省仅招生十几人。
“我要升本，专科是很难找到工作的。”她说道。
湖南师范大学职业教育研究所唐智彬教授认为，职业学校毕业生找工作存在短板，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其实也不仅仅是职业教育，本科和硕士毕业都存在形式不同的就业短板。这既有人才培养质量问题，也有劳动力市场的结构问题，还有经济社会环境以及人们的观念问题。
长沙财经学校校长陈全宝用“十分火爆”形容2021年7到8月份招生季，他认为家长们对职业教育的心态慢慢地发生了改变。有一次，学校招生公告公布后，凌晨5点就有学生家长在门口排队领号入校咨询。他告诉记者，长沙财经学校不少毕业生目前收入和发展都不逊色于普通本科生，有的毕业生用五年时间就完成了从银行现金清点岗到现金外包组副组长，再到中国银行外包现场组组长、中国银行BPO风控专员的晋升，这是很多本科生都做不到的。
4月27日，人社部发布2022年第一季度全国招聘大于求职“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营销员、餐厅服务员、商品营业员、车工、保安员、客户服务管理员、快递员、保洁员、家政服务员、包装工位列前十。这100个职业中，36个属于第六大类——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
唐智彬表示现在有很多学生宁愿选择送外卖也不愿意从事技能型工作，为什么？原因很复杂，比如认为工厂工作不够自由、待遇与收入问题、发展天花板问题等等。因此，改善就业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并不是单单教育一个部门能够解决的。
（ 湖南师范大学职业教育研究所唐智彬教授）
当“协调” 替代“分流”
《职业教育法》自1996年公布施行以来，对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与服务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教育强国、成为世界教育中心的要求相比，我国职业教育还存在类型特征不够鲜明、体系建设不够完善、企业参与办学动力不足、办学和人才培养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
唐智彬表示国内的环境相比二十多年前已经有了极大变化，职业教育类型制度、办学模式、体系建设、人才培养模式等都形成了新的特征，尤其是我国新世纪以来的高校扩招、职业教育发展转型、升级等，深刻改变了职业教育发展格局，1996年所制定的《职业教育法》已与现代职业教育发展诉求不适应，修订是切实之需。
陈全宝则认为《职业教育法》首次“大修”，其中第三条“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途径”，对于职业教育教学单位来说非常重要，这说明新《职业教育法》旨在提高职业教育的地位，提升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从而引导部分学生将来主动选择职高。职业教学单位的理想状态是，学生不是考不上普高才来职高，而是因为喜欢才上职高。
本次修订后的《职业教育法》强调“国家优化教育结构，科学配置教育资源，在义务教育后的不同阶段因地制宜、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这一条一度被一些媒体解读为取消高中阶段教育分流，并被广为传播。唐智彬表示这造成了一定的不良社会舆论后果。
事实上，不再提“分流”，体现的是一种教育思想的进步，“协调”更多地体现的是转变职业教育发展思路，以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融通发展的思维，逐步扭转人们对职业教育的误解、偏见，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和社会认同度，由此拓宽学生的成才选择，缓解社会的教育焦虑。
同时，职校取得的学历证书将和普通学校取得的证书同样有用有效，在企事业单位招聘和考公考试中不得设置人为的歧视条件，通过法律的形式，畅通了不同类型和不同需求学生的发展通道，应该是以“适合的教育”缓解了“教育焦虑”，而不是加剧，真正实现了“上下贯通”与“普职融通”。
（长沙财经学校校长陈全宝）
当“产教融合” 替代“产教结合”
2021年，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有关负责人透露了一组数据：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职业教育办学成本是普通教育的3倍左右。可在我国，高职的招生数占到高等教育的55%以上，但高职所获得的财政直接投入只占到整个高等教育的20％左右。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无疑影响到职业院校的师资建设、课程建设和实习实训场地建设，低投入水平制约了职业教育提高质量。
这次新《职业教育法》用“产教融合”替代了原先的“产教结合”，并明确了诸多举措，比如对深度参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企业给予奖励、税费优惠等激励政策，企业可以通过与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共同举办职业教育机构等多种形式进行合作等。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是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关键所在，也是国际共同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要求“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
“没有少年工匠，哪来大国工匠呢？”陈全宝说道。
他认为，解决“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可较好地解决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偏见，既有对原有问题包括体制机制的解决，更有对新情况新发展新形势的应对。所以，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就是在明确职业教育的历史方位和国家定位的基础上，让职业教育迈向高级化，即普遍升级内涵水平，紧跟科技进步，用现代信息化新技术改造职业教育的内容、方法；其次是贴合社会需求，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产业链提供高端服务。只有这样，才有助中国加快成为制造强国、质量强国，才能在本质上让社会正视“职业教育”。
职业学校甚至可以为特殊人群寻求出路。
长沙财经学校2016级西餐烹饪专业的张宇坚是一位自闭症患者，毕业后，他创建了一家名为“星星奶咖”的咖啡馆。
在学校学习期间，教师就带着张宇坚拜访了多家专业咖啡馆，并开始正规的咖啡制作学习。他的教师Anny说：“培训宇坚，我们所采用的课程，并无太大的不同，差别只是必须多几分耐心，多些时间，多些观察，多些设身处地的心态，多些包容关爱，多些技巧与陪伴”。
二战后，德国经济能得以迅速恢复的一大原因就是“德国的职业化教育”也称“双元制教育”。其中的“一元”是学生在职业学校学习理论知识，“二元”是学生直接到企业进行工作实践。在中国，这通常被称为“校企合作”。
唐智彬认为，从国际视野看，“校企合作”的确也有很多好的做法，但不外乎强化企业和雇主在技能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主体角色。
如英国现代学徒制就是其中典型，总体而言，现代学徒制是一种让人们赚取工资并获得行业认可资格的工作。学徒制改革提出核心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使学徒制度从规划、补贴、推广和评价方面均能够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二是由企业主导学徒制的规划和实施、提升学员的适岗程度从而满足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
在英国，企业所领导的专门机构会根据专业进行编制，并附有课程考评计划，为学徒提供明确的职业发展路径，并且形成了成熟的衡量标准，其中包括：20%的“脱岗”培训，可衡量的可转移性技能，并且还要由第三方独立机构负责的结业考评，旨在确认学徒对于某专业的综合适岗能力。
正是在这样的体系下，学徒较早地进行了职业生涯规划，而企业则可以见证学徒的成长过程以及对企业的忠诚度，对于双方未来的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编辑：俏俏
审核：吴雯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