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天前，我方从国外回来，有朋友告诉我，周立波出事了。他祸从口出，说网络已经成了“公共厕所”，呼吁早日实行网络实名制，认为网络到了需要管束和有秩序发展的时候。网民不高兴，后果也严重：遭到口诛笔伐，声名一落千丈。
个人以为，网络时代，名人来去太匆匆，不是件好事。网络也好，其他媒体也好，对周立波以及其他说过错话，甚至做过错事的文化名人或非文化名人，实应表现得更宽容些。
理由一：不能因言获罪
近年来，在网络上批评揭发腐败分子且不惧打击报复渐成风气，网民立下汗马功劳。
而今，周立波也“因言获罪”，只是他得罪的不是官员，而是网民。如果说网民也“老虎屁股摸不得”，肯定有人会跟我犯急。但从周立波闯祸这个事情中，我还真的看不出两者之间有什么本质区别。
说错话的情形有多种，有无意、随意、大意，也有故意。但无论对哪一种，我们社会的态度往往只有一种：一个也不宽恕。缺乏宽容心态的，有官员，更有民众。几年前，我初到日本，看到日本电视台新闻多是直播，播音员经常读错稿件，但读错后也不过说声“抱歉”，改正后继续读，也就罢了。试想，即使在目前中国，央视的播音员要是读错了新闻稿，那广大观众首先不答应，后果肯定很严重。
可以断定，周立波写在微博上的那些话，都是他真实意图的表达，存在主观故意。即使如此，“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我真诚希望伏尔泰的这句名言能成为一种网络态度。
理由二：明星不是政府发言人
名人只是在某一方面取得些较为突出的成就，并得到社会一定程度认可的人。目前社会，日益多元分化，成名的途径，与日俱增，致使艺术家不一定都德艺双馨，作家不一定都是灵魂工程师。娱乐圈里的名人，情况尤其复杂。在这种情况下，以名人各自赖以成名的技艺为核心，“给每一座山每一条河取一个温暖的名字”，方是比较可取的态度。
我看过周立波的表演。说心里话，他的海派清口确有独到之处，但我却也没有从这表演中看出他的政策水准、理论素养、眼界心胸，乃至品德修养有多高多好。但这并不妨碍我认定他是一个高超的演员，因为他从事的，只是一种旨在娱乐大众的通俗事业，只要有所创新，能让观众开心，就算上乘。
周立波不是政府发言人，甚至不是能够影响舆情民意的公共知识分子。换言之，在舞台之外，他不掌握公共话语权。他在微博上写东写西，完全是他个人的事；你喜欢，就多看两眼，不喜欢，完全可以不看。事情，就这么简单。
我前些日子写文章，曾提到社会学有个术语叫“狄德罗效应”，指人们在拥有了一件新物品后，不断配置与其相适应的物品，以达到心理上的平衡。我们的网络和其他媒体，很喜欢“蜂拥而上”，塑造高大全形象。两年前，周立波一夜蹿红后，各种褒奖，接踵而至。后某知名周刊在年终特刊“2009城市年度人物”专题中，把周立波作为上海城市精神的代表人物大加褒扬报道。其实，说出大天我也不会相信，上海城市的精神会那样苍白、这般肤浅。
近来，又有评论说：网友可以在网上率性撒野，但周立波这样的明星不能随心所欲，“因为社会公众人物，必须谨言慎行，有着比普通人更高的道德意识和自我约束能力。”这哪里是批评呀，分明是在抬举人嘛。
理由三：宽容对待明星失误
一般来说，名人是某一方面有较高成就的代表，应该呵护、爱护、保护。周立波说了过头话，做了过头事，既已主动停战，“得饶人处且饶人”吧。个人以为，“毁人不倦”并非咱们民族的美德。
距离产生美。多数名人，只可远观，不宜近看，但网络拉近了名人和网民之间的距离。叔本华曾说，“要估定人的伟大，则精神上的大和体格上的大，那法则完全相反。后者距离愈远即愈小，前者却见得愈大。正因为近则愈小，而且愈看见缺点和创伤。”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也发现，对一个人越熟悉，就越容易轻视他。西方一些国家的军队中，军官同士兵不在同一个餐厅就餐，就是为了防止相互之间过于熟悉，以至于作战时士兵可能不服从军官的命令。
戈夫曼还说，人生如做戏，有前台与后台之分。前台是按固定方式进行表演、为观众规定的特定情景的舞台部分，后台是不让观众看到的、限制观众和局外人进入的舞台部分。我觉得周立波错就错在，没有区分好前后台，把没有编辑好、排练完，并且审查过的段子拿了给网民看。
对这种不够小心的名人，我的建议是：从久远的尘封中，挑出一句话：“纵使周立波对我们有千个不是，也该有一个好处。忘了不是，记住好处，应是我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