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瑜，女，河南电视台法制频道《临刑会见》栏目制片人、主持人。
文/石玉
“看到那么多犯罪的人悔悟他的行为，认识到他的错误，先不从法律上看，仅从一个人来看，生命的消逝，都不得不对人心灵上产生一种震颤。”
丁瑜是电视节目《临刑会见》的制片人兼主持人。《临刑会见》是全国唯一的一档以与死刑犯对话为主题的节目，截止目前，已经有226名与丁瑜面对面的死刑犯以及他们的故事，展示在《临刑会见》的镜头中。
“我不同情他们，我只是惋惜他们。”——或许这是丁瑜摆脱226个死刑犯对自己的影响的唯一方式。
面对死刑犯
“你认为这就是爱吗？”丁瑜问对面的死刑犯。
这个42岁的男子，闯入前妻家中，用一把锋利的尖刀杀死了前妻。行凶之后，还点燃了前妻的房子，企图自杀，最终警察解救了他。他们的女儿，失去母亲之后，也即将失去父亲。在二审宣判后的法庭上，丁瑜与这个犯人面对面坐着。丁瑜的身后是摄像机。
“我也不知道。我本来不想伤害她，谁也不想伤害，结果伤害了她。”男子回答。
“一开始的时候，你说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直到作案的那一天，还不想伤害女儿，可是恰恰受到最大伤害的，是女儿，在心灵上……会哭吗？想（女儿）的时候会流泪吗？”丁瑜问。
“我也不知道咋回事，我爹死的时候我都没哭过……我杀了她（指前妻），趴到她身上哭了。”男子回答。表情尴尬，木讷。之后，把头低下来。
每次采访结束时，丁瑜会向对方道一声“谢谢”，随后站起身，目送警察将犯人带离采访地点。
“没有人不想活着。”丁瑜介绍，一个死刑犯，从被逮捕到终审判决，一般要一到两年时间，他们在这期间也会对自己进行一些思考。
所以，当死刑真正来临时，人的表现是麻木的。以往电视上表现人在死刑面前会出现腿软的场面，一般根本不存在，他们多会因恐惧心理的积压而变得麻木，失去思维。
采访开始的时候，丁瑜会问：“真的要走了，害怕吗？”
罪犯们一般会回答：“害怕，但这是我自己要接受的。”或者：“怕不怕，结果都已经这样了，又有什么办法？”
“有的人，会被自己内心巨大的忏悔和悔恨所折磨，只求一死；有的人会说不想死，只要法律给予一次机会，他一定会尽他的一切所能回报这个社会；有的人出于认知的局限，可能根本不知道他自己为什么会错。”
当然，第三种属于少数。丁瑜与这些少数人对话时，总是难掩内心的憎恶。
在河南焦作，一伙匪徒绑架了一名12岁的少女，可少女并不是他们预先定好的绑架对象，他们意识到错了以后，并没有将这少女放走，而是残忍地杀害了她。
“怎么就能下得了这个手呢？又不是禽兽。”丁瑜问主犯。
“所以说罪有应得吧。”主犯回答，语气和神态毫无悔意。
“我很庆幸你被抓获，你是个渣滓。”丁瑜最后说。
生命关怀
丁瑜是电视节目《临刑会见》的制片人兼主持人。《临刑会见》是全国唯一的一档以与死刑犯对话为主题的节目，它诞生于2006年，源自丁瑜在河南电视台法制频道的一次采编会上的突发奇想。
每周一期，节目在每周六晚9时30分于河南电视台法制频道与大象网上同步播出。截止目前，已经有226名与丁瑜面对面的死刑犯以及他们的故事，展示在《临刑会见》的镜头中。
只要是一审判决死刑的案件，在理论上，丁瑜的团队就可以去报道。采访的时间和地点就是二审开庭的时候，和法官一起，因为2007年开始，死刑案件二审必须开庭审理。
“二审法官开庭时，会把罪犯提出来。庭后采访，那个时候我们很省事，庭上的法警和我们配合，法官和我们配合。我们采访完再把罪犯送回去。”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丁瑜的团队没有和法官凑到一起，就是二审还没有开庭或者二审已经开过庭。没有机会见到罪犯时，丁瑜的团队就协调看守所，到看守所去采访。
丁瑜的团队会在节目中打上“此案正在进行二审，或者本案已经终审判决结果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审核”。
“真正意义上的临刑会见，比如8点执行，我们可能7点赶到看守所采访。只有一小部分节目会采用这种采访时机。尤其是这一两年，我不太选择这样的时刻。我不想再‘送’他们。”丁瑜解释。
“已经面对面采访过226名罪犯，应该有一大部分都离开了这个世界，受到法律最严厉的惩罚。我觉得每次跟他们交流之后，他们会变得很平静，很释然。”丁瑜告诉记者。
“我们可以通过节目为死刑犯的家人和朋友转述一些情况，通过我们的节目，死刑犯可以有机会向他的家人倾诉自己的内心。”丁瑜说。
有一个名叫吴艳艳的罪犯，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吴艳艳表示，作案前受到了丈夫的打骂。吴的父母去公婆家谢罪，祈求轻判。后来双方的老人手拉着手坐在一起——这样的场景出现在节目镜头里。法官最终判决吴艳艳死缓，受害方获得经济补偿。这样的节目呈现出来的，是对夫妻双方家庭的深切关怀。
然而，关怀不仅限于此。“《临刑会见》从责任和社会效益的角度，通过对特别案例的剖析和访问，使观众能得到警示，避免了悲剧的发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顾永忠这样评价道。
截止去年底，全世界尚有58个国家执行死刑。作为人口第一大国，中国执行死刑也屡见不鲜。中国政府从来不掩盖执行死刑的事实，相反，中国政府会通过媒体发布重大恶性案件的审判结果，以此起到警告和教育的作用，进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通过与法院，特别是河南省高院的密切合作，《临刑会见》栏目组在选材上获得非常大的便利。他们更注重情感、婚姻、家庭关系、青年犯罪、邻里纠纷领域内的恶性犯罪案件。
《临刑会见》的编导王李的解释，案件中犯罪者人性的挣扎、变异，更能给人巨大的心灵震撼。这些案件的犯罪环境大家都很熟悉，能让普通人找到自己的影子，找到自己的心魔。
2010年10月，澳大利亚著名纪录片导演罗本.纽厄尔(RobinNewell)赶赴郑州，跟踪拍摄了两期《临刑会见》后，制作了同名纪录片。
“我不是天使，只是见证者”
丁瑜身材高挑、瘦削，思路敏捷，语言简明概括。但即使干练如斯，5年来面对226个死刑犯，对她的内心影响，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杀死自己母亲的包荣亭，2008年，接受丁瑜采访后一个月，走到生命的终点。在他临刑前的最后一刻，丁瑜见到了他。
“这是要去哪里啊，是上西天啊!”包荣亭走出一道门后自言自语，脸上掠过一丝笑容。
工作人员要他留下遗言，他说没有。又问他有什么说的没有？
他回答：“说什么呀，要死了，说什么呀？”
没有亲属来送他，他的哥哥姐姐都没有原谅他。在众多穿着制服的人里面，他认出了丁瑜，在走向人生的最后旅程时，他觉得丁瑜是唯一跟他有联系的人。
丁瑜向他道别：“我们只能祝你一路走好。”
他转向丁瑜，说：“能握一下手吗？”
丁瑜愣了一下，随后用中指滑过他的手掌——这可能是被所有人抛弃的包荣亭跟这个世界的最后一次接触。
丁瑜事后解释：“不知道握手能给他带来什么，能给他带来什么慰藉？他的手很脏，指甲里都是污垢。很久我都说不出来那是什么感觉。”
“好多人用这个词来形容（我的工作）：天使与恶魔。我从来不认为我是什么天使，因为我去见这些人是工作需要。我把我自己定位为见证者，见证他为何到死的边缘，见证他临死前的心态，见证从生到死的过程。”丁瑜告诉记者。
丁瑜说：“（有一次）到福建出差，火车上，凌晨1点。因为晚上车窗拉着窗帘，望见朦胧的自然的夜色下，田野里，站着齐刷刷一排全部是我采访过的、已经被执行过死刑的人！”
“那么清晰，不同的表情，有的人哭，有的人笑，有的人漠然，各种表情的人，一溜站着那样看我，我当时都快崩溃了。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丁瑜告诉记者，她不是靠倾诉去缓解压力的，是靠理性去自行调节的。
每次采访结束，当丁瑜知道罪犯人生的最后想法时，她开始选择闭口不言，目送罪犯离去的身影，转身，望望绿树，看看阳光，感受生命的存在。
丁瑜告诉记者，她从小在公安局大院长大，家对面就是武警支队，支队里面就是看守所。父母也都从事公安工作。因为熟悉环境，从开始参加工作就开始做法制节目，所以个人的耐受性比较强。
“我这两年已经把我的工作和我的生活尽量剥离。”丁瑜说。
“其实知道过这么多故事，见过这么多人，听说过这么多案件，了解过这么多真实的东西，怎么说呢？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心里的垃圾也很多。我们谁都不愿意看到生命离开世界，哪怕是一只小狗小猫。我养的一条小鱼死掉，我都会伤心。但这样的人死掉，我不会伤心。从来没有一起案件，让我伤心过。”丁瑜说。
当犯罪人员被押赴刑场，身影远去的时候，丁瑜时常会想，相对受害人，罪犯是幸运的，至少对死亡，他们做好了准备。但对于受害者，死亡是突然降临的，他们不会拥有任何准备。
“我不同情他们，我只是惋惜他们。”——或许这是丁瑜摆脱226个死刑犯对自己的影响的唯一方式。
她希望恶性犯罪能够消失，她能够停下脚步，结束这档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