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魏剑美
149年前的今天，也即1868年的7月4日，是女天文学家亨丽爱塔·勒维特的生日。她因为发现了造父变星的周光关系而闻名于世，1924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写信给天文台，提名她为当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但那时，她已经去世3年了。为纪念这位女天文学家，第5383号小行星以她的名字“勒维特”命名，从此，这个名字便成了夜空里闪耀的星。
伍尔芙有一篇很著名的关于“女权主义”的文章，叫作《莎士比亚的妹妹》，写的是假设莎翁有一个同样才华横溢的妹妹，但是如果不能像哥哥那样四处游学，不能去剧院演出，那么结果是她既不能安于平庸的现状，又不能使自己惊人的天赋得以发挥，最终只会被自己的才华“活活逼死”。其实，这篇文章比亨丽爱塔·勒维特还要晚出世几十岁。
的确，在19世纪的世界，女性接受教育还是很稀罕的事。但勒维特是个幸运儿，她最幸运的是遇到了哈佛大学的天文学家爱德华·皮克林。皮克林是名副其实的天文发烧友，他曾在一次观看日全食的旅行中，结识了同为天文发烧友的德雷伯夫妇。富有的医学教授德雷伯去世后，她的太太便以丈夫的名义设立了一个基金会，捐赠了她的望远镜并出资新建了一个能够拍摄广袤天空的天文台，这个天文台能够在一张底片上捕捉数百颗星星的光谱，德伯雷恒星光谱目录因此得名。德伯雷太太请求皮克林完成丈夫未竟的心愿，因此皮克林便成了官方资料上所谓的哈佛大学天文台台长。
其实这个台长十分穷困，而观测星星又是一个很烧钱的爱好，他需要聘请大量的人手来完成观测和记录的工作。不得以，他只能在报纸上招募一些女性天文爱好者来帮助他监测200颗变星，初衷不过是工资可以便宜些，结果却出乎意料的成功。柏拉图曾说，耐心是一切聪明才智的基础。女性从事这些数据的记录和处理，有着非比寻常的耐心和细致，于是这支“天文女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不可思议的天文学成就，她们被称作“哈佛娘子军”或“皮克林的后宫”。
亨丽爱塔·勒维特就是其中一员，她是一个聋哑人，刚开始从事这份工作的时候，甚至是免费试用的。但如同勒维特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天文学家在给爱德华·皮克林的一封信中说：“勒维特小姐在寻找变星这项工作中的角色无人能及。”勒维特因为双耳失聪，所以即便是皮克林带领参观者到她工作的地方看她工作，她也一无所知，只不过完全专注于自己的工作。
那时，哈佛大学天文台开启了一项记录天空中每个星星的位置、亮度和颜色的巨大项目。每天都重复着检查照相玻璃板、计算测量、在登记簿中记录观察结果的工作。这些玻璃板非常易损，但勒维特沉浸其中，享受到了星空带给她的无比乐趣。大约7年后，她的工作终于得到了认可，成为了正式工作人员。
她做这项工作大约有10年，在麦哲伦云中发现了1777颗变星。更天才的是，她发现，恒星较亮时脉冲缓慢，较暗时脉冲迅速。她认为麦哲伦云中的所有恒星与地球的距离应该大致相同，所以如果她知道脉冲率，就可以计算恒星的亮度。1908年，她在哈佛大学天文观测台发表了初步研究结果。4年后，她写了一份后续文件，证实了她的发现：造父变星从明亮到暗淡的变化呈明显的周期性。于是，她因为这一发现被载入史册，由一名天文台的临时工摇身一变为著名女天文学家。
其实，在皮克林的这支天文“女天团组合”里，还涌现出了很多知名女天文学家，比如安妮•坎农对恒星光谱的分析促成了我们今天使用的恒星类别字母表，而塞西莉亚发现了轻元素（氢和氦）是恒星的主要成分，等等。皮克林还在哈佛大学专门为女性设置了天文课程，以便对他的这些助手进行专业培训，以及寻找更多的女天文学人才。而在当时，英国的天文台还并没有一个女助手，也没有一个德国女人参加天文学协会的汉堡会议。
虽然也有很多声音批评皮克林剥削女性，因为她们的报酬要远远低于男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哈佛天文台的确闪耀着明亮又动人的女性光辉。就像伍尔芙笔下虚构的“莎士比亚妹妹”一样，相比薪酬而言，也许赢得追求梦想的机会让自己的才能昭展于世才是女性更为迫切需要的。
也许，在任何年代里，女性都在为了赢得尊重而奋斗。亨丽爱塔·勒维特们面对梦想的星空，用自己不同于男性的如水一般的温柔细致与耐心坚持，让世界感受到来自女性内心深处的热情的震撼。不能不说，这其实是一场最温和却又最有力量的女权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