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女报/凤网记者 张秋盈
富士康生活区，一个光着膀子，穿着四角短裤的瘦高男孩向文珍走来。他明显是刚刚结束长时间的加班，此刻好像梦游一样，嬉皮笑脸，手上却乱挥着一把西瓜刀……
“我当时马上想着报警，但身边的人拦住我，看起来已经习惯了……”11月22日，长沙止间书店，《夜的女采摘员》新书分享会上，女作家文珍正在讲述一段2014年的亲身经历，台下的读者陷入了寂静。
文珍是80后，湖南娄底人，是史上最年轻的老舍文学奖获得者，后来又相继斩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茅盾文学新人奖等多个分量不轻的奖项，还是国内唯一一个以小说毕业的北京大学文学硕士，被誉为当代文坛最具潜力的青年作家之一。有人评价她“文笔像张爱玲”，但“对人物的体恤像萧红”，还有人给她戴上了“新女性主义”的标签，认为她的作品生动展现了当下女性的情感和生活困境。
此次回到故乡，文珍带来的是一本跨度十年的短篇小说集《夜的女采摘员》，讲述的都是小人物和外出打工女孩的故事，如“三和大神”“蚁族青年”等等。但正是这些普通却熟悉的故事，让许多读者在豆瓣上留下这样的评语——“温暖80后、90后、00后的鲜活之作”。
打工妹和三和大神的爱情
2014年亲身经历的那一次富士康工人发疯事件，文珍把它写进了短篇小说《寄居蟹》。而《寄居蟹》则是《夜的女采摘员》中被读者、网友和文学评论家提到最多的一篇小说。
《寄居蟹》讲述的是打工妹和三和大神的爱情故事。女主角林雅为了逃脱一辈子服务弟弟的命运，从农村家庭出逃，在绿皮火车上遇到了洋气的代名词“军军”。军军向她描绘了深圳的美好，林雅爱上了他。然而，到了“五隅人才市场”，她才发现了军军口中美好大都市的另一面：“一到晚上，尤其是夏天，市场后的窄巷到处都睡满赤膊，冬天就多一副铺盖，脏兮兮地直接铺在凉席上，像火车站。附近的网吧也每晚人满为患，有些人刷着刷着就往键盘上一倒，死了。那些人只打日结工，干一天，歇三天。”
军军就是那些人中的一员。在现实世界，五隅人才市场实际上叫三和人才市场，而这个群体也有一个更确切的称呼——“三和大神”。他们在深圳三和人才市场附近靠日结散工过活，吃着5元钱的“挂逼面”，2元的水，15元的床位，网吧是他们最大的乐趣。没饭吃就去做工资日结的工作，或者用40元把身份证卖掉。
林雅和军军之间发生了绝望的爱情。决裂之后，又以一个逃亡的打工妹身份继续漂泊在城市。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许多触动人心的细节和场景却源于文珍几年的田野调查。她曾两次造访三和人才市场。第一次，她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路，第二次学乖了，从地铁出来，直接招了一辆摩的。师傅得知她要去三和，告诉她：“找工作啊？你肯定好找。”文珍还挺得意，她想“即使我沦为了‘挂逼’也能够找到工作。”但摩的司机又紧接着说：“因为你是妹子嘛，洗脚城、洗头房都缺人！”
在三和人才市场，她看到很多靓丽、穿着时尚的女生在发传单。“她们就像幻境一样吸引着男青年，但实际上你去打工的地方，几乎是不可能有女青年的。”而另一个让她感到冲击的画面是，一排排簇新的行李箱后面，站着的是不少看起来才十七八岁的年轻面孔。
原本《寄居蟹》早已成型，但从三和人才市场回来以后，她大改了原本的故事。而她2014年在富士康见到的景象，最终也变成了《寄居蟹》中女主人公林雅的结局——林雅走向了那个持刀的、发疯的、却酷似军军的陌生人……
在《夜的女采摘员》收录的短篇小说中，不少都像《寄居蟹》一样，以动物做隐喻，来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社会议题。林雅是永远在寄居的蟹，而相爱相杀的母女则是“刺猬”，还有熊、乌鸦、马等等。
在文珍看来，孩子和动物没有利益纠纷，所以能像皇帝的新衣里那个一眼戳破真相的小孩一样，用最真挚的眼光看待世界。她也希望用一种更加轻盈的方式来处理这些些许沉重的话题，这也是她从十年作品中选出这本集子的标准。
“如果说这本小说集是一艘船，那每一个故事都有登上这艘船的船票。”文珍说。
最年轻的老舍文学奖这样得来
在此之前，文珍曾出版过《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柒》《十一味爱》等多部小说集，她善于描绘爱情，文坛公认。而对打工者的特殊关注，则是她在当代文学地图中的又一标签。
比如2014年，《安翔路情事》——一个发生在麻辣烫西施和摊煎饼王子之间的爱情故事，就让她成为了史上最年轻的老舍文学奖得主，那时候文珍32岁。
有朋友笑话文珍强行写并不是那么熟悉的“底层生活”是“正面强攻”，但实际上，对于打工和漂泊，文珍深有体会。
在娄底市读完初一，文珍就跟着工程师爸爸搬到了深圳。沿海城市发展快，人生地不熟的文珍显得土，有同学叫她“北妹”，那是当地喊外地打工者的称呼。
他们一家人就住在工人宿舍里最尽头的那个房间。有时候学校要求填家庭住址，眼看着同学们写的都是“轩”“舍”这些一看就高档的字眼，她总是不好意思写工人宿舍。多少年后，文珍依然记得，穿过走廊时，宿舍两旁一排排的上下铺，捧着杜拉斯《情人》阅读的男工——这个细节让她觉得，或许20多年前的打工者在精神上更加幸运一些，因为之后她在走访类似的工人区时，更多看到的是刷不完的手机。
小的时候，很多自湖南来深圳打工的亲戚都在她家里中转，她由此知道了不少流水线上的故事。记忆最深刻的是来自家乡和她年纪差不多的女孩，在家也是娇娇女，但出来打工就得独当一面。“他们也有自己的志趣、爱好，忍受不了流水线，希望有人关怀、照顾，渴望爱。”文珍说，这些幼时看到的情感渴求被内化了下来，而在成长之后，成为了她重要的写作冲动之一。
她被喻为“女性写作的标准”
在长沙新书座谈会现场，湖南作家郑小驴半开玩笑的分享自己的阅读感想：“文珍实在是太细腻了，与她相比，我确实是直男写作。”
尽管外界颇为推重文珍在情感上的挖掘功力，但很长一段时间，她是讨厌别人称呼她“女作家”的。“感觉女作家这领域好像残奥会一样，照顾我们似的，专门在文学中开辟了一个赛道，让女作家们去比。”
但过了30岁之后，她的心态发生了很多变化。一方面女性作家越来越厉害，在文坛上已经具备了和男性“上一个牌桌”的能力。
另一方面，她也发现，性别是她看待世界一个不能避免的视角。而随着年纪增长，她确实感受到了很多的“女性困境”。
“女生当然是有性别红利的，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红利又会变成某种暗亏。”她不再介意暴露自己的性别视角，而坦然的把这种对性别的观察融入到写作中。在《夜的女采摘员》中，这样的性别观察无处不在。
比如《大闸蟹》里，一位情侣因工作结识，女生即将因为恋情丢掉工作惴惴不安，男友却轻松地认为：“你辞职，和我结婚就好啊”。
比如在《小孩小孩》中，三十岁未婚的城市女孩与11岁农村姑娘结盟，虽然两人境遇不同，困境也不同，城市女孩面临婚恋苦恼，而农村女孩则面临“女孩子嘛”的轻视甚至同村人的猥亵。但两人又能在一次短暂的探险中实现互相慰藉，大女孩在离开农村时，满脑子想的是，该怎样教会小女孩自我保护，该给她买什么样的书……。
“文珍算是女性写作的标准：女性作者，女性人物，女性立场，女性观照，她探讨了女性内在的或面对外界的种种问题。”《北京晚报》曾这样评论文珍。
用女人的视角，朴实的笔触，去关注社会议题，去写作矛盾，文珍也承认，有时候，柔软更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