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在湘西泸溪的这四年:“我的小说里面 最好的女人男人都是湖南人”

凤网 2018-10-31 阅读数 140687

且听风吟。湖南女书法家程仁缅怀金庸的作品。

特约记者/吴双江

“冬天的晚上,我和他们围着从地下挖来的大树根烤火,一面从火堆里捡起烤熟了的红薯吃,一面听他们唱着山歌,我就用铅笔一首首地记录下来,一共记了厚厚的三大册,总数有一千余首。”

这是一代武侠大师金庸回忆年轻时在湖南湘西避难时的一段文字。青少年时期的金庸,求学、工作,待过多个地方,但与湖南有特别的缘分。他说“湖南骡子”精神很了不起,他最欣赏的国内作家是沈从文。

金庸原名查良镛,湖南之于金庸,可以说是他一生最值得感激的地方。湘西人的淳朴和善良,是金庸心灵深处一块最值得留念的净土。

2000年,金庸再次来到湖南,他曾在岳麓书院的一场演讲中说:“我的小说里面,最好的一个女人是湖南人,最好的一个男人也是湖南人。”

他把最好的小说人物设置成湖南人

金庸所说的这个最好的女人,指的是《飞狐外传》中洞庭湖边的程灵素。他说,这位姑娘相貌并不好看,但是很聪明,内在非常美,个性非常好,对爱情很忠诚,是一位可敬可佩的湖南姑娘。

金庸所说的最好的男人,指的是《连城诀》中的狄云。他说,这个角色武功不是很高,人不太聪明,但个性很淳朴,对朋友很忠实,对所有的人都非常好。

为何金庸将笔下最好最善良的人物设置成湖南人呢?因为,他对湖南尤其是湘西,有着非常特殊和深厚的感情。

金庸在最为潦倒落魄的时候,是湘西收留了他。1942年,金庸的高中生涯在日军的轰炸中结束,而母亲已经逝世,亲人都远离家乡避难。金庸在彷徨无计中下定决心,去陪都重庆继续求学。

这年冬天,经过长途跋涉,金庸孤身抵达湘西,重庆依然遥不可及,路费却几乎耗尽,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是一个湖南的同学收留了他,还将金庸带到老家安顿了下来。那个地方是湘西泸溪的一个农场,金庸便在这个宁静的世界里,一边干着农活,一边翻阅着自己最爱的书籍。这趟经历,湘西人的淳朴深深植入了金庸的心灵。后来,金庸和朋友办了一份杂志,但是仅仅发行了一期,便停刊了。再一次陷入窘境的金庸,又一次回到了湖南同学家的农场。

泸溪地处湘西苗疆,是少数民族集聚之地。这里民风淳朴,苗族人能歌善舞,热情好客。金庸完全融入当地风情之中,与他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冬天里围坐在枯树蔸架起的熊熊篝火旁,篝火里堆满了油茶壳和油渣枯饼,满屋子弥漫着油茶渣饼的清香,火焰总是那么明丽温暖。大伙儿一边喝酒一边唱歌,意气风发,豪情冲天,惬意快哉。

自幼热爱音乐的金庸,情不自禁地陶醉在神奇的楚辞俚曲中,他将这些歌一首首地记录下来,装订了厚厚的三大册,共一千多首,成了他后来写作武侠小说的宝贵素材。他笔下那一个个特色鲜明、放浪不羁的游侠人物是否也源于他少年时在湘西的历练和体验,不可得知。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湘西的奇山异水、风土人情、民俗俚曲早已烙在他的脑海里,而湘西人那种爱憎分明,轻生命、重承诺,轻钱财、重情谊,不畏强暴、不怕艰难、扶弱济贫、豁达开朗、乐观向上的传统侠义精神也融入武侠大师的灵魂之中。以至于若干年后,一代武林宗师对湘西泸溪的地形地貌、民间典故、风俗民情如数家珍,不遗余力、详尽地加以描述。

金庸曾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过,“义”是人的一种性格精神,所谓义或者说是一种特别的情谊,都是属于人的感情。侠义是人类感情中一种比较特别的东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消息传到湘西时,金庸欣喜若狂,恨不得马上飞到故乡亲人身边,但毕竟战争刚刚平息,归途仍然坎坷难料,加上同学哥哥盛情挽留,于是直到1946年初夏,金庸才告别湘西,回到故乡。

湖南女书法家郭晓芳创作的作品,缅怀武侠大师金庸。

“国内最喜欢的作家是沈从文”

金庸在一次受访时曾言:自己最喜欢的作家,国内是沈从文,国外是大仲马。沈从文、金庸、大仲马,三人确存某种微妙的联系。

大仲马小说是西方文学中与"武侠小说"形貌最为接近的。大仲马以真实历史为“钉子”"挂上虚构故事的写作手法,更为金庸所借鉴继承。

沈从文则极力赞赏故乡湘西那种“个人的浪漫情绪与历史的宗教情绪结合为一的游侠者精神”。沈从文追忆自己少年时在湘西眼见的"游侠者行径":"重在为友报仇,扶弱锄强,挥金如土,有诺必践。尊重读书人……还能保存一点古风……(湘西的)游侠观念纯是古典的,行为是与太史公所述相去不远的。"文章结尾处,沈从文甚至强调:"游侠精神的浸润,产生过去,且将形成未来。"有研究人士表示,沈从文是"有可能写作武侠小说的",如成事实,"当不至于让金庸独步天下"。

虽然沈从文不曾写作武侠小说,但他小说中描写的苗族人与金庸笔下的游侠,仍自有其同质性:诚朴、笨拙、勇悍、野性、深情……沈从文与金庸的小说同在缅怀追忆这个民族那种磅礴大气、沛然莫之能御的生命力。

金庸于中国史,则最爱春秋战国、强汉盛唐。于世界史,钟情希腊荣光、罗马盛况。那样的时代,虽难免野蛮、血腥,却虎虎有生气,处处迸发出生命伟力,不是今天的文明人类所能企及。1994年,金庸在北大表示,自己可能会以春秋战国为背景写一部历史小说,因为"这时期的历史人物慷慨豪迈,思想开放"。

“‘湖南骡子’精神很了不起”

“我觉得湖南文化中有一点,外省人毁谤湖南人,不好听,讲他是湖南骡子,好像骡子一样倔强,你拉东它偏偏要往西;你打它它都不屈服,其实这种精神是很了不起的。"

也是在2000年岳麓书院的演讲中,金庸回答一位学生的提问时如是说道。可以看出,金庸对湖湘文化是十分欣赏的。

他欣赏湖南人的为人——“我觉得湖南人做事很踏实,虽然并不能肯定曾国藩镇压的农民起义,但他做事情的作风,坚毅不拔、继续奋斗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

他欣赏湖湘文化——“湖湘文化中有一个很好的优点,就是做学问和办事是两者合一的。王阳明在这里说知行合一,一方面要求知,一方面要行为。朱熹,人家认为他是唯心的,其实朱熹也强调要内圣外王,中国的传统学者,自己修养好之后要施展出去,对社会有所贡献,能够帮助人家。孔子也讲‘已欲利而利人,已欲达而达人’。朱熹、王阳明都是这样一个传统。”

朱熹、王阳明都曾在岳麓书院讲学,“知行合一 ” 也是金庸奉行的处世理念,所以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武侠作家,还是一位成功的报人。正如金庸自己所言,做学问和办报并不矛盾,《明报》才是他毕生的事业与声誉,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经世致用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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