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邓魏
天啊，我们都被古装剧骗了很多年。
在电视里，“青楼”长什么样？红灯笼，花窗帘，姑娘们挥着手帕，楼下老鸨扯着嗓子喊“客官进来玩啊”。
“红楼”呢？更简单粗暴——只要出现妓院，十有八九叫“怡红院”。搞得好像古代也有连锁品牌，全国统一装修似的。
我一直以为，这就是这两个词的出厂设置。一个青，一个红，都是那种烟花之地。
直到有一天，我闲着没事翻曹植的诗，翻到一句“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
当时我就愣住了。
曹植哎，写《洛神赋》那个大才子。他逛窑子还敢光明正大写诗吗？
跑去查资料才知道，这诗说的是大路边上的豪华楼房，里头住的是品性高洁的美女。原来，“青楼”最开始竟是豪宅啊！
清代著名学者袁枚专门考证过这事。他说，齐武帝在兴光楼上涂了青漆，管那楼叫“青楼”。所以，他在《随园诗话》里有些愤愤不平地写道：“今以妓院为青楼，实是误矣！”
也就是说，汉魏时期要是有人说“我家住青楼”，那不是在自黑，是在凡尔赛——相当于现在说“我家住汤臣一品”。
那“红楼”呢？更冤。
在古诗文里，“红楼”最早指的是华丽的楼房、富贵人家女子的闺房。白居易写“红楼富家女，金缕绣罗襦”，说的就是大户人家的小姐住在红楼里，穿着金线绣的衣裳。那是正经姑娘住的地方，跟烟花柳巷八竿子打不着。
一个青楼，一个红楼，最初都是正经人设。
只不过，后来被人玩坏了。
而这两个词的沦陷史，不只是汉字的演变，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古代女性被定义、被安排的命运。
我们先来看“青楼”是怎么从豪宅变窑子的。
这事，得怪南梁诗人刘邈。他写过一句“娼妾不胜愁，结束下青楼”。其实诗里只是沿用了前人的说法，指女子居所。但架不住后人想歪啊！于是，以讹传讹，把“青楼”和娼妓绑死了。
到了唐代，随着长安平康坊等游乐场所的兴盛，“青楼”逐渐成了烟花之地的代称。
李白经常给青楼写广告，比如“对舞青楼妓，双鬟白玉童”。白居易更是高产，光涉及青楼题材的诗就有好几十首，最出名的要数《琵琶行》。
真正把“青楼”带偏的，是杜牧。他那句“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一出，让“青楼”有些暧昧了。
到了宋元，“青楼”这词彻底变了味，从文人的风花雪月彻底沦为了市井的烟花之地。
宋代出了个狠人柳永，他科举落榜后干脆破罐子破摔，天天混青楼给歌妓写词。他的《乐章集》，很多是写青楼风光。秦观也是青楼常客，400多首诗词里，四分之一写给青楼女子。
元代有人写《青楼集》，专门记录妓女生平；明代更离谱，出了本《青楼韵语》，说白了就是古代版嫖娼指南。
就这样，“青楼”从豪门大院变成了烟花柳巷。
聊完青楼，我们再来看“红楼”。
如果说“青楼”是自己一步步走偏的，那“红楼”就纯属躺枪，硬是被后人张冠李戴。在正统诗词里，“红楼”指妓院的情况并不多见。
“红楼”就是红色的楼，华美的楼房。武汉有座红楼，是辛亥革命纪念馆；广州有座红楼，是古代贡院；北京也有座红楼，是北京大学的老校舍。都是正经建筑。
在古诗文里，“红楼”主要指向华丽的楼房、富贵人家女子的住所。白居易那句“红楼富家女，金缕绣罗襦”，就是这意思。
那为什么现在一提“红楼”就想歪？要怪就怪“怡红院”这三个字。
没错，就是《红楼梦》里贾宝玉住的那个怡红院！可如今，古装剧里但凡有烟花柳巷，十有八九叫“怡红院”，搞得像全国连锁品牌似的。
但其实，“怡红院”是曹雪芹笔下大观园里的正经院落，“怡红”二字取自“怡红快绿”，是贾元春省亲时改的名字。人家曹雪芹写的时候，压根没想跟烟花柳巷扯上关系。
谁能想到后世编剧这么有才，直接把“怡红院”改成了青楼招牌。老曹要是知道这事，估计得气得从棺材板里跳出来。
说到底，不管是青楼被“笔”良为娼，还是红楼被张冠李戴，这两个词的变化，都像极了古代女性的命运。
楼的标签换了又换，但被标签定义的女性的命运，在漫长的历史里却鲜少改变。
管仲在齐国设“女闾”，开了官办妓院的先河。目的嘛，一是增加税收，二是安置女俘，三是解决光棍问题。一套组合拳下来，那地方就成了体制内产业。
从此，一代代女子身不由己地走进那座楼，不管是青砖还是红瓦，不管是叫青楼还是红楼，她们的身家如草芥，命运似浮萍。那些文人墨客在楼里喝酒写诗，留下“薄幸名”的同时，也留下了一部女人的辛酸史。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青楼被取缔，红楼也不再涉黄，它们终于回归了本来的样子——就是普普通通的、青色或红色的楼。
不过，这两个词已被玩坏了上千年，想彻底洗白可没那么容易。
说到底，青楼也好，红楼也罢，不过是后人贴上去的标签。真正值得记住的，从来不是那些楼是什么颜色，而是那些被锁在楼里的人，她们活过、爱过、也写过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