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向柯树 王林洲
在明末清初的动荡年代，历史长卷中往往镌刻着英雄豪杰的丰功伟绩，而普通女性的命运却如暗夜流萤，隐没于宏大叙事的边缘。然而，在聂茂的长篇小说《王船山》中，作者以锐利而客观的视角，为明末清初的烽火岁月勾勒出一幅幅鲜活的女性图景，她们不再是历史的陪衬，而是有尊严、有智慧、有勇气的“自我”：有的在家庭崩解时撑起一片天，有的在命运枷锁中奋力抗争，有的在精神废墟上寻找宁静，更有的敢对“英雄”“王朝”的固有定义发出尖锐质问。这些女性形象，如同一束束穿越时空的光，照见了女性的坚守，也为当下的我们提供了关于尊严与觉醒的深层思考。
传统美德里的她：是家庭的“脊梁”
提起传统女性，人们常想到“温顺贤良”“逆来顺受”的刻板印象。在《王船山》中，传统女性形象被赋予了超越伦理教化的复杂维度。“传统美德型女性”用行动重新定义了“贤德”：她们的温柔里藏着智慧，坚韧中透着担当，在家庭与时代的夹缝中，以“拿主意”的姿态守护着亲人与信念。
王船山的母亲谭孺人，便是这样一位“有主见的贤妻良母”。丈夫王朝聘谋官失利后陷入消沉，谭孺人没有一味劝勉，更没有抱怨，而是私下找到堂妹筹措资金，悄悄为丈夫打点北上求官的行装。“去了，未必位列朝中。不去，就一定不会位列朝中。”她用一句清醒的判断，点醒了犹豫的丈夫，也为家庭争取到了新的可能。这份“私下筹钱”的举动，藏着对丈夫尊严的维护，更藏着对家庭未来的主动谋划——她不是被动等待丈夫“定夺”，而是用女性的细腻与果敢，成为家庭决策的“隐形推手”。
张纯熙的妻子胡三妹，则在绝境中把“坚韧”二字写得重逾千钧。丈夫因反抗压迫惨死后，留给她的只有两个嗷嗷待哺的幼子，和一间四壁空空的破屋。巨大的悲痛没让她垮掉，这位看似柔弱的女子，先是咬着牙避开王夫之等人的帮扶，不给旁人添麻烦，转而找亲戚合伙开了家小餐馆，用滚烫的油烟气撑起一家人的生计。可胡三妹心里清楚，光靠餐馆只能勉强糊口，要让孩子跳出“受苦”的循环，读书才是出路，便恳求王夫之能收其子为书童。即便她最终因孩子意外夭折而耗尽生命，但这份前期的坚韧，已然足够震撼人心。
还有王船山的妻子陶孺人、郑若兰，以及素未谋面的妻子奚采诺。她们或是在默默操持家务，或是在战乱中守护家人的安危，或是自主承担着对夫家的责任。聂茂在塑造这些形象时，没有将她们写成“丈夫的附属品”，而是突出她们的“主体性”。她们的付出不是“义务”，而是彰显着“选择”；她们的“贤德”不是为了迎合男性话语，而是源于对家庭、对亲人的深情与责任，其“不怨不尤”的态度暗含对时代悲剧的超越性理解。
困境中抗争的她：在黑暗里独立劈路
随着时代变迁，“温顺贤良”的女性形象早已无法承载女性对自我的追求。《王船山》中，聂茂塑造了以姜善棋为代表的“勇敢独立型女性”。她们是命运的 “叛逆者”，在压迫与不公面前，用智慧与勇气捍卫尊严，从“他者”的标签中挣脱出来，活成了自己的 “主体”。
姜善棋父母双亡后，流落“湘春楼”，凭借一手好琴艺和清醒的头脑，在风月场中为自己筑起一道“尊严的墙”。后来落入桂王府，她被当作“玩物”控制，被挟恩提出过分要求，甚至被囚禁押送。但这位女子没有被打垮：在波谲云诡的宫廷斗争中，她审时度势，“时时留意、处处小心”，不外露锋芒却暗蓄力量；面对曾戕害自己的翁不群，她压下心中的仇恨，像一位“战略家”般精心布局，最终成功复仇。
姜善棋的“独立”，不是鲁莽的反抗，而是“审时度势后的坚守”。她懂得在逆境中“藏”，却从未忘记“守”—— 守住自己的尊严，守住对自由的渴望。在男性主导的权力场中，她没有依靠任何人的“拯救”，而是靠自己的智慧在黑暗里劈开一条路。
追寻精神世界的她：在庵堂里找到“自我的自由”
《王船山》中的女性，不仅有“向外抗争”的勇气，更有“向内探索”的觉醒。在明末清初的动荡中，一些女性没有选择“世俗的抗争”，而是转向精神世界的追寻——她们走进庵堂，不是“逃避”，而是在有限的时代背景下，为自己寻找一片“心灵的栖息地”，以“超脱”的姿态实现对“自我”的掌控。
水月庵住持玄静师太，便是这样一位“精神上的自由者”。初读时，她是“不喜不惧、不恩不仇”的世外高人，仿佛早已斩断尘世羁绊。直到与姜晓书的深夜长谈，她的过往才被揭开，她曾是李自成的爱妃，李自成死后，她落入仇家手中，遭受身心的双重折磨，被轮番凌辱，又在逃亡中遇到山贼，险些丧命。最终，她在水月庵停下脚步，不是因为“看破红尘”，而是在历经沧桑后，终于找到了“不为他人定义”的宁静。她不再是“李自成的爱妃”“程九伯的囚徒”，而是“玄静”——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
姜晓书的选择，同样是一场“自我救赎”。她在青灯古佛旁诵经修行，不是“放弃生活”，而是在精神世界里重建“自我”——不再为他人的眼光而活，不再为世俗的标准而痛苦，而是专注于内心的平静与领悟。玄静师太坐化后，姜晓书成为水月庵的新住持，她接过的不仅是庵堂的钥匙，更是“坚守自我”的精神传承。
敢说“逆耳言”的她：以母亲的清醒照见时代的荒诞
在《王船山》的女性群像中，欧阳文澜或许不是最“耀眼”的，但一定是最“振聋发聩”的。
初次登场时，欧阳文澜是个“活在痛苦里的母亲”：丈夫姜百户守城战死，女儿姜百合因父亲离世精神恍惚，儿子姜燕吉是个只会叫 “姆妈”的痴儿。她生活困难，却在艰苦中也愿意为另一位不幸的女性提供帮助。欧阳文澜不懂什么家国大义，只知道：丈夫为守城而死，可他的家人却要东躲西藏；明朝政府从未给过她家任何嘉奖，反而因丈夫“抗敌”的身份迫害她；倒是清政府给了一笔抚恤金，让她的女儿能重新嫁人，让她的生活得以稳定。
“我不管人家安的什么心……在我看来，让每个普通人过上正常日子，让每个流血的人，甚至牺牲者得到应有的尊重，不瞎搞，不折腾，不自吹，我就欢迎这样的政府。这就是民心所向的好政府……”她的“清醒”，不是“没有气节”，而是基于“生存”的真实——这种基于生存本能的“清醒”，恰恰解构了传统历史叙事中“气节高于民生”的虚妄，展现了底层女性对“好政府”最朴素也最本质的判断，正如历史的温度，终究要体现在对普通人命运的关照上。
聂茂塑造欧阳文澜，或许正是想通过这样一个“普通女性”的视角，让读者看到历史的另一面：那些被宏大叙事忽略的百姓苦难，那些被“气节”掩盖的生存渴望，那些敢说“逆耳言”的底层智慧。她不是完美的女性，却有着最真实的人性光辉。
读《王船山》中的女性群像，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明末清初的烽火岁月，更是女性跨越时空的精神传承——谭孺人的智慧、胡三妹的坚韧、姜善棋的勇气、玄静师太的超脱、欧阳文澜的清醒等，这些品质从未过时。
这些在烽火中活成“光”的女性，早已超越了历史的局限，成为激励每一位女性的精神符号。她们让我们相信，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能守住自己的尊严，找到自己的方向，活成自己的“主体”——因为，女性的力量，从来都不逊色于任何时代的风浪。
编辑：阿挽
二审：吴雯倩
三审：邓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