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的美籍妻子遭打、女演员白静因家庭纠纷被丈夫残忍杀害、北京女子董珊珊新婚不久被殴致死……近年来，类似可被贴上“家庭暴力”标签的“家事案”频现报端。但或许不久后，这些“家事”将有专门的法律来“管”。
日前，中国青年报记者从全国妇联获悉，一部专门针对此问题的《反家庭暴力法》箭在弦上。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近期透露，“反家暴”立法已列入2012年立法工作计划。此前，全国妇联已连续5年向全国人大提出关于将反家暴问题“入法”的建议。
有多少家庭正在被“家暴”阴影笼罩？“家暴”是不是不可外扬的“家丑”？国家为何要立法管“家事”？为此，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了全国妇联权益部部长蒋月娥。
“家庭暴力早已不是个人私事，制定反家暴的专门法律，将使中国4.01亿个家庭中的成员获得公权力的保护。”蒋月娥表示，“但困难首先在于，一些人对制定专门反家庭暴力法的必要性还有疑虑。此外，如何界定‘家庭暴力’、调查取证困难、适用罪名有争议等，是目前反家暴立法中几道较难解决的坎儿。”
每个家庭都可能隐藏“家暴”
殴打、限制人身自由、性暴力、精神暴力、经济控制……蒋月娥告诉记者，这些都是“家庭暴力”的表现形式。
“在中国，家庭暴力现象具有普遍性，受害者不仅是妇女，还包括相当数量的儿童和老人。”蒋月娥表示。虽然没有全国性统计数据，但中国法学会反家暴网络的抽样调查显示，家暴在普通人群中的发生率为34.7%。“而且，家暴的施暴者不受年龄、性格、经济状况、文化程度、社会地位的影响，任何家庭，都可能隐藏‘家暴’。”她说。
以女性遭受“家暴”为例，全国妇联提供的统计数字显示，去年，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曾开展了全国性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结果显示，在整个婚姻生活中，曾遭受过配偶侮辱、殴打、强迫性生活等暴力的女性，占到24.7%。其中，明确表示遭受对方殴打的女性有5.5%，农村和城镇分别占7.8%和3.1%。
10年前，同项调查的结果是16%。她分析指出，虽然比例提高的原因比较复杂，越来越多的女性敢于“站出来说话”恐怕是原因之一，“但24.7%这个数字至少说明，目前国内已有1/4的妇女成了家暴的受害者，这个比例已经不低了。而且考虑到有些受访者不愿‘声张’，实际的家暴发生率可能更高。”
家暴的阴影不仅笼罩着妇女，在一些家庭，未成年子女和年迈父母，也是家暴的“牺牲品”。
虎妈、狼爸，如今打骂孩子作为一种“教育手段”颇有根基，而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被虐待、遗弃的事件，也日益增多。中国青年报记者检索发现，去年，深圳公务员殴打父母一事余波刚平，今年，四川一名4岁女童因教育问题而被家长一掌打死、云南一家长因孩子没写作业而将6岁儿子活埋……类似儿童被家长殴打致伤致残甚至致死的事件，屡见报端。
蒋月娥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从2004年起，妇联系统受理“家庭暴力”的投诉数量，年均有4万到5万件，去年占到婚姻家庭类投诉的25%。“其中，反映儿童遭受家庭暴力的来电，占家暴来电的5.4%，反映老年父母遭受子女暴力的占2.2%。”
“家庭暴力具有显著的社会危害性，越来越多的家暴在从一般的打骂，发展成危害公民生命健康的恶性案件。”蒋月娥提供的资料显示，在陕西省女子监狱，仅2007年，因家庭暴力杀人犯罪的妇女有171人，占该监狱各类故意杀人犯罪总数的30.35%；其中，因长期遭受家庭暴力被迫杀夫案件有163件，占95.32%。
家庭暴力不仅是家务事
全国妇联5月2日发布数据称，在其2011年年底开展的“反家庭暴力立法公众态度调查”中，2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1025名受访者中，有86%认为家庭暴力是“违法”行为，84.9%的人认为有必要对家庭暴力进行专项立法。
尽管家庭暴力人人喊打，但蒋月娥坦承，真要为它单独立法并不容易。其中，思想障碍是第一道“必须迈过的坎儿”。“有人认为家暴属于个人家庭内部的私事，国家不应当干涉。”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世洲说。
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研究会副会长李明舜则认为：“家庭暴力是对个人和社会的违法犯罪行为，绝不是家庭的私事。”
“目前，世界各国已经普遍建立了专门的负责妇女、儿童、老人权益的政府机构，制定了专门的法律，甚至还制定反家庭暴力的国际公约。在我国，家庭暴力也已经导致了严重社会问题。还不采取有力措施，就会犯‘见事迟’的错误。”王世洲说。
然而，蒋月娥表示，由于家庭暴力一般有隐蔽性、施暴长期性和后果严重性，并远离公众视线，传统上一直被大家视为“家庭内部纠纷”、“家丑不可外扬”。在上述调查中，1025名受访者里，也有4.6%的人至今认为家暴是“家务事,不违法”。
此外，“禁止家庭暴力”的提法已经在不少法律法规中出现。比如《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都对禁止“家暴”有原则性规定，全国妇联等七部门还下发了《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全国28个省(区、市)也出台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或政策，90多个地市制定了相关政策文件。
这么多法律都写了“反家暴”，有必要再单独立法吗？
“这些散见于相关法律的‘反家暴’条款，倡导性多于操作性，难以‘事先预防’，大多只起到警示作用。只是在家暴升级、后果严重时，才依据《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介入。”蒋月娥说，“而地方性的法规又缺少上位法，对解决‘反家暴’实践中的问题，难以作出实质性规定。”
“目前，司法实践中处理家暴案件的基本状况是：很高的证据认定标准，中庸的解决方式，很轻的处罚措施。”蒋月娥举例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比如，由于法律规定不明确，即使警察、检察官和法官，对家庭暴力案件的理念也都存在分歧。“有的警察认为丈夫打妻子、父母打孩子是家务事，警察不能干预；有的家暴行为，警察认为是故意伤害，而检察官认为是虐待；对‘以暴制暴’的杀人案件，法院判决差别也很大。”
定义、取证、量刑都是难题
在全国妇联看来，对“反家暴”而言，现有的法律规定只是一种临时性、过渡性措施。“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制定国家级的反家庭暴力法。”
“目前，世界上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家庭暴力进行了专门立法。”蒋月娥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我们的反家庭暴力法，首先应当确立‘国家干预家庭暴力行为’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干预机制，建立包括预防、制止、救助、惩罚在内的一整套制度措施。”
但蒋月娥同时表示，给家庭暴力这个“家事”单独立个法，一路有不少“拦路虎”。
“哪些行为算家庭暴力？国外通常认为它应该有四类：肢体暴力、性暴力、精神暴力和经济控制。而国内对肢体暴力和性暴力普遍认可，但对其他形式的暴力有不同意见。”蒋月娥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此外，哪些人群适用反家庭暴力法？国外认为通常包括三类人：一是有血缘关系和姻亲关系的家庭成员，二是有亲密关系的恋人，三是前配偶。目前，国内对此也有分歧。”
对这类“家事”调查取证，也是个挑战。“家暴一般发生在私人场所，隐蔽性较强，如果当事人自己不承认则难以被司法机关认定，证据很难收集，证据认定及举证责任分担也是立法需要解决的难题。”蒋月娥说。
家暴案发生后，如何合适地定罪量刑是立法同样需要解决的问题。“《刑法》中，与家庭暴力有关的罪名涉及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虐待罪、遗弃罪、强奸罪。在法国等一些国家，对家庭成员犯罪，被认为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罪行，会受到比对他人实施犯罪更重的处罚。但在中国，对这类犯罪通常有较高的容忍度，司法机关定罪时往往‘就低不就高’，这对保护受害人极其不利。”蒋月娥告诉记者，2009年，因家暴死亡的北京姑娘董珊珊，其夫就是以虐待罪定罪量刑，最后被判刑六年。
蒋月娥最后向记者透露，《反家庭暴力法》如获问世，最大的亮点可能在于“人身保护令”。但这也可能是立法亟待解决的难点之一。据悉，“人身保护令”参考了国外的经验，是指施暴者在限定时间内，除了不得继续施暴外，还禁止以电话、网络、信件等方式骚扰受侵害人，是一种更为周全、彻底的保护。
“‘人身保护令’是国际公认的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最有效的措施，尽管最高法院应用法学所正在一些地方进行试点，并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但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目前还没有相关规定。另外，违反这一措施后的法律责任，还涉及与《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衔接问题，实践中这个问题还没能解决。”她说。
本报记者王梦婕实习生许文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