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全国各地都在举行各式各样的活动来“重走长征路”，缅怀革命前辈。
其实，红军长征，我们应该关注的不仅仅是参与长征的人们，还有很多人在二万五千里之外默默地为长征付出了自己的努力，甚至牺牲。他们同样值得尊敬和怀念。他们中有些为了掩护红军长征留下来牵制敌人，有些因病不想拖累长征而留在敌占区潜伏……正是因为他们的共同努力，才促成了中国革命取得最终的长征胜利。
围绕长征，人们口中冠以“红二代”的中国革命前辈的子女们也经常被长征精神所感动，并用自己的方式传承长征精神。
10月19日，在被誉为“红军长征首发地”的郴州市桂东县，记者就遇上了一群当年在延安长大的“红二代”，他们眼中的长征是什么样的?他们又是如何传承长征精神的呢?
“红二代”的讲述
父亲的长征——“毛主席在哪，我父亲就在哪”
“长征的时候，毛主席在哪，我父亲就在哪!”10月19日，共和国少将、解放军无线电技术学校原校长贺俊侦之女贺安利，在郴州市桂东县接受今日女报/凤网记者专访时骄傲地说。
桂东被誉为“红军长征首发地”。1934年8月12日，承担着为红军长征担任先遣队任务的红六军团，在该县寨前镇圩市旁的一片河滩上召开了连以上干部大会，庆祝从中央苏区胜利突围并誓师西征。
现年73岁的贺安利当天则是来郴州参加“重走长征路，追寻红军光辉足迹”长征颂歌公益活动的。
在活动间隙，贺安利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父亲的长征故事以及对自己的影响。“父亲当年去参加红军时，我奶奶是反对的。”贺安利回忆。原来，贺俊侦有三个姐姐，他的父亲在不惑之年才有了他，所以，一家人都舍不得他离开。
贺俊侦1913年出生在湖北省阳新县王英镇东源潜龙村，后来参加儿童团，并当上了团长。
1929年10月，来到东源的“红八军”决定转移，贺俊侦参加了红军。
“当时，我奶奶哭着不让我父亲走，因为奶奶就我父亲一个儿子嘛。我父亲就劝我奶奶说‘我们是穷苦的命，只有革命成功了，我们才有好日子，到时我一定会接你们享福的!’”贺安利说，就这样，父亲掰开奶奶的手，参加了红军。
当时，阳新县的很多农家子弟都纷纷参加革命。“我们阳新县是著名的烈士县，有20多万名烈士。”贺安利说。
贺俊侦被分配到红八军团六师二分队。而通过几年战斗的洗礼，贺俊侦能从敌人的枪炮声中听出枪炮的型号和数量，并逐步由班长、排长而升至连长。
后来，在“四渡赤水出奇兵”战斗中，也有贺俊侦和他的战友们的功劳。
“1933年前后，我父亲调到了军委二局。”贺安利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那时的军委二局专门执行无线电侦察任务。其中，三科负责侦听(侦收)，科长胡立教，贺俊侦是侦收员。
贺俊侦先后参加了红军苏区五次反“围剿”的全部战斗和情报侦收工作。在这期间，贺俊侦边干边学，不仅侦收业务精湛，还掌握了破译知识，有的电报做到了抄下电文即可知道其内容的程度。
1934年10月，军委二局随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
在二渡赤水时，由于贺俊侦和战友们破译了敌人的密电码，掌握了敌人的行军路线、出发时间等，因此毛泽东如有神助，指挥行军甩掉尾追的敌人，顺利地二渡赤水。
此后，毛泽东亲自主管军委二局。在约两个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在不大的区域内，避实击虚，四渡赤水，于40万人的围堵敌军密集部署、犬牙交错的阵地之间衔枚疾走，穿插运动，争取了主动，走出了危局。
其实，长征时期的侦听工作并不轻松，甚至有丧命的危险。
“父亲他们当时执行‘接力赛跑二部制’。”贺安利告诉记者，所谓“接力赛跑二部制”，就是部队在行军中，边行军边侦听。甲机器在行军中停下来快速竖起电线，开始侦听，乙机器随部队前进。待乙机器竖起电线开始侦听后，甲机器才能转移追赶大部队再次竖起电线。
“湘江战役时，主力红军已通过浮桥，就等电台人员经过就要炸毁浮桥。这时，父亲正在侦听最后几个信息，敌人的追兵也快赶到，父亲硬是坚持侦听完才撤退，结果连电台的天线都没收起。”贺安利说。
由于工作出色，贺俊侦多次受到吃“百密”的奖励(即完成100件任务会餐一次)。
毛泽东在长征结束后由衷地评价说：“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
女儿的“长征”——坚持20年用音乐宣传长征精神
“我父亲从事的工作非常机密。他具体做了些什么一向不跟我们讲。”贺安利说，虽然对父亲的具体工作了解不多，但从小也听了很多父亲参加革命的故事，这一直激励着她，给她力量，影响着她的人生。
“初三时，父母都要去南方工作，留我一个人在北京念书。我当时还小，情绪不太稳定。”贺安利回忆，“这时，母亲给我写来了一封信，劝我不要想家，班主任老师还在班上念了这封信。信里主要就是讲父亲当年长征时吃的苦，希望我能够勇敢面对一切困难，努力克服。”
贺安利记得其中的一个故事就是，在过草地时，父亲的脚扭伤了，这时有敌兵追来，他只好躲在草丛中，一动不动。那真是生死一瞬间!当时侦听员非常少，等追兵走后，有人回来寻他，大喊“有二局的同志吗”。就这样，贺俊侦又继续跟上了队伍。“父亲的态度就是，死也不能掉队。”
小时候，父亲的工作用车，贺安利也不能坐，要么坐校车，要么走路。“父亲曾这样说，公车是配给我们为人民办事的，不是来送你们的，你们没有资格坐。”
另一个让贺安利难忘的故事就是，一个被称为“三灯机”的电台。这是1930年红军缴获的一部“只能收不能报”的电台，红军的情报侦听工作也就是从这“半部电台”开始起步的，其后屡建奇功。当时的贺俊侦，每每在战友们带着强烈厮杀后的疲劳酣然入睡时，对着这部不言的“三灯机”入迷。“如今，这个物件陈列在位于陕北的二局纪念馆。”
正因为牢记父辈的艰苦，贺安利在工作中兢兢业业，生活中也非常朴素。在她看来，“和平年代的长征精神，就是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退休前，贺安利在公安部第一研究所当高级工程师，10月19日，接受今日女报/凤网记者采访时的她，穿着极为简单，走在前来观看演出的老百姓队伍中，也显不出什么特别来。
退休后的贺安利，加入到了延安儿女联谊会。“我当年也在延安的保育院里长大，很自然地就加入了胡木英(胡乔木的女儿)大姐任会长的延安儿女联谊会，主要参加合唱团的活动。”贺安利说，“我们这次来桂东的合唱团成员有四十多位，我主要是担任合唱团的指挥。因为原来的指挥生病了，来不了。”
贺安利退休前其实不会做指挥，也从没学过唱歌的技巧。入团后，只好从音符、从发声等最基础的知识学起。“真是甘当小学生。”因为办事干脆，有决断力，贺安利在2009年升为副团长，负责合唱团的训练事宜。
“我们团以唱革命歌曲和民族歌曲为主。”贺安利介绍，他们合唱团在河南、山西，在革命老区，甚至在国外都有演出。“来桂东前，我们刚刚从加拿大回来。美国、日本等地，我们也去演唱过。”
合唱团之所以到处去演唱，既是为了弘扬老一辈的革命精神，也是为了传播民族文化。这一坚持就坚持了约20年。“说句实话啊，我们家族中也曾有人问‘刘少奇是谁啊’，居然连我们曾经的国家主席都不知道是谁啊!因此，我觉得宣传老一辈的革命历史，宣传长征精神，我们责无旁贷。我们不能忘本啊!”
对于这种坚持，记者称赞也是一种坚持到底不放弃的“长征精神”时，贺安利笑着说：“我觉得自己应该这样去做。”
贺安利其实不怎么喜欢“红二代”的称呼：“我们去参加一些演出时，主办方就让我们说自己父亲是谁谁谁，我知道观众可能想听这个，但对我个人来说，其实我不乐意。”只是为了宣传长征精神，为了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历史功绩， 她也只好将就。
红二代”的讲述2
父亲的长征：牵制敌军，掩护长征
“我的父亲没有参加过长征，但他曾为了保证红军长征去牵制国民党军队。”因为当天晚上要开会，66岁的傅援在餐厅边吃饭边接受了今日女报/凤网记者的采访。
傅援的父亲是共和国上将傅秋涛，1907年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安定镇。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转入中国工农红军。他同其他同志一起，领导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我父亲1934年后成为湘鄂赣省委书记，带领的部队是红十六师。”傅援回忆，当时由于没有电台，也不知道在桂东这边还活跃着红六军团红十七师。“双方都是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知道了对方。”
据傅援介绍，有一天，红十七师的萧克派人找到了傅秋涛，希望一起围歼国民党的两个营。“因为那时骗子和叛徒也不少，我父亲半信半疑，就只派出了一个连去支持，结果只消灭了一个营。”但从此，双方就联系上了。
后来，红六军团要为红军长征探路。“任弼时、萧克就写了一封信给我父亲，让红十六师牵制国民党的军队，保证中央红军北上。”
在牵制过程中，红十六师一年内共经过大小战斗几十次，特别是虹桥、高枧的战斗，取得一系列胜利。
1935年2月18日，红十六师以侦察连将高枧敌之碉堡围困起来，而主力部队却埋伏打援对方一个连。红十六师领导人从俘虏口中了解到被围的敌人属东北军第105师，而该师自东北沦陷后，被千里迢迢南调至反共前线，蒋介石企图使其与红军两败俱伤，以实现其借刀杀人、排除异己的阴谋。而这些情况，东北军官兵心中清楚，加上和沦陷日军手中的故土亲人失去联系，厌战思乡情绪严重。因此，红十六师指挥员决定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瓦解这股敌人。红十六师遂派人到前沿阵地喊话，唱抗日救亡歌曲。该连东北军官兵果然被感召，全部弃械投降。高枧碉堡守敌得知这一消息，也在傍晚交枪投降。此战，红军取得了己方无一伤亡，而缴敌轻机枪10挺的重大胜利。
红六军团西征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早两个月，由于红六军团及时向中央和军委报告了沿途的地形、民情、气候、物产等，为中央红军转移提供了重要情报和有利的群众基础。萧克将军后来回忆说：“红六军团突围西征，比中央红军早两个月，为中央红军长征起到了侦察、探路的先遣队作用。”
而傅秋涛和战友们为长征做出的掩护行动，也同样功不可没。1955年，傅秋涛被授予上将军衔。
女儿的“长征”：去父亲战斗过的地方走走
“我们团长在我们去加拿大之前，就说我们到时要去一趟桂东。当时不少人还以为桂东是属于贵州省的一个地方，不知道是湖南的。而我还是知道桂东的，因为我当时正好在整理父亲的一些材料。”傅援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我也是第一次来桂东，坐了很久的车，没想到这么偏僻。来了后，我也就明白了，当时的环境下，红军只有在这样的地方才能够生存。”
而当时，在湖南战斗的傅援父亲傅秋涛，日子也过得很苦。
“父亲曾经说过，三年的游击战争，特别辛苦。湖南的国民党来了，他们跑到江西;江西的国民党来了，他们跑到湖北。”当时的湘鄂赣苏区位于武汉、长沙、南昌三个省会之间，全境纵横三百余里，纵长千余里。
傅援去年底做了腿部手术，脚再也没有以前灵活有力了。而在2007年和2009年，父亲战斗过的地方，傅援能爬上去的都尽量上去看看。
尤其是父亲的家乡平江，傅援去过很多回。“2007年，我去平江黄金洞，那里曾经是湘鄂赣苏区的省委所在地。车开到四分之三的路程后，就开始没有路了，我只好拉着草或树枝上去。”
傅援无法想像，当时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是怎样上去的。而且，当时的部队要通信息、要换粮食都要通过老百姓，非常不便。“因为国民党军队把山里的人都赶走了，把群众的房子都烧掉了，就是要让红军没吃没住，逼红军下山。”
同样，平江县连云山山顶上有一个破庙，也曾经是湘鄂赣苏区省委所在地。路同样难走。“有一次，我们的车轮差点掉出去了，真的吓坏了。”傅援告诉记者，通过询问、查证，她才知道当时是怎么传的情报。
原来，此地山腰也有一个小庙，就是一个茶几大小、连门都没有的小房子，里面就一个佛龛。有了情报，就有当地妇女提着篮子，里面装些香和纸上来，把情报塞到佛龛底下。山顶的哨兵看见后，等没人时再下来取走。
“平江老百姓特好。我父亲后来说，如果没有老百姓，就没有他们了。”傅援告诉记者，现在平江高速公路都已经修好了，而能来桂东宣传长征，“我们义不容辞”。
“今天上台合唱前，有人讨论，是不是要穿雨衣。我说，当年长征的父辈多辛苦啊，我们来宣传长征，怎么能穿雨衣?咱们就得淋着点雨!我们后来淋着雨唱完后，观众们是一片掌声。我们到后台时，那些候场的小姑娘也直鼓掌。回到宾馆时，大家也说，你们不容易。因此，我们来宣传长征精神，就要不怕苦，就是要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用我老爹的话说，就是高举红旗，坚持斗争。”
“红二代”的讲述3
父亲的长征：不拖长征后腿，患病后留在赣南打游击
“我父亲很早就跟毛主席有了接触。”75岁的赖庆来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
赖庆来的父亲赖祖烈，1907年生于福建省永定县湖雷镇石城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在闽西革命先驱、福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永定支部书记阮山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9年，毛主席到永定县后，我父亲接到任务帮他租房子住，给他送报纸和文件。”赖庆来回忆，当时父亲赖祖烈任县苏维埃政府财政委员，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四处奔走筹集资金、财物，解决红军和红色政权的给养。他还鼓励、动员商人把闽西的毛边纸、草纸、条丝烟等土特产运到国民党统治区去卖，而后把食盐、布匹、棉花、红糖等日用品、医药品运回苏区销售。
1932年，赖祖烈与毛泽民、李六如等人一起，筹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及福建分行，他任福建分行行长兼福建金库主任及中华商业总公司总经理，积极发展苏区经济，统一货币，统一财政，扶持生产，筹集军饷。
“父亲参加了五次反‘围剿’战斗。红军长征开始时，在直属队的他本来也要一起长征，但因为父亲突然患恶性痢疾，只得留下，坚持在赣南打游击战争。”赖庆来告诉记者，后来她父亲还跟红军失去了联系，但他一直没有放弃寻找组织。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赖祖烈从家乡永定县秘密来到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找到了叶剑英、李克农、钱之光等人，通过政审，参与《新华日报》创刊筹备工作。后来，他调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经理科科长，负责筹集、管理军饷和物资。后又辗转至衡阳、重庆。
“皖南事变前夕，组织上获悉父亲已经成了国民党特务监视的目标。为防不测，周恩来让父亲以叶剑英秘书的身份随同叶剑英从重庆飞回延安。”赖庆来告诉记者，父亲抵达延安后，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找他谈话，让他担任中共中央特别会计科科长。
“这个会计科负责管理中共中央的特别经费，协调使用全国各地方党组织的经费，还管理华人华侨的捐款等等。”从那以后，赖祖烈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25年。
有人说，建国以后，赖祖烈经手过数以亿万计的巨额人民币。而对于自己因加入共产党而被国民党烧毁的祖居福春楼，在同楼叔侄写信求助的情况下，他只是回信说深表心痛和内疚，并会向上级汇报。但实际上，赖祖烈从未拨过一分钱给家乡重修福春楼。
此外，赖祖烈还受毛泽东亲自委托管理他的稿费。
据《闽西日报》报道，赖祖烈还曾兼任周恩来的财政秘书、政务院参事、国务院外国专家招待事务管理局局长、中南海管理局局长、中央警卫局局长等职。
后来，赖祖烈被誉为中共中央的红管家、好管家。
女儿的“长征”：父亲曾给家乡烈士立碑，我们打算修葺
“我很高兴来到湖南桂东!因为这里是红军长征首发地，当年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前身《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就是在这里发布的，来这里非常有纪念意义。”赖庆来笑着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我女儿最近也好好看了与长征有关的电视节目，她也非常感慨：红军当年真是走了最艰苦的一条路，也才真正明白，红军真的牺牲很大才建立了新中国。”
来到桂东，赖庆来也很容易就想起了家乡永定的子弟兵：“我们永定当时有8000子弟兵参加长征，但是好多都在湘江战役时牺牲了，非常悲壮!也就当时在直属队(主要是后勤部)的留下了一部分人。红军真是不容易。”
建国后，赖祖烈回永定，在老家山顶上为这些牺牲的子弟兵立了一块碑，以作纪念。“如今已经几十年过去了，父亲早已逝世，碑也略显陈旧，我们家里人也在商量，打算重新修葺一下。”
“如今，我们也老了。我从20年前一退休就参加了延安儿女联谊会，参加了合唱团。我们来这里合唱革命歌曲，就是要发扬长征精神。希望更多的人，来学习革命前辈不怕困难、不怕牺牲、艰苦奋斗、勇于担当的精神。今天，我们虽然淋了雨，全身都湿透了，那也没事。红军当年那么难，我们受这点苦不算啥!”
■编后
当我们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回顾历史时，我们不仅仅是纪念长征本身，也要看到，在中央红军长征的前后左右，有很多的革命前辈不惧牺牲，甘愿付出，为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我们今天纪念长征，怀念长征，纪念的是长征精神，怀念的是所有为红军长征胜利、为中国革命胜利而付出努力，甚至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前辈和普通百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正是因为有了和老百姓的血肉联系、鱼水情深，才最终赢得革命的胜利。
新时期下，我们正在进行另一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只要我们发扬长征精神，时刻“不忘初心”，坚韧不拔，努力进取，就一定能夺取新长征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