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晚景的悲凉，更集中体现在他1995年的元旦抒怀：《求仁得仁，又何怨！》，这是一篇欲说还休、鲜有人懂的怪文，倘若不是署了季羡林的大名，恐怕在任何报刊都难以发出。文章怪在何处？请看劈头这两句：“是不是自己的神经出了点毛病？最近几年以来，心里总想成为一个悲剧性人物。”
“总想成为一个悲剧性人物”，这句话由德隆望重、誉满天下的季羡林口中说出，还不够惊世骇俗吗！为了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家务纠纷？！季羡林这句话，是由英国作家哈代的长篇小说《还乡》引起的，具体说，是由书中某位母亲的一句话引起的：“我是一个被儿子遗弃了的老婆子！”季羡林觉得这位母亲的处境又可怜，又可羡。怜，容易理解；羡，则从何说起呢？文中，季羡林以过来人的身份说法：“人生走到这个地步，也并不容易。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旅客。与其舒舒服服、懵懵懂懂活一辈子，倒不如品尝一点不平常的滋味，似苦而实甜。”
季羡林回顾，他读《还乡》，是在清华求学的时候，当日，母亲去世不久。母亲去世前，有八年，他没有还家。八年啊，八年！这期间，他读完初中，上高中，停学一年，再读，娶妻，高中毕业，上大学，寒暑假回济南，生女，……如此漫长的过程，如此曲折精彩的变化，竟然没有抽出一些日子，回家看看。难怪他母亲生前对人抱怨：“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对此，季羡林不能原谅自己。他说：“在我灵魂深处，我对母亲之死抱终天之恨，没有任何仙丹妙药能使它消泯。今生今世，我必须背着这个十字架，我决不会再有什么任何形式的幸福生活。我不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又是什么呢？”
是的，这事的确不能原谅。但这只能说明他有一个不幸的早年，不能形成影响终生的悲剧。季羡林对此也予以否认，他接着说：“然而我最近梦寐以求的悲剧性，又决非如此简单，我心目中的悲剧，决不是人世中的小恩小怨，小仇小恨。这些能够激起人们的同情与怜恤、慨叹与忧思的悲剧，不是我所想象的那种悲剧。我期望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悲剧呢？我好像一时也说不清楚。我大概期望的是类似能'净化'(hashasois)人们灵魂的古希腊悲剧。相隔上万里，相距数千年，得到它又谈何容易啊！”
季羡林呢，他是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吗？否。他不是那种把头颅掖在腰带里的革命者，从他选择梵文那天起，他就把自身定位在清灯残卷。他身上有“俄狄浦斯情结”吗？有的，“俄狄浦斯情结”就是“恋母情结”，这一点，季羡林是愈到老年，体现得愈强烈。但他的“恋母”，带有纯然的抽象，更多的是出于本能，毕竟他六岁就离开母亲，当时没有照片，加之年龄小，接触短，以至于母亲的面影，一片混沌，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尤为伤心的是，不管季羡林如何回忆，他都想不起母亲的笑容。至于说与美狄亚，这位敢爱敢恨的复仇女性，两人更没有可比之处。总而言之，他成不了古希腊悲剧的主人公。
也许人们会联想到他的婚姻。前面说了，季羡林的婚姻是谈不上理想的，终其一生，他一直缺乏琴瑟和谐的夫妻之爱。且慢！写到此处，相信有人会提出质疑：“你说的太过分了吧。夫人去世之后，季老曾写过纪念文章，从内容看，老夫妻俩的感情是很深厚的，一点也没有你说的那种痛苦意味。”是的，你说得对，彭德华过世后，季先生的确写过一篇纪念文章，附在《寸草心》的篇尾。季先生的婚姻历程，本书将在第四章《季羡林的缺憾人生》中作专门叙述，这里权且摘引《寸草心》中的有关片段，略作剖析，季羡林说：“在道德方面，她(彭德华)可是超一流的。上对公婆，她真正尽上了孝道；下对子女，她真正做到了慈母应做的一切；中对丈夫，她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爱护。她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孝顺媳妇，贤妻良母。她对待任何人都是忠厚诚实，从来没有说过半句谎话。她不会撒谎，我敢保证，她一辈子没有说过半句谎话。如果中国将来要修《二十几史》，而其中又有什么'妇女列传'或'闺秀列传'的话，她应该榜上有名。”我相信这里说的都是真话，同时相信季老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对夫人是满怀尊敬。老伴老伴，到了晚年，夫妻俩是名副其实的伴。但是，让我们站开点想一想：倘若彭德华在丈夫的生活中，仅仅是“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爱护”，是不是还缺少了一些什么？而这三个“绝对”，实质又意味着什么？
好了，关于季夫人彭德华的事，先说到这里。虽然这桩婚姻，对于当事人双方曾经是一杯苦酒，但季羡林“求仁得仁”的时候，她已是黄泉路上客，尘世的悲欢离合，与她再也没有任何关系。
那么，剩下的，就只能是与儿子关系的冲突。季羡林对此并不讳言，他在《求仁得仁，又何怨！》中说：我所瞩意的古希腊悲剧，“却于最近无意中得之，岂不快哉！岂不快哉！这里面当然也有遗弃之类的问题。但并不是自己被遗弃，而是自己遗弃了别人。自己怎么会遗弃别人呢？不说也罢。总之，在我家庭中，老祖走了，德华走了，我的女儿婉如也走了。现在就剩下我一个孤家寡人，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了。我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条件都已具备。只待东风了。孔子曰：求仁得仁，又何怨！”
这里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是自己被遗弃，而是自己遗弃了别人。”别人是谁？指的就是他的独子季承。事情怎么会走到这一步？个中原因，季先生没有说，肯定是不足为外人道的了。笔者猜想，这对老父老子间一定发生了争吵，而且颇为激烈。凡是过来人都会知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不是亲属，胜似亲属”的“打工者”
事情的发展，颇为出人意料。世人看到，没有多久，季羡林的悲剧情怀，就被一位外援的介入，一扫而光了。2000年11月5日，季羡林在《我的家》中回顾：“然而，天无绝人之路。隔了不久，我的同事，我的朋友，我的学生，了解到我的情况之后，立刻伸出了爱援之手，使我又萌生了活下去的勇气。其中有一位天天到我家来'打工'，为我操吃操穿，读信念报，招待来宾，处理杂务，不是亲属，胜似亲属。让我深深感觉到，人间毕竟是温暖的，生活毕竟是'美丽的'(我讨厌这个词儿，姑一用之)。如果没有这些友爱和帮助，我恐怕早已登上了八宝山，与人世'拜拜'了。”
这位“不是亲属，胜似亲属”的“打工者”，就是李玉洁。
李玉洁在季羡林晚年的生活中，是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据其自述，她生于1928年，属龙，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北大中关园，与季羡林住对门。李玉洁的丈夫杨通方，是季羡林的属下，朝鲜语专家，那年月，因为莫须有的“特嫌”，迭遭整肃，受尽折磨，李玉洁一家的日子，十分凄惨，最难挨时，她一度想投未名湖自杀。而季羡林，作为东语系的行政领导，兼紧密邻居，对杨通方夫妇，从政治到生活，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屡有照顾，李玉洁对此终生不忘。后来，七十年代末，季羡林组建南亚所，李玉洁参与其中，成为季先生的助手。九十年代中后期，季羡林孤零无靠、艰难度日之际，李玉洁感于前恩，在家人的支持下，毅然挺身而出，自愿担当季先生的义务助理。
李玉洁的介入，是循序渐进的。先是，季羡林在1995年10月自述：“近一年多以来，我陡然变成了'孤家寡人'。我这个老态龙钟的耄耋老人，虽然还并没有丧失照顾自己的能力，但是需要别人照顾的地方却比比皆是。属于我孙女一辈的小萧和小张，对我的起居生活，交际杂务，做了无微不至的充满了热情的工作，大大地减少了我的后顾之忧。我们晨夕相聚，感情融洽。在这里，我不想再用'宛如家人父子'一类现成的词句，那不符合我的实际。加紧的词儿我一时也想不出来，请大家自己去意会吧。除了她俩，还有天天帮我整理书籍的、比萧和张又年轻十多岁的方方和小李。我身处几万册书包围之中，睥睨一切，颇有王者气象。可我偏偏指挥无方，群书什么阵也排不出来。我要用哪一本，肯定找不到哪一本。'只在此室中，书深不知处。'等到不用时，这一本就在眼前。我极以为苦。我曾开玩笑似地说过：'我简直想自杀！'然而来了救星。玉洁率领着方方和小李，杀入我的书阵中。她运筹帷幄，决胜斗室，指挥若定。伯仲伊吕，大将军八面威风，宛如风卷残云一般，几周之内，把我那些杂乱无章、不听调遣的书们，整治得规规矩矩，有条有理。虽然我对她们摆的书阵还有待于熟悉；可是，现在一走进书房，窗明几净，豁然开朗。我顾而乐之，怡然自得，不复再有'轻生'之念。我原来想：就让他乱几年吧，等到我的生命划句号的时候，自然就一了百了了，哪里会想到今天这个样子！”
进而，李玉洁包揽了季羡林所有的日常杂务。我们仍来看看季羡林是怎么评述的，在《九十述怀》中，他说道，1995年之后，“有一位多年的老同事，天天到我家里来'打工'，处理我的杂务，照顾我的生活，最重要的事情是给我读报，读信，因为我眼睛不好。还有就是同不断打电话来或者亲自登门来的自称是我的'崇拜者'的人们打交道。学校领导因为觉得我年纪已大，不能再招待那么多的来访者，在我门上贴出了通告，想制约一下来访者的袭来，但用处不大，许多客人都视而不见，照样敲门不误。有少数人竟在门外荷塘边上等上几个钟头。除了来访者打电话者外，还有扛着沉重的摄像机而来的电视台的导演和记者，以及每天都收到的数量颇大的信件和刊物。有一些年轻的大中学生，把我看成了有求必应的土地爷，或者能预言先知的季铁嘴，向我请求这请求那，向我倾诉对自己父母都不肯透露的心中的苦闷。这些都要我那位'打工'的老同事来处理，我那位打工者此时就成了拦驾大使。想尽花样，费尽唇舌，说服那些想来采访，想来拍电视的好心和热心又诚心的朋友们，请他们稍安勿躁。这是极为繁重而困难的工作，我能深切体会。其忙碌困难的情况，我是能理解的。”
李玉洁的介入，从天时地利来说，堪谓恰到好处。季承与父亲僵持，李铮行将退休，李玉洁独揽全局，应该说，她在照顾季先生方面，是呵护备至，很下了一番功夫的。尤其是，季先生2001年底几番住院以来，李玉洁也以院为家，实行全天候服务--她的两个儿子都在美国，老伴杨通方一人在家，身体也不好，她常常趁午饭后季先生休息时，回北大照顾老杨，末了又赶回医院--在旁人连想也不敢想的事，她居然把它化为现实。
从1995到2006，李玉洁和季羡林合作得“天衣无缝，滴水不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