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任内务部长,湖南老家儿女希望得到“照顾”,他回信如此“点拨”

2020-04-30 阅读数 40142

编者按:良好的家风凝聚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有助于涵养好的作风、政风和社风、民风。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湖南省妇联推出“红色家风润三湘  家国情怀故事汇”系列报道,介绍湘籍老一辈革命家、现代名人等人物好家风好家规的故事,敬请关注。

谢觉哉:“焦官”写给子女的115封家书

策划:湖南省妇联宣传部 

执行:今日女报/凤网

文/郭玲 漫画/潘晶慧


人物简介:

谢觉哉

(1884年4月27日—1971年6月15日),出生于湖南宁乡。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延安五老”之一、著名的法学家和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法学界的先导、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在中央苏区任内务部长时,主持和参加起草了中国红色革命政权最早的《劳动法》《土地法》等法令和条例。1934年参加长征。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等职。

著名导演谢飞,大家都很熟悉。但你知道吗?他的父亲更加赫赫有名,是“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真是名副其实的“虎父无犬子”。
  谢觉哉是湖南宁乡人,一生跨越了三个时代。从晚清秀才到民国教师,从同盟会骨干到“延安五老”,谢觉哉的一生历尽了中国现代史的苦难与艰辛。
  作为父亲,他坚持以书信和孩子们交流情感,传递教诲。在他留下的115封家书里,慈严相济、自力更生、不谋私利、甘当“焦官”(编者注:宁乡一带方言中,“官”与“干”同音,“焦干”一词原意为干燥,引申意便是没有油水;“焦官”,即不贪不占,不捞油水,两袖清风之官的比喻。)的家风家训让人既感受到了他的舔犊之情,又对他肃然起敬。

又慈又严的“老父亲”
  “我到了72岁,才开始真正尽孝。”这是著名导演谢飞5年前在《谢觉哉家书》正式出版的发布会现场回忆父亲往昔时说的一番话。
  2014年,谢飞开始选编《谢觉哉家书》。彼时,他72岁。谢飞说,他到了自己老年的时候,才发现对父亲了解并不多。
  谢飞在整理父亲谢觉哉的书信时,方才从那些已经发黄变脆的信函中,渐渐读懂父亲的一生。“看着那些信封、邮票,不禁感慨这已经或即将永远消失的书信交流方式的美好与伟大。”
  通过这本书和谢飞导演的回忆,我们更为清晰地看到老一代革命前辈谢觉哉的家风家训。
  在谢飞的记忆里,父亲一直是个慈祥老人的模样。确实,在人均寿命只有三十八岁的旧中国,谢觉哉从五十岁参加长征起就被称为“谢老”。花白的八字胡须,温文尔雅的性格更加深了人们对其“老人”的印象。
  谢飞说,在他孩童时的记忆中,父亲总是在伏案工作,任凭孩子们在周围嬉戏、打闹,他仍旧提着毛笔,独自写着东西;实在被吵得无法工作了,他顶多呵斥几句,伸出虚握的拳头在孩子们脑壳前“威胁”一下。
  谢觉哉虽然慈爱但对儿女的要求也很严格。谢飞还记得,上世纪50年代,他们兄弟姐妹还都在上小学、中学,多数又住校,父亲就利用周末时间为孩子们集体上课。他还时不时给孩子们集体写信,让秘书打印多份发给大家。
  有一次,谢飞的弟弟谢亚旭因为作业难,没有完成就睡觉了。谢觉哉晚上开会回来后听说此事,立即走到床边将谢亚旭轻轻唤醒,不顾一整天工作的疲惫,陪着他把难题解出写好才休息。

一封写得最长的“致儿女”信
  除了重视孩子们的学习,谢飞回忆,父亲还非常注重培养他们勤劳的品德。
  早在参加革命前,谢觉哉就写信告诫还在上高小的女儿琼英,“读书和劳动是两不误的事情,学会烧茶、煮饭等治家之事同等重要”。
  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教导子女们“凡自己能做的事,都要自己动手,扫地、洗衣服、煮饭、炒菜、院子里挖土种菜,都要做,做惯了就闲不住,身体也会更强壮”。三年困难时期,院子里有块空地,谢觉哉就在休息时间带着家人翻地种菜,自力更生。
  在谢飞印象中,父亲1962年3月8日写的“致儿女”一封信写得最长,也最丰富。谢觉哉从住、吃、穿各个方面谈古说今,以自己和母亲的经历教育孩子们要节俭,“我家是地主,我又是有职业的人,我到北京才穿上绸内衣,还是人家送的,手表我以前没有……我记得1937年去兰州搞统战工作,公家给我买了一双皮鞋,到北京为了接待外宾才买第二双皮鞋。那时我快70岁了……”


  “焦官”回乡,有三个条件
  谢觉哉有句名言:“我这个官是‘焦官’。‘官’而不‘焦’,天下大乱;‘官’而‘焦’了,转乱为安。”这句话是他写给生活在湖南的大儿子的信里说的。
  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谢觉哉有一些儿女生活在湖南,正值青壮年时期的他们,希望在北京“做大官”的父亲能给予他们“照顾”,走出农村,到城里工作。
  1950年1月21日,谢觉哉在给儿子的信中谈起了“焦官”。在湖南宁乡,“焦”即“干”,没有油水,“焦官”指不挣钱之官。自古以来,当“焦官”意味着两袖清风。谢觉哉称自己是个不挣钱的“焦官”,是在告诫子女们,他不能以权谋私。
  就这样,谢觉哉和湖南老家的子女保持着书信往来,把对后代的关心爱护与严格教导融入家书的字里行间。他经常对子女说:“我是共产党人,你们是共产党人的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直到谢觉哉去世,他在老家的子孙依旧安心务农或从事教育工作。
  谢飞回忆,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于1957年、1960年、1961年三次回到湖南,却只有两次去到家乡南馥冲老家。
  后来,谢觉哉在许多信里都提到这个经历:“去年正月,我到宁乡看了许多好东西,值得称赞的,但也有的看不顺眼。连夜由谭家湾修一条到我屋前走汽车的路,这是为什么?屋子里站几个穿白衣的招待员,不知道在哪里学来的”。
  对此,谢觉哉多次写信批评、教育:
  “修车路,不是对我的尊敬,而是对我的不尊敬,使人民看了,要说我谢胡子是个官,是个架子很大的官,这是浮夸风的反映。”“我两次回乡,都不很称意。我还想回乡一次,不过有三个条件:第一,不要派一些人包围我,要让我行动自由;第二,要农村容易买到猪肉;第三,要看到到处都是幼林。”
  重读父亲的书信和著述,谢飞才开始真正进入了父亲的思想、情感、文化世界中。他曾感慨地说:“我不想拍电影了,只想从这里开始读懂父亲。”于是,他开始编辑《谢觉哉家书》,因为这是“后辈的责任与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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