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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晓丹
“津市牛肉粉，柒圆的柒扁的？”长沙人的一天，常常伴着这句问候拉开序幕。大街小巷的津市米粉馆，冒着浓浓的香辣味、肉脂味，胖胖的女老板站在店门口，腰系白围裙，手拿漏勺和筷子，麻利地下粉。她们顾盼流飞，一有人经过，就笑容可掬地丢起常德话：“老板，柒粉啵？”
几乎没有人能抵挡津市牛肉粉的诱惑，猪油、酱油、精盐、香葱、高汤做底，放入烫熟的米粉，再淋上几勺红油浇头，还有熬了几个钟头的油码：麻辣牛肉、红烧牛肉、清炖牛肉、牛杂、酱汁牛肉……粉馆里众生百态，小伙子双码重挑，红油肉汤“滋溜”一下喝得精光；时髦姑娘嗦起粉来原型毕露，一边流鼻水一边豪吃。他们用津市牛肉粉开启了一天的好心情。
人是用胃来记忆的一种动物，去过的地方、见过的人、经过的事，往往伴随着食物的回忆；又或者通过食物，串连起过去碎片化的信息，唤起失落的记忆。
童年时我寄住外婆家，还未上小学。一个小孩子能记忆的东西，多半依靠食物完成。外婆做的坛子菜、霉豆腐、腊八豆、粉蒸肉、杂烩等都是人间美味，我记得吃每样东西的时间、地点，也记得每样东西的味道。
我平生第一碗津市米粉，却是外婆的好朋友胡姥姥做的。那天外婆出门，胡姥姥代管我的中餐。她把我领到长长的公共厨房，站在灶台边看她下粉。我清楚地记得她家的碗镶着一线金边，还有淡桔色的方块线条。她用猪油调了一碗汤，把烫熟的米粉下到碗里，再浇上两勺红油和肉沫，最后撒上绿油油的葱花……猪油和辣子的香味冲进鼻子，我一边咽口水一边拼命找筷子。
胡姥姥摸着我的头，笑了，讲起常德话，“慢慢柒，莫捉急……”
我用筷子缠上洁白的米粉，粉条浑圆，有弹性。汤底有桂枝、花椒、八角、辣椒、生姜的鲜辣，也有复杂的中药材的异香。我来不及仔细品尝，一碗米粉就见底了。我由此牢牢记住了胡姥姥，她60开外，个头不高，黝黑结实，脸色黑黄，布满麻坑，右手夹着一支香烟，吞云吐雾，牙齿熏得焦黄。
胡姥姥长得一点也不好看。在我幼年的印象里，除了她做的米粉，她的一切我都看不懂，她浑身透着神秘。那时“文革”已经过去两年，外婆从城中心遣散到郊区已经十多年，回城看起来遥遥无期。外婆平静地接受一切，与周围的邻居打成一片，其中包括退休工人老胡和他的妻子王氏。王氏也就是我嘴里的胡姥姥。
邻居们看胡姥姥的眼神十分复杂，有惧怕、好奇，还有鄙夷。他们讳莫如深的眼神、交头接耳的诡异表情令我越来越疑惑。我问外婆，胡姥姥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别人躲着她？外婆只说：她……是居委会治安委员嘛。
胡姥姥几乎没有什么女性特征，一副老烟嗓，声音像男人，做事火急火燎。她和老胡没有生育，家里两个孩子还是老胡与前妻生的。孩子们与她关系疏远。不仅孩子不跟她说话，老胡也不跟她说话，她看上去很孤独，所以老是待在居委会，走家串户发通知，给小朋友发宝塔糖……她不理旁人的眼光，自顾自生活，偷闲还会向天空吐烟圈，只是很沉默。
1984年祖母搬离郊区，与一帮老邻居各奔东西。
1995年我听外婆说胡姥姥过世了。外婆抹着眼泪公开了她保守多年的秘密，原来胡姥姥是津市人，早年流落到贵州，抗战后期因生活所迫被卖进妓院，一直熬到国共内战。老胡在贵州修路时认识了她，将她赎身，续弦。因长期遭受摧残，胡姥姥没有了生育能力。
她绝口不提过去，仿佛她的命是从嫁给老胡才开始的，老胡比她大20岁，都可以当她爹了。不知她心里，可曾埋怨过命运的无情，可否恨过人情的荒凉。胡姥姥去世时我已大学毕业，不再是那个用胃思考的小孩子，回想当年人们对她的憎恨与嫌弃，无异于投向可怜人的匕首，没有比这更怯懦和可耻的。鲁迅在《华盖集·杂感》中说：“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而不知不觉间，人们都曾抽出利刃，合力刺向更弱者。
人生倏忽如电，偶尔我会想起平生吃的第一碗津市米粉，想起胡姥姥，若有来生，希望她能得到更好的对待，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她在花间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