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长辈常说只有读书才会有出息，初中毕业后我只身跑到南京考学校，什么都不懂的我刚来就看到地质学校门口挂着硕大的招生横幅，心想试试看吧……就这样，阴差阳错间我和测绘结下了缘。
“做对祖国有用的人才！”
从接受命运的安排，到下决心为国奉献，班主任的这番话时常在我耳边回响。
1956年毕业，我和学校里学测绘的10个班共500多名同学一同分配到了西安地质部测绘局，就此开启了我大半辈子的测绘生涯。
荒漠缺水险牺牲
正式工作的第二年，就遇到了我这一生中最惊险的事。
那是1958年，刚结束河西走廊的测绘工作，我们小组继续南下，来到了青海省的柴达木，负责柴达木盆地区域的地形测绘工作。和我们一同抵达的还有国家为了培养测绘人才从苏联请来的测绘专家。那时国家搞测绘刚起步不容易，能请来专家指导学习更不容易，所以队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凡事都要先听专家的话，技术问题要以苏联专家意见为主，不能给他添麻烦。
那次，我们按照苏联专家的要求完成了当天的测绘工作，回到驻地后，却被我们的工程师拦下，说我们本次测绘的计算方法是不符合技术规范的，是违章作业，要求我们小组成员立即返工，重新测量。
九月份的柴达木已经很冷了，尤其是天已黑，连沙漠地区独有的交通工具——马和骆驼都已经解雇了，我们一行三人只能自己扛着仪器步行返还盆地重新测绘返工。这时大家还没意识到几小时后我们即将面临的生命危险。
大雾天徒步在沙漠戈壁地区，也没有帐篷等装备，经过半晚上的跋山涉水后我们只能身披大衣席地而睡，忍受着寒冷。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迅速开展测绘工作，忙完才想起大半天没进食了，这才小心翼翼掏出水壶和干粮。
沙漠地区本就缺水，我们一整晚都舍不得喝上一口，这会要就水下咽干粮时，让我们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壶里竟然滴水不剩！
原来，昨晚我们席地而睡，盆地夜晚寒冷水壶直接被冻裂开来。
这下可好，没有水喝，三人都慌了，我们干粮都不敢再吃，完成任务后马上往回赶。
从测绘工作区到驻地有近百公里的距离，一起返工的同志里有个西安的同学，身体素质稍差了点，没吃一点东西，再加上口干舌燥地走了五六十公里，实在是走不动了。他往地上一瘫坐，向我俩说：“你们先回去吧，要是你们能走到有水的地方，就盛点水来救我，我实在不行了。”
看着我们迟迟不走，他又说：“你们赶紧往回走吧，不然三个人都会危险！”
听了这话我和另一位测量同志才接着前行，又走了很久才见到绿洲，自己趴着喝了好几口后，便赶快盛起水朝沙漠里跑去救那位西安的同学。
救出人后，我们继续往公路上走，由于徒步的时间已经很长了，我们早已体力不支。不过，也庆幸那会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在沙漠地区的公路上，过往汽车遇到有困难的人一定救，我们才化险为夷。
直到现在，我回想起那天都后怕，差点就要牺牲在茫茫沙漠之中了。
内蒙草原趣事多
1959年，国家测绘局地形九队正式成立，因为前一年在柴达木冒着生命危险坚持完成了工作，我也被领导赏识提升为中队长，带领着测绘队伍进了大别山，驻地在林彪的家乡——红安。
那时，国家正处于特殊时期，建队初期，生活十分艰苦，早期甚至连吃饭都是个大问题。为了让队里的后勤有保障，解决测绘队伍口粮不足，我们一部分同志就先放弃作业，继而北上往东北肥沃的黑土里垦地种土豆、大白菜。
1960年，我也带队北上，来到了内蒙古大草原。队里分工明确，一半人种地、捡蘑菇，另一半人继续工作。
在内蒙古大草原工作的这两年，是我整个测绘生涯里最“幸福”的两年，这里的天然草原广阔无垠，充足的日照、肥美的草原也孕育出了丰富的畜种资源，有大量的牛奶、奶茶等奶制品供应，之前吃不饱的艰苦日子，在这里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口粮不仅有了保障，“品质”也大有提升。每天都吃用牛奶下的面片，一年下来大伙都壮实了不少。
大概是之前有过太多次饿肚子的经历，由此我们测绘队员还闹了出“笑话”。
内蒙人民十分热情、友善，常常请我们测绘队员进屋做客，喝奶茶、吃奶酪。队里当时有个贪吃的年轻小伙子，蒙民热情好客，在蒙古包里请他吃饱喝足后，还给他捎了一大袋子奶酪。哪成想，这名年轻的测绘队员，不知道奶酪要配着奶茶喝，在路上边走边吃，竟把奶酪全吃进了肚子里，没有就奶茶搭配，是很难消化的。
到了深夜，我们还不见他收测绘驻地，便派出整个中队队员去寻人，一边用强光照，一边扯喉咙喊，找了两三个小时后，才在半路上找到了他。找到人时，他的肚子已是鼓鼓囊囊，胀得已经完全走不动了。
经过这次“笑话”后，我们队里的成员都不敢和他一般胡吃海喝了。
其次，在内蒙古大草原里工作，最大的不便就是上厕所，尤其是对女队员而言，草原里没有厕所，更别提女厕所了。我们队里仅有的一名女队员，说来也是艰苦，每次如厕前都要向牧民借披风才行得通。
我们在内蒙古大草原上开展测绘工作时是国家最困难的三年，除了我们，在别的地区工作的队友都非常艰苦，在那个不易的年代里，我们是最幸福的……
测绘途中遇惊险
1962年，我回到衡阳。在这里，我们在原衡阳船舶厂搭建了临时驻地，条件也依旧艰苦。也正是这一年，武汉测绘学院刚毕业的学生们纷纷加入九队给我们国家的测绘工作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随后我便带队继续前往江西开展小面积的测绘工作，主要对测绘工作进行检查与指导。
作为中队长，我虽然不必直临测绘一线，但做后方支持工作时，我没曾想过自己还会再次面临危险时刻。
一年后，我随大队部来到了贵州遵义，中队部驻地在毕节市。
那天，刚吃完午饭，我坐车前往金沙县，车开到一段下坡路时，远远的就看到一个背着背篓的小姑娘。小姑娘见到我们开车过去，突然往路中间跳了过来。司机来不及刹车，只得往左边猛打方向盘避让，汽车一头就冲进了路边居民的土砖房，半个车身都穿到了墙里。一个急刹车，我的脑袋也将挡风玻璃给撞破了，整个头部扎满了玻璃，当场昏迷过去……
醒来后，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幸好没撞到小姑娘。那次还好有惊无险，虽然自己成了“伤病员”，但当地人却对我们保护孩子的举动频频点赞。
援越测绘生活
1964年，到了云南昭通工作一年后，我奉命援越，开始了三年多的援外测绘生活。
当时，国家从国家测绘总局、总参谋部测绘局一共调了45名专家，由原国家测绘总局副局长鲁突领队，帮助组建越南总理府测绘局机关，并帮助培养越南测绘人才和组建测绘队伍。
越南要想独立完成测绘任务，关键还是要着手培养自己的测绘人才，因此我们决定开办测绘学校。由于任务紧迫，越方很快地把学生招齐了。我们大部分专家都转入学校当讲师，我是担任航外班主讲，有时也去航内班讲地形课。
为了与翻译配合好，我们每节课都会重复两遍——第一遍先给翻译讲，因为他们都不是专业翻译，一些测绘术语和专有名词，他们要事先查阅字典；第二遍才是给学员讲课。第一个跟随我的，是一位华侨女翻译。她性格直爽，工作认真，我们配合得也很协调。
那时的越南并不太平，正受到美帝国主义的狂轰滥炸，几乎每天都要钻防空洞，因此援越任务既光荣也艰巨。
教学工作开展不久后，形势开始恶化，不断传来美机要轰炸河内的情报。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专家组和测绘学校都实行疏散，转移到农村。学校疏散到了一个叫北泰的村庄，这个村很大，教室就设在一个祠堂里，我们也分散住在农民家。
有一次，由于间谍告密，我们的住处来了6架美国轰炸机，投掷了呈一字形的6枚炸弹，每隔五、六十米来一颗，爆炸后产生直径30米左右深4米上下的一个大坑，幸好落在教室旁的那颗没有爆炸，无人员伤亡。
美帝在武器装备上是先进的，但他们的士兵服役和战斗好像是被迫在完成任务，每次轰炸都在上午八、九点和下午二、三点，和上班一样准时，轰炸时俯冲瞬间极短，生怕被地面的地对空导弹和高射炮打中，只要扔完炸弹就算完成任务，故命中率不高。这些，我们在掩体内看得非常清楚。所以，那段日子只要警报一响，大家就有秩序地进入掩体，直到警报解除才出来。
教学工作开始很不顺利，主观上我缺乏经验，客观上越南学员听中国人讲课，不注意听翻译的解释，再加上翻译中的折扣，使教学质量受到严重影响，第一次测验很多学员不及格。
本着对越南人民负责的精神，我们又深入到学员中进行重点辅导，并取得翻译的配合支持。随着时间的推移，教学质量明显提高，中国专家在越南人民心中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学员毕业后就组建了越南测绘内、外业队伍，我们又转到生产队伍中担任顾问，辅导生产作业，直到越方基本能独立工作为止。
三年援越结束，我于1968年再次回到九队工作，到九队撤销后才回老家江苏，在煤矿上继续做着测绘勘探的技术工作，直到1985年转至无锡环境卫生管理局工作到1996年退休，我60年的工作生涯也告一段落。
个人简介>>
储荣吉,1935年出生于江苏，1953年考入南京地质学校地形测量专业，1956年毕业进入西安地质部测绘局工作，1957年加入同年成立的国家测绘总局，先后在我国西北、西南、东北等地区做测绘工作，1965年奉命援越，在越南开始了三年的测绘教学生活。1968年重回九队直到1970年初九队解散后才回老家江苏，在无锡煤炭指挥部担任工程师，领导开发了小张墅、白泥场等煤矿。1985年转至无锡环境卫生管理局任政工科科长兼工会主席直至退休，现居江苏。
记者手记>>
从甘肃省的武威、张掖到祁连山，沿着河西走廊，带着刚参加工作的热情和对测绘工作的新奇，储荣吉一路走过高原、荒漠、戈壁，测量了每一寸无人问津却又实实在在的土地……三年援越工作，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怀、越南领导人的接见，让他感受到测绘工作是艰巨与光荣共存……
与储荣吉采访时，他还清晰地记得荒漠求生、穿墙车祸、援越智躲炸弹的每个细节，讲到有趣事时，他便哈哈大笑。如今，他讲述往事时总是云淡风轻，常说“这是我们测绘人应该做的”。其实，这才是测绘人为完成任务一次次生死较量后独有的从容淡定。
编辑：罗雅洁
审核：陈寒冰
